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浅谈五四运动时期的信仰重建问题
作者：张 亮
关键词 信仰重建；五四运动时期；“破”和“立”
五四运动时期，时值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深受摇撼，社会急剧变化。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出现了一种“普遍王权之崩溃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之解体，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局面。革命在完成摧毁政权和制度的同时并没有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传统文化在否定后，国人在信仰体系中出现了一种真空状态。当事时，如何重建信仰成为时人的现实需要，也成为那个时代和社会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信仰之“破”
在五四运动之前，辛亥革命在荡平旧的满清帝国的时候，也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否定。中华民国应运而生，但是它并未使人民真正地走上民主道路，不过是徒有制度之名。恰如陈独秀所言，国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整个社会到了一种秩序紊乱、道德崩溃的边缘，国人丧失了一种可以寄予信任和尊敬的目标，“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余英时指出：“中国变化之大，现实政治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愈来愈坏。这就是陈寅恪所讲的政治退化论，并不是一种进化。他所谓退化的意思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指民主的秩序始终都不建立起来。一个合理的民主秩序未曾建立以前，一个原有旧的权威性的、家长式的传统秩序崩溃了，这中间完全是一片混乱。”而五四运动时期正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特殊的历史时段，这种“中间”的时段确实显现了一种混乱，时人陷入了一种旧的信仰的失落和新的信仰未完全确立前的迷茫之中。以致出现“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新道德未成，而旧道德先废”的局面。
这正是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对旧的信仰不断的“破”所造成的结果，五四运动时期的仁人志士们在清王朝轰然倒塌之后，继续以摧枯拉朽的力度对传统信仰进行了破坏。康有为所言的，“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正说明了这种“破”在思想文化及道德领域造成的巨大影响。
这种对传统信仰的“破”是希图利用“新文化、新思想”的利器，重塑一种信仰，以期更好的改造当时的社会。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日民主，一日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就伦理、就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向平在东方讲坛演讲稿里也曾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的批判，甚至是颠覆性的批判。”但是这种“破”并不是彻底的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只是为了达到“立”起新的信仰而采取的途径。这种“破”所表现得愈发彻底，则更说明了他们对“立”的急迫需求。这也不难理解康有为所说的当时国人“彷徨无所依，呼吁无所诉，魂魄迷惘，行走错乱，耳目不知所视听，手足不知所持行”的苦闷心境了，这种对旧信仰的“破”的结果，加剧了国人对重建信仰体系的现实需要，新的“立”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信仰之“立”
陈独秀在回击国粹派的攻讦时，表达了自己对民主和科学的坚定信仰，强调这两者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救星，而且“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此之前以佛教、基督教作为国人信仰规范的方案都相继地产生了，这些都是在重建信仰道路上地不同探索，为信仰的“立”做出了努力。例如蔡元培认为：“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者也”，可以用佛教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佛教却因为随着背景地更新而不能适应社会的潮流。钱穆也曾举行“布道会”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则认为：“‘如何救中国’进行演绎推论，从中国的困境，至中国的出路，指出救中国之道在乎耶稣基督的能力。”但是由于不能受到国人在民女嫦感上的抵触也最终由昌盛走向了沉寂。土生土长的孔教在这种情况下也应时而兴，他们力图重建一种信仰，以填补国人规范社会和自己的真空。恰如在《孔教会请愿书》的上书中所言：“帷立国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准，定于宗教……今日国本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所不敢为。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奉孔教为国教有必然者。”尽管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但诚如梁启超所说：“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也具有其在“立”的方面的卓越功勋。孔教未能解决国人的信仰问题，如何重建再次摆上案头，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以及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等主张相继诞生。陈独秀曾指出：“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他所极力倡导的民主和科学，随着《新青年》的广泛发行，日渐深入人心。
民主和科学，即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陈独秀等一批志士所倡导地向西方强国所学习的器物、技术、思想、制度的层面，更是他们希望用来重建信仰，改造时下的国民，进而改造国家的一种工具理性。后来国人在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过程中，甚至称之为“德菩萨”和“赛菩萨”，可见人们确实对民主和科学当作一种近似于宗教的模本，进行着自己信仰的重建。汪晖在《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曾说陈独秀所言之“科学”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准宗教信仰，是在传统价值破毁之后重新思构宇宙、世界和社会的秩序及相互关系并赋予它们以意义的观念系统，……而且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声明‘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乃是他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的时候，时值国民正在进行信仰重建的过程之中，而这种环境恰为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温床。有了民主和科学重塑信仰的积淀，李大钊等一批无产者的战斗檄文感染力大大的增强，在新旧思潮的互相交锋中，也有更多的人能独立地做出符合自己信仰的判断。
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万至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不能不说与五四运动时期信仰重建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五四运动时期志士为信仰重建而做出的努力。
三、结语
在社会激变的时期，往往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信仰危机就会凸现出来，五四运动时期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下，面对传统信仰体系走向崩溃，时人志士致力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在重建过程中，有对原有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决然不是纯粹的否定，而是为了建立新的信仰体系而做出的批判。在信仰重建的竞争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被淘汰了，一些符合时人信仰重建的成分，诸如“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化成国人的一种信念和追求，成为重建后信仰的一个部分，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新的影响。
步入当代社会，经济多元化的驱使下，追求个人的利益成为一种日渐侧重的取向，奉献与回报机制存在着缺失，而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也出现了一些衰落和断层，信仰危机再一次凸显于我们的面前。在认识目前重建信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对五四运动时期信仰重建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对今天信仰问题的解决也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