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京味文学的发展与未来
作者：戴定华
关键词 京味文学；发展现状；文学形式
一、京味文学的界定
“京味文学”是一个用得烂熟的词，但是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多年以来一直纠缠不清谈论京味文学的含义，当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学一词中“京味”的含义。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此有着开创性界说。她把京味文学与写北京的文学、京派文学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着重对京味文学本身做了具体分析。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同时，赵园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作了富有洞见的界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1)人与城的精神联系；(2)人的文化体验；(3)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她认定，需要；(4)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这四方面在今天看来对把握京味文学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关京味文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第二，京味文学这术语是后起的，产生于“新时期的当下”即20世纪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对于北京城的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种文学风格现象。对前两个问题，她的界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对后两个问题，就存在着需要质疑并重新考虑的地方了。首先，所谓“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还是指现代的北京城?这里的“古代”与“现代”之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种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还是现代的北京城文化?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样需要关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这种“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本身，还是指人所“体验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质究竟在“风格”还是在别的什么?它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地域文学风格，还是一种只在历史的某一时段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难以分开。继赵园女士的开创性探讨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前行，从一个新视角对京味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把握。
“京味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因此，京味文学是地域性的文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京味文学的巅峰，体现出北京语言崇高的美学境界。而作家刘庆邦则认为，“京味文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有三个作家标志着京味文学的三个阶段：老舍、王朔、刘恒。他们的文学有共同的特点：表现北京的“民间生活”，有强烈的底层或边缘色彩。刘恒的作品所具有的“带笑之泪”的黑色幽默风格，是新“京味文学”的重要收获。
二、京味文学的产生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文化的形成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其中孕育而出的京味文学，则又将北京描绘成了另一番景象。京味文学中的北京城，确切地说，应当是指古都或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特定存在风貌。由于如此，它内部绝非简单的和谐，而是存在双重悖论。第一重是指故都与现代的悖论，即它看来是故都北京，却正在现代衰颓着；它看来是现代北京，却处处可见其古典遗存。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是古典的现代遗存。第二重是指生长与衰颓的悖论，即它既是生长着的又是衰颓着的，是生长的现代中的古典衰颓。从而，北京城是一座充满故都与现代、生长与衰颓的悖论的“城”。
作为一种地域风格的北京文学则出现得比较晚，直到200余年前问世的《红楼梦》中才初露端倪。京味文学作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学样式，它的最终成形，是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所谓“京味”文学兴起为标志。《红楼梦》的问世，将京味文学带入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使得京味文学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精神内涵丰富，表现形式独特的新型文学派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京味文学的发展
京味文学自产生以来，发展极为迅速，至20世纪20-30年代，“京味”文学的发展，主要有两支：一支是老舍，一支是以周作人、何其芳、卞之琳、梁遇春、方令孺、朱自清、吴伯箫、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不过，一提到“京味”文学，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无疑是老舍。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老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北京人，他的作品是典型北京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可以明显看到北京文化的影响。老舍多次充满深情地说到：“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而京派作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京派’，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活动都是在北京开展，但他们的作品语言可以说全然不是京味的，但京派作家由于身处北京，深受北京社会文化形态的熏陶，他们带着时代的寂寞感和社会变故的审视目光，冷静对待现实的丑陋，产生出自身与城市和故乡的双重距离，用一种动情而不专情的笔墨写出悠闲却微含苦涩的‘美文’，显得更加自重、自持、自尊，体现出乡村式的平静和安宁，由于京派作家的主要人物都是学者型的，因此，他们从北京的文化形态氛围中觅到了可以躲避政治风雨，保持从容矜持学人风范的僻静的一隅，他们可以利用这里的相对宁静来精心构制他们那和谐、冲淡、清纯、平稳的‘北平风度’，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他们在语言风格上不可能放下学人架子去学习和体味平民的生活用语。”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来，京味文学进入了新的鼎盛时期，涌现出汪曾祺、邓友梅、王朔等一大批京味作家，并且突破了小说的范围，向综合艺术领域开进，京味话剧(比如《天下第一楼》《北街南院》等)、京味电影(比如《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京味电视剧(比如《北京人在纽约》《雍正王朝》《大宅门》等)相继问世。这些作品都与20世纪20-30年代的“京味”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1990年电视剧《渴望》的播出，将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推到人们的视野前。这些新京味小说作家(包括徐坤、邱华栋、黑马、古清生、陆涛等)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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