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关于《大公报》上天津底层市民赌博的论述
作者：孙巧云
关键词：《大公报》；天津底层市民；赌博
赌博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商代上流社会就存在着博戏，春秋战国时期赌博已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流行开来。经过魏晋的繁荣，唐宋元明的发展，到了清代统治者吸取教训严厉禁赌，在康、雍时期赌博之风有所收敛。但到了乾隆后期“风俗日趋日下”赌博活动猖獗，到了晚清赌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天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五方杂处，鱼龙混杂。清末民初天津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城市近代化的迅速推进，使赌博业也畸形的迅速发展起来。在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天津底层的赌博也达到了猖狂的地步，小赌场、小赌摊遍地，从学堂的孩童到白发老人，从店铺的铺掌到家庭主妇，从妓女到无业游民都参与到赌博之中。但是这些暗中的赌博是政府所严厉禁止的，这些赌博与公开的赌场不同，这些设赌和参赌都成为了违法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管制和惩罚。
一、 设赌
袁世凯接管天津之后严禁赌博，当上大总统后又于1913年10月8日通令禁赌，虽然屡禁不止，但是相对于各国租界赌禁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赌摊最多的租界内，其中又以俄租界和意租界最为严重，其次就是西门外、侯家后和“三不管”地带。俄租界内有火车站和最长的河岸线，是货物运输的集散地，有许多的货栈和工厂。意租界紧邻车站也有很多的货栈。因而俄、意租界内也就聚集了大量的脚行、装卸运输工人等。对生活的失望、劳累使他们既怀着侥幸心理又把赌博当成一种消遣，这就使得这两个租界内的设赌较其他租界更为严重。西门外是此时天津城区最不发达的地区，这里居住的多是贫苦人家；侯家后是此时娼寮的聚集地，人员混杂，这两个地区就成为租界之外赌博最严重的地区。“三不管”是开辟外国租界形成的一块边缘区，因毗邻的中国城区、日租界、法租界谁也管不着而得名。由于“三不管”地区缺乏管理，也就成了赌场的聚集地。除此之外，北门外、河北大街、鼓楼大街等店铺聚集、商业繁荣的地区赌博现象也很严重。其实这一时期赌博遍及天津城的各个角落，只是上述几个地区相对比较严重而已。
赌摊、赌局虽然规模小，但和大赌场、赌馆一样，设赌者需要有一定的背景和靠山。从《大公报》的报道来看，设赌者一般都是土棍、混混，客栈、戏园、烟馆、娼寮、店铺老板，洋车厂、柴厂等的工人，下层官吏等等。如1902年《大公报》上报道的17条抓赌的新闻中，有12条中的赌摊或赌局是由土棍和混混所设立的，其余的是在药局、茶馆和小店中开设的。土棍、混混有其所在的帮派为靠山，店铺老板有一定的资本，在小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工人人数较多，相对集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设赌者还与执法者相互勾结，使赌博更加严重，1905年3月4日：“庇赌破案”：河东俄租界内，私立赌局者贿通五号巡捕陈善，出洋三十元。1907年10月3日：“宝局宜禁”，奥租界冯家剃头铺内设赌，但是无人查禁，因“各巡捕皆有花费”。赌博与其他的违法不同，他多会屡次犯案，1905年4月25日：“违谕聚赌”，巡警总局严禁娼寮聚赌，但是不久后“故态复萌”又有很多娼寮开设赌局聚赌。1906年2月8日：“赌摊难除”，北门外马路匪徒摆设赌摊，经巡警驱逐后，并没有罢手，而是迁到了北门东义太昌其他巡警的管辖范围内。
二、参赌
清末民初赌博泛滥，赌博成为下层民众普遍参加的活动。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参赌的普遍性。1905年6月10日：“获赌究办”：土棍开设赌局，“押洋银一元赢则赔五元，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下层民众参赌的主要是土棍、混混，无业游民，体力劳动者，妇女等。时人在分析清代赌风猖獗的原因时，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消遣；二是图利。清末民初的赌博与之前相比“消遣”的因素大大减弱了，“图利”成为赌博明显的目的。土棍、混混、无业者整天无所事事，形成了一批专业的赌博队伍，他们不止开设赌局更是广泛参与，以赌骗人，以赌为业，以赌为生。体力劳动者，既想劳累一天之后得以消遣，又想象着一夜暴富，两种因素在他们身上都有所体现。对于妇女赌博，《沽水旧闻·志花会赌》中这样认为：“赌此者妇女占多数，跑风者日以某太太获几千，某小姐得几万之虚词，挨门鼓吹。爱财为妇女天性，典钗质钏为之，不胜，举债亦为之。”妇女既容易受到鼓惑，又爱财，所以参加花会赌的妇女占多数。另外就是妇女没有自己的工作，她们有大把的时间，所以又把赌博当成了一种消遣。
三、 危害
赌博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赌徒沉溺于赌博，输钱之后心浮气躁，在赌场打架斗殴经常发生，甚至出现命案。如1906年1月30日：“因赌行凶”：法界津福泰内，因为赌博赌徒之间发生口角，徐某等将卢某用刀砍伤，到晚上时毙命。有的赌徒欠下大批的赌债，在赌债的逼迫之下轻生。如1906年2月6日：“因赌毙命”：在习艺所工作的王清臣，在西南城隅赌钱，大负，最后连衣服都押在了娼窑内，因而忿不欲生，在赌博的小店内吞服洋烟自杀了。1907年2月24日：“因赌毙命”：侯家后的景某和照壁胡同的尹某都因为赌债逼迫自杀。有的赌徒陷入赌博不能自拔，以致走上偷盗、抢劫的道路。如1907年7月10日：“赌之为害”：邱二在俄租界内以开设洗衣房为生，因为赌博输钱，将顾客送洗的衣服，陆续输光，最后不得不弃店逃跑。妇女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更容易因为赌博而轻生，1910年8月22日：“抱愧轻生”：河北丁某之女嫁与河东水梯子高某为妻，高丁氏因丈夫外出归宁，然后迷上赌博，将所带的衣物首饰全部输与花会赌，丈夫回来后，派人接高丁氏回家，高丁氏因赌输钱非常羞愧，无颜见夫，于是暗服洋火自杀。不过幸运的是家人发现及时，最后灌救成功，高丁氏免于一死。上述例子只是《大公报》报道中的一部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赌博的巨大危害已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社会底层的市民由于其卑微的社会地位，贫困的生活，设赌、参赌对他们来说“图利”的功能远远超过了“消遣”的功能。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一夜暴富，沉溺于赌博不可自拔，最终只能越来越贫困或家破人亡。动荡的政治形势，混乱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的败坏，成为底层市民越穷越赌，越赌越穷恶性循环的根源。
作者简介：孙巧云（1979- ），女，河北唐山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