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汉乐府民歌中的动物寓言诗初探
作者：巩育华
关键词 动物寓言诗；汉乐府民歌；动物故事
众所周知，乐府民歌是汉代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承《诗经》，下启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我国诗歌史上书写了精美绝伦的华彩乐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同时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动物寓言诗。这些富有奇趣的作品。巧妙地运用了比拟象征的表现手法，表面上句句写动物，实则句句写人，句句写时事。诗人将自己的忧愁悲苦、凄凉身世隐藏在小动物的故事背后，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反映了现实主义精神，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枯鱼过河泣》、《蜨蝶行》、《乌生八九子》、《雉子班》及《艳歌何尝行》。
比较五首民歌，我们可以尝试着对这些寓意深刻的“动物故事”做出一些论断：
诗人借以反映生活的主体都是比较弱小的动物——《枯鱼过河泣》中是一条再也无法回到水里的枯鱼，《蜨蝶行》中是一只被养子燕劫持的蝴蝶，《乌生八九子》中是一只不幸毙命的乌鸦，《雉子班》中是一窝被人强行拆散的雉，《艳歌何尝行》中是两只泪眼生别离的白鹄。诗人笔下所写的不是勇猛强悍的丛林之王，也非一些关键时刻能使出杀手锏的避难高手。这些无助的鱼、蝴蝶、乌鸦、雉及天鹅，在悲剧来临之际都无以自保，无力反抗，或委之天命自我安慰，或落泪悲呼。这些动物界的受害者正是人世间诗人的化身，他们的命运即是诗人的命运。弱小的动物，无助的人民，同病相怜，令人心酸。
其次。诗中都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雉子班》开篇，老雉夸赞小雉的羽毛多么色彩斑斓，母性的光辉，家庭的和美，雉家庭的天伦之乐，跃然纸上，然而诗人笔锋一转，悲剧随后发生；《乌生八九子》开篇，乌鸦母子，端坐桂树上，与世无争，一切看起来和平安详，然而强弓精弹随后而至，恶毒的王孙并不因为乌的与世无争就心生恻隐，取消自己为非作歹的行为；《蜨蝶行》开篇，蝴蝶游戏花丛间，轻松活泼，多么美好的春光图，然而灾难从天而降，转眼间良辰美景不见，蝴蝶顿时失去自己的世界，成人阶下囚，盘中餐；而《艳歌何尝行》的开篇。圣洁的白鹄，爱侣相随，成双成对，和谐美满的幸福溢于言表。“双”、“十十五五”这些词，特别强调了白鹄们双双对对，渲染幸福的同时，却也为下文的夫妻生别埋下伏笔。欲扬先抑手法的巧妙运用。凸显了遇难者命运的悲剧性，点出了灾难的不期而至性，说明人民生活在担惊受怕中，生活没有保障，由此更对比出了压迫者的残忍、无情及其卑劣以及社会的时事险恶、风云变幻。
而且，这五首寓言诗集中体现了乐府民歌叙事性强的特点，而且叙事语言洗练、娴熟。作为通过故事反映生活的文体。寓言在体例上，本身便具有叙事性强的优势。这五篇寓言，全都故事完整，情节连贯、曲折，寄抒情表意于叙事之中，一气呵成。其中《蜨蝶行》、《乌生八九子》、《雉子班》尤为显著，《艳歌何尝行》和《枯鱼过河泣》略次之，但相对于其他诗篇，叙事性还是很强的。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两汉，杂言诗、五言诗代替《诗经》的四言诗成为诗歌体例的发展趋势，这五篇寓言，皆属杂言诗、五言诗。其中，《枯鱼过河泣》和《艳歌何尝行》为五言诗；《蜨蝶行》、《乌生八九子》、《雉子班》为杂言诗。
值得注意的是，五首诗中的细节描写皆惟妙惟肖。例如《枯鱼过河泣》中枯鱼死后，过河“作书”，这一细节表现了枯鱼的善良淳朴；《蜨蝶行》“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樽栌间。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的细致描写，再现了蝰蝶由生到死的过程，其生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巨大恐惧，使读者感同身受，从而反映了弱小百姓的无辜无奈，民生多艰；而另一面，乳燕们“摇头鼓翼何轩奴轩”迫不及待的丑态更是刻画了压迫者的丑陋嘴脸，反映了压迫者的残酷无情及麻木不仁。
此外，这五首寓言诗从所表达的情感的性质来说，都是悲苦之调，其中充斥着辛酸苦楚，人间悲剧轮番上演：《枯鱼过河泣》、《蜨蝶行》及《乌生八九子》以死亡作结，《雉子班》及《艳歌何尝行》以亲人离散收尾。诗人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这样的感情基调，其所反应的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了寓言这样的表现手法，三者之间关系密切。
以上这些特点，使动物寓言诗在汉乐府民歌中独树一帜。宛如一株奇葩，大放异彩。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都是假托动物的故事，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危机，表现受害者的生存环境和忧伤心理。
像这样充满奇思的寓言诗，在汉代一度成批出现，究其原因，与作者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大汉朝虽是我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鼎盛时期，但武帝后，剥削日见其重，民生日益凋敝，底层人民苦不堪言，因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中反映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诗作举不胜举。而两汉自武帝时代起就酷吏横行，张汤之流数不胜数，甚至有所谓“腹诽”之法。人们有满腔的悲愤，苦于无法直吐，就往往发为奇思，利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借以宣泄。因此，用寓言诗来抨击世事、讽刺时政，正是一种极有效而少危险的形式。它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变形的揭露或讽刺在汉代成批出现，并成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体式上的重要特点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
俄国维戈茨基指出：“寓言蕴含着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的种子”。通过这五首汉代的动物寓言诗，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动物上演的“哀两汉民生之多艰”的悲剧。其悲呼，其涕泪，其惊惧，其生离，其死别，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