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现代性变迁中的民族传统文化
作者：任兰兰
关键词 现代性；全球化；变迁；涵化；民族传统文化
现代性问题虽然始于西方，但在全球化进程驱使之下，它已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东西方文化正轰轰烈烈地交融抵触时，民族传统文化也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悄然改变。现代性变迁(特指文化变迁)是一种强劲的冲击与蔓延，由不得谁停下来周密思量变与不变，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这种不可抵抗的改变，借助变迁的机制，在这一场看似劫难的碎化中，以主动的姿态完成新的整合。
一、现代性变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代性变迁的强势，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侵袭是巨大的。以贵州黔东南地区西江为例的苗族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性变迁中艰难地摸索着行进。据当地苗族民族志和文化志的记载分析，以改革开放为界限，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吃鼓藏、扫寨、偷婚、祭山、祭树、巫仪、鬼师等等被称为“奇风异俗”，并作为落后的封建迷信活动被政府强制取缔。较为强劲的一次侵袭是文革时期汉文化对苗族本土文化的渗透，当时的西江，上至政府行政机构管辖权力对苗王、寨老的逐步取代，下至苗族人民在语言服饰、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苗文化被强有力地“汉化”了。在对汉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此时苗族在自身民族认同感上处于最孱弱的时期，一方面是汉文化中的确有很多便利之处(如轻便的服饰、坚固的建筑)；另一方面，面对如此强势的文化时，弱势文化不自觉地会显露出趋同的愿望(如尽量使用汉语，减少汉苗的差别)。改革开放后，随着各条交通要道的修筑，借助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神秘浓郁的民族文化，旅游业在少数民族地区蓬勃开展起来。政府意识到旅游这一商机，力图使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在政策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仪式得到恢复。随着旅游和其他新文化的引人，西江的苗文化不断受到外界的关注，西江人民的生活方式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西江在被动应接现代性侵袭的过程中逐步找到主动的方向，以另一番景象展示在我们面前。当错落有致的吊脚楼以一道独特的苗家建筑风景吸引住外界的眼球时，西江人民意识到，钢筋混凝土楼房虽然安全坚固，但那绝对不是外地人想领略到的景致；她们主动穿上苗服，戴上苗饰，用苗家纯朴的歌舞及生活习俗迎接慕名而来的游客。与此同时，旅游也需要本土民族提供更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来支撑，于是，本土民族意识到自身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在得以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在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知过程中，复制式的传承中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一种“表演性”的传承与重构悄然而生。
对于现代性变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民族研究者喜忧参半，英国学者吉登斯提出，“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传统是被发明的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也即是说，任何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从来如此的，它是在环境的需要下不断变化和创造的。文化不是僵死的，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对于变迁中的西江，我认为现代性的影响并非劫难，相反，旅游使得外来文化与西江苗族文化的交流空前频繁，少数民族在对本土文化强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自觉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觉在潜移默化中应运而生，苗族传统文化以一种全新的风貌开始了与主流文化的正面对接，而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得传统民族文化在变迁中又重新寻找到扎根的土壤，建构新的文化功能成为可能。从此意义上，少数民族以主动的姿态，掌握自身生存方式，并且还可能会创生出新的仪式，从中建构出新的意义。
二、民族传统文化在变迁中生存坐标的自我建构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的确给人们以重新建构的想象空间，面对现代性变迁，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区域发展的愿望更为迫切。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在此我要特别提出我个人坚持的观点，那就是这个重构的主体必须是本土民族，因为当打着保护与开发的旗帜强势深入到少数民族社区时，我们所能预见的民族文化式样只能说是外来文化意识主导下的本土文化。正如人类学考察者王良范教授在对西江政府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模式上提出的，应该把“我们要把西江如何如何”转变为“西江希望我们做什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主宾语换位，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化自我建构。“我以为谈到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恐怕这种语式才是一个合理的文化语法结构。”前部分我提到了西江苗寨在现代性变迁中从被动到主动的这样一种角色转变，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变迁的快节奏步伐总会让传统应接不暇，对于接踵而至的外来文化，建构自身的生存坐标自然将成为民族传统文化迫在眉睫的使命。
“传统也经常屈服于现代性，在世界上这样的现象正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来。……这种因此而受到保护的遗产被割断了与传统的生命血液的联系，即割断了与日常生活经历的联系。”就目前中国开发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而言，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即使在旅游业发达的云南，旅游作为一个开发项目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而我们甚至不敢轻易断言这能否成为一个可持续不断的开发项目。“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文化面临困惑，人们的宗教生活随现代旅游热的兴起而出现世俗化的倾向；丽江古城的‘空巢’现象，大批纳西族的外迁，丧失原住居民的古城将变为空壳一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商业化了的传统文化和失去了内容的传统文化。”西江犹如一个初学走路的婴幼儿，在尚未学会大步流星时，借鉴前人的脚印，西江能否走得更为稳健?
西江位于贵州黔东南地区雷公山的边缘地带，距黔东南州府凯里八十公里，交通并不便利，或许正由于此，西江与同州开发得较为成熟的郎德上寨、南花苗寨等地相比，苗族文化所受到外界的关注相对要迟缓得多。西江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一个苗寨，上千户的苗家吊脚楼比邻相接，清一色的青瓦木屋沿着山脚蜿蜒而上，远远望去高低错落有致；四周绵绵不断的群山、郁郁葱葱的林海和层层叠叠的梯田，如此的朴实无华对视觉上的冲击，给人心境上一种世外桃园的宁静致远。更别说滋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苗文化——神秘的祭鼓典礼及禁忌，跳芦笙、摇马郎、唱飞歌、吃牯脏，苗银、绣片……不断地给西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祖祖辈辈靠农耕为生的西江也是一个落后的西江，贫穷是西江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面对现代性变迁中的西江，天性好客的苗家对旅游更是寄予了希望。
当旅游业作为一个现代性因子无可厚非地引入到西江之后，苗族传统文化也遭遇了现代性史无前例的侵袭。政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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