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清末民初天津脚行斗殴

作者:孙巧云




  摘要:清末民初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车站、码头、工厂的建立,天津的脚行制度进一步发展,脚行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争夺生意不断的进行斗殴;脚行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脚行与人民之间的斗殴也经常发生。这一时期脚行斗殴激增是与社会转型分不开的,既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也反映了社会的转变。
  关键词:清末民初;天津;脚行斗殴;社会转型
  
  天津为北京之门户,元明以来即为华北漕运、海运、盐运之中心,天津又是官员出入北京必经之地,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天津搬运事业的发展。在设立脚行以前,明末“天津三卫地方,即有仵作一行,恃有杠具,各分疆界把持,恣肆稍索。”但这种“仵作”主要任务是丧礼抬衬,兼充轿夫、水夫。此外,明末清初还有“水会”等组织,主要任务是救火,也兼营搬运。清初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搬运事业,就建立了脚行制度。
  清初官方最早设立的是“四口脚行”,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在天津的四个城门“迎官接差”,也为商民搬运货物。其后,随着搬运事业的发展,在运河两岸、盐坨地区以及商业中心又逐渐出现了私人把持的脚行,“四口脚行”乃被称为“官脚行”,各私人脚行须向官脚行交纳津贴,为了便于敛财,县衙门又把“四口脚行”包给出钱最多的私人经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开辟为商埠,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在天津修建码头和铁路、开办工厂。随之,清政府及一些官僚买办在“洋务运动”时期也办了一些轮船、铁路、工厂。于是除了前面所述的“往来运输脚行”之外,又出现了“码头装卸脚行”、“铁路装卸脚行”和“驻厂脚行”,脚行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脚行分疆割界,把持了全市的运输事业。到解放前,天津全市共有大小脚行227家,大小脚行头子3032人,其中大把头占26%,二把头占31%,一般把头占43%,许多大脚行控制工人达数百名。
  清末民初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脚行的斗殴较之以前激增,仅《大公报》记载,在1902年~1919年间脚行之间的斗殴就发生了65起,占所记载的斗殴总数的五分之一。
  
  一、脚行斗殴的原因
  
  脚行是以搬运、货物运输为业的,所以地盘对他们来说是其生存的根本,各个脚行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如1903年12月6日:脚行寻殴,事因是老龙头车站货场新修了一段站台,火神庙脚行同季家楼脚行为了争夺该处脚行,在法界浮桥下殴斗。1907年11月4日:脚行寻殴,义俄交界有一河沿木厂,为了把持该处的脚行,义俄两界的脚行在河沿斗殴。1910年12月18日:脚行群殴,因河北西营门新修津浦铁路北段车站,该地的居民“争夺脚行起衅,互相斗殴”各个脚行的地界早已经过划分,是相对固定的,但在出现新的地段时这种争夺地盘的斗殴就在所难免了,1903年和1910年两例就是这种情况。1907年的斗殴则是因为木厂处在两个脚行地界的交界处,归属还不明确双方为此进行的争夺。
  除了争夺地盘之外脚行之间的斗殴更多的是因为争夺生意。如:1908年12月20日:争斗送究,因为在韦陀庙东马家店内争卸白面,西头海会寺前脚行和永明寺前脚行,“彼此恶斗,两不相下”。1909年9月28日:争行起衅,南段一局三区界内脚行因争运货物致殴。1914年7月21日:脚夫寻殴,因为争卸货物,大口脚行和金家窑脚行之间寻殴。1915年3月29日:脚行寻衅,因争卸牛油西门北脚行与南阁脚行群殴。
  脚行头子大多出身于“混混”,又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因此经常仗势其人,以至于脚行与人民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1902年11月1日:脚行滋事,因西营门内四座坟新开设一板厂,脚行意图把持,当某甲自己运输木料时,脚行上前抽取脚用,双方起衅寻殴。1905年7月26日:责押恶徒,新车站的土夫,群吃甜瓜,卖瓜人向其要钱,不但不给反而将卖瓜^、集殴。1919年8月19日:脚行肇衅,脚行因为勒索增加脚力,将店掌殴打。
  
  二、脚行斗殴与社会转型
  
  清末民初天津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天津的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天津开埠之后,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各国租界的设立及范围的扩大,扩大了天津市区范围。袁世凯统治天津期间,扩大了新市区,建设了新的火车站,加强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天津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商业大都市。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特别是大量的流民、灾民迅速的向天津城聚集。这也使脚行的人数不断增加,人数增加导致了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使得脚行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斗殴也比之前更加频繁。
  在庚子之变后,天津的外商势力迅速增长,各国列强在天津以租界为基地,从事经济、贸易活动,各种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如“1890年是47家,1906年为232家,1926年达900余家”。在外商发展的同时中国商人的势力也在迅速崛起,大批运输公司,贸易行纷纷出现。新的码头、车站、铁路的兴建、大量新的洋行、工厂的出现,使得脚行之间为了争夺这些新的地盘展开了殊死搏斗。如光绪末年,季家楼脚行与火神庙脚行为了争多东车站地界,连续斗殴多次,参加的工人有五百余人,当场死伤二百多人。
  庚子之变之后,天津经过“都统衙门”的残暴统治,之后袁世凯接收天津,在天津进行了“新政”改革,辛亥革命之后天津又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政权的迅速更迭,各种政令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社会失控,人民生活困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脚行工人,他们为了生存艰难的挣扎着,生活没有保障,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压抑感,时时寻找机会宣泄心中的苦闷情绪。当遇到比自己更软弱的人时,他就把自己的不满用暴力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如前面所提到的1905年7月26日,群脚行殴打卖瓜人就是这样的事例。
  脚行在这一时期斗殴不断增加也反映出了此时社会的变化。脚行斗殴多数是为了争夺地盘,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许多新地盘的出现,在旧有的地盘上出现了许多像工厂、铁路这样新的争夺点。搬运事业竞争如此激烈,也反映出当时经济贸易的繁荣。
  
  三、结语
  
  从脚行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清末民初经济迅速发展,脚行制度理应更加完善,但脚行的斗殴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经济发展,但政治没有随之发展时社会问题只能加剧,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清末民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缺乏对社会的有效控制。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搬运事业,处于竞争的无序状态,政府不能根据经济的发展变化重新划分脚行地盘,这样脚行只有通过斗殴的形式来取得自己的利益。更何况此时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还需要脚行头子的支持,把其作为维护统治的支柱,更是不可能对其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脚行更是有恃无恐的因为细小的问题就与人民进行争殴了。只有在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只有经济发展,而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