>>> 2008年第6期
变革时代的情怀
作者：唐志伟
【关键词】苏曼殊；变革时代；爱国情节；女性选择
谈起苏曼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扑朔迷离的身世，短暂却坎坷的人生经历，亦或是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却又不能真的做到绝迹红尘，非空非有。在他一生中，哀怨凄婉的感情波澜不断。对于他的小说，评价也颇有争议——他被指称为近代鸳鸯蝴蝶言情小说的始作俑者，哀情小说的领头羊——实际上，他的小说并不仅仅是无意义的凄婉爱情故事的描绘，这里面不仅有苏曼殊个人的血泪与情感，更为重要的是其小说中还有可供解读的深层的意蕴。
一、民族观念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知识分子兴起了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的热潮。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过程中，一部分具有传统学术根基的知识分子主张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吸取精华和动力。他们视汉族统治为“正统”，而视异族统治为“亡国”，章太炎就曾经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在“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下进行国粹主义宣传。他们认为“国粹”就是我们汉族的历史，文化。这个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这种宣传在政治上是与其反满革命的思想紧密联系的。当然这种观点有狭隘的一面，但是无疑亦有其积极影响。国粹派的发起人章炳麟、刘师培都是苏曼殊的志朋好友，对其产生深刻影响。
苏曼殊1898年（即他15岁那年）东渡日本，1902年由冯自由介绍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的青年会，交游甚广，1903年4月参加“拒俄义勇军”，后因为经济原因回国，辗转于上海、苏州、广州。苏曼殊把他受到的这些影响，思想的变化，爱国的情怀巧妙而详实的反映到他的小说作品中去。
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方面。《断鸿零雁记》第十一章中提到静子家中所藏书籍“均汉土古籍也”，且“多理学家言”，“宋人理学之书”。第十七章中静子的发髻“作魏代晓霞妆，”静子顺口吟的是“采莲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是“范石湖之诗”。此外，静子与三郎关于诗、画的一番议论也是符合中国的审美传统，有着浓厚的中国的诗情画意，诗质底蕴。《天涯红泪记》中，天下大乱，燕影生归家，“生之慈母方制重九糕，女弟制飞鸾饼……即传言侍女进晚膳。生视之，红豆饭也。母言：‘今日为重九佳节，家中食罗候罗饭，年年如此。’”有着浓厚的中国古代，具体说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的传统。
汉书，汉妆，汉诗，汉俗，这不是巧合，是体现——视满族统治为异族，视清朝统治为“亡国”的体现，隐含了当时“灭清”的革命口号，这在当时无疑是革命、进步的。
人物事迹方面。《断鸿零雁记》第一章对于金瓯山的描写，其着眼点在于人物事迹：“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遁迹，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在第十二章中，静子陈述朱舜水遗事，“以亡国遗民，耻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长崎，以其地与平户郑成功诞生处近也。”陆秀夫、朱舜水、郑成功在中国的历史、文学史上都是不满于异族统治而抗争的典型人物,作者在这里再三强调这些人物，他们的事迹，其寓意不言自明。
对于与外国有关的人、事方面。《断鸿零雁记》第六章，作者之所以以感激姿态描写罗弼牧师是因为他是“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而《绛纱记》中，“厂中重要之任，俱属英人…….厂中重要之权，悉操诸外人之手，”而在由新加坡回国发生海难之时，“意大利人争先下艇，睹吾为华人，无足轻重，推吾入水中”。对于异国人把持大权，对于异国人的，蛮横无理，对于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悲痛与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苏曼殊作品中没有明确的所谓革命、斗争，也没有外国对中国军事入侵的直接刻画、惨痛描写，他仅仅是从自己一个小知识分子的视角、经历、体会传达出的外国对中国，外国人对中国的蔑视，以此激励国人，变革社会，改变现状奋发图强，这比血淋淋的直面描写更胜一筹。如果说苏曼殊在其作品中从语言文字、风俗制度、人物事迹、对与外国有关的人、事方面的表达还是含蓄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则是相对直露的，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女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值得思考的。
二、对现实苦难的思考及其艰难选择
苏曼殊在作品中以“汉”为中心，汉民族，汉文化，汉遗迹，遗事成为叙述、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则是表达更为直接、更为畅快的另外一个方面。
《断鸿零雁记》中第二十一章，壁上所题《捐官竹枝词》中，“便宜此日称观察，五百光洋买得来”，“一万白银能报效，灯笼马上换京卿”，“莫问出身清白否，有钱再把道台加”等等，道员、郎中、知府、同知、知县、光禄寺署丞甚至包括留学生无所不写，痛快淋漓，这与《官场现形记》等类小说对腐败龌龊官场的谴责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仅写了腐败官场，对整体社会也做了一个描述。
当时社会背景下，苏曼殊就是通过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把现实的苦难和对现实的不满表达出来，把对现实的感受、认识表现出来，把革命、救国的必要性，紧迫性推上水面。
对救国道路的探索是近代仁人志士关注的问题。正是由于对西方的学习，在异国的留学经历，才使得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东西两种文化。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比较、对峙与抉择中，中国人（尤其是作为先行者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与吸收，这期间也充满了经历了曲折、痛苦的心理历程。苏曼殊接受了刘师培等国粹派的影响，而他本人又有日本生活、学习的亲身经历，并且参加了实际的组织、活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吸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得他在两种文化冲击中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而这种境地最鲜明的体现在对女性的选择问题上——东方还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
三、对女性的选择
苏曼殊的小说，离不开爱情。郁达夫、胡适对其也有不客气的批判。《碎簪记》被概括为一个多情多病的少年，屈优在专制婚姻之下，和一位他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婚，就郁郁以卒。也有人认为《断鸿零雁记》的悲剧是因为三郎“家运式微”，因而雪梅之父悔婚；《碎簪记》的悲剧是因为灵芳家贫如洗因而遭庄是叔婶反对；《非梦记》的悲剧同样也是因为其家境。《绛纱记》是因为昙鸾舅父破产因而五姑之父退婚，而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是金钱门第在作怪。诚然，其悲剧的结局固然有金钱门第的原因，即所谓传统的、封建的观念，但这里作者所表达的不止这样简单。
苏曼殊的小说大多都是写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与爱情悲剧。其悲剧的原因，表面看来不过是新旧思想的矛盾。婚姻自由的观念随着西方思潮的进入已然已经被青年男女所接受，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对长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陈规的长辈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允许的，可是爱情的悲剧就这样产生了。苏曼殊所要表现、表达的不仅仅是新与旧的矛盾，而是接受新的观念的青年在选择时的矛盾，是心灵深处的挣扎、彷徨与呐喊。在重重的矛盾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合适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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