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一九六八年的我
作者：孙少山
1968年的我22岁。瘦瘦的,头发老长,总是盖住眼睛,两肩耷拉着,弯着腰,一副老要向前跑的架式。但是他很有力气,很能干活儿。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有一台永远也用不坏的手推车,那种木头架子的独轮车。他在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儿除了睡觉总是和他的手推车在一起。他们像是长在一块似的,有手推车的地方就有他,凡是他到的地方他必须推着他的手推车。春天他用手推车从村里的大街小巷往坡里推土肥,叫作“送粪”。夏天又推庄稼又送粪,因为把小麦收割回来又马上要种秋玉米。秋天就往家推地瓜。冬天本来可以不推车了,但上级号召兴修水利,搞农田建设。他就推土,推石头。总之,吃了饺子过完年他把车襻往肩上一搭,它就长在上面了。那种机器皮带作的车襻很结实,驴也拉不断,上面结着他的汗凝成的一层白色的盐。生产队里所有的运输工具就是7辆手推独轮车。动力就是他和他的伙计们。也有4、5头牛,但那是拉犁耕地的,拉车决不能用。冬天牛们闲着他们仍要推车。
30年后的我,对他的手推车的模样,记得比他们村里的那几个姑娘的模样还要清晰。晚上,他把它倚在院墙边,在朦胧的月光下,他贪婪地看着它,觉得它是那么的好看,它的骨架,它两翼的曲线,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美。他抚摸着它,感觉到它跃动着的生命。要睡觉了,他说,明天见,伙计。进屋时又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它一眼。他对他的手推车的那种美感,使多少年后他在大学里听那位美学教授讲课,一听就弄懂了一个很深奥的美学方面的道理,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而非一种客观上的存在。他知道,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他人感受到那台手推车的优美。这美只存在于他和这台手推车之间。对别人是不存在的。
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他那样的好社员了。他拼命地干活儿,恨不能一天24小时不闲。他同时又省吃俭用,他整个夏天都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为的是俭省。他最心疼的就是那种废汽车轮胎做的鞋常穿坏。他恨不能有一双铁的永远穿不烂的鞋。
他本来是可以在村里当一个好社员生活下去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村里也不安宁了。他对前途没有了希望,决定去闯关东。这在当时是一条背叛的路,他清楚地记得,中学的教导主任在讲到有的学生毕业后,作出了不轨的行为,其中一项就是,例如有的学生———受了党培养多年———一毕业———竟然跑到东北去了!教导主任尖得像刀削一样的鼻子在瘦得皮包骨的脸上轻蔑地抽了一下。今天,他也要跑到东北去了。他还记得一年前,韩宗宪因父亲在村里受管制,自己决定要到东北去,找他来商量,他对他的这个同学很不以为然。有必要吗?离开家乡和亲娘。今天,也轮到他了。东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不知道。只是从姐姐的来信里得知,到那里可以找到活儿干,不至于没有饭吃,也许,还可以挣到钱。
他记得很小的时候跟在爷爷屁股后头,到岳木匠的木匠铺里耍,听那个曾经闯过关东的木匠说,那个天儿啊,实在是太冷了,要屙屎了,不敢出屋呀,就那么一直憋着不去,直到实在憋不行了,这才把门嘭的一脚踢开,不踢不行啊,都冻上了,门一开跑出去,到院子里,一脱裤子,哧的一下,提着裤子就往屋里跑。跑慢了屁股就冻没了。还有,天冷时你吐一口唾沫,掉在地下时,叭的一声,摔碎了,还没等落地的时候就结冰了。
那个1968年的我,还听说过许多黑瞎子的故事,那家伙伸舌头一舔,人的半边脸就没了。这些都不能动摇他去东北的决心。家乡,太可怕,太没指望了。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关东。他就要“死逼梁山下关东”了。为什么所逼呢?没有希望。年轻人你可以叫他流血流汗,可以不给他饭吃不给他衣穿,但你必须给他希望,不管这希望多么渺茫都可以。只要你给他以希望。没有希望是最不能忍受的。1968年的我就是没有一点儿希望了。那时候的中国声称是消灭了阶级,实际上是历史上最为等级森严的时期。仅仅是农民也要按你的出身,把你分成7个阶级、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他是上中农,当然就永远没一点儿指望。
1968年的我躺在被窝里偷偷地看着他的母亲,她在一盏灯下给他缝补棉袄。母亲总是那么安详。他对母亲说,娘,我的棉袄胳膊窝下挣开了线,你给我缝一缝吧。他从来不会自己缝衣服,他想让娘把能缝的都给缝好。白天,他没有去生产队里推车,而是请假了,他一年到头都不歇一天工的。他请假是到湾里去用车推湾泥。这是最累最难的活儿,把几百斤的泥从很深的湾底下推上来需要很大的力气。他让周光给他拉车,两个人干了一天,推够了足能用一年的湾泥。这是用来垫猪圈积肥的。他怕自己走了后家里没有人能从湾底下推上湾泥来。多年之后,母亲一提到他推湾泥就伤心。
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就要离开她了,她在不急不忙的,仔细的给他缝着。忽然,她发觉了棉袄的垫肩里有纸沙沙响,她问,这是些什么?他吓坏了,气不敢出,那是他藏在里面的45块钱。从棚子上找出来,把棉袄撕开一条缝儿塞了进去。这是他的全部路费。糟了,被发现了。他的心咚咚直跳。母亲在那一瞬间似乎变得狰狞可怕。母亲用手沙沙地摸了阵,又疑惑地问,这是些什么呢?他用发抖的声音说,可能是垫肩的纸吧!她从来不怀疑儿子会背着她藏钱,她放过去了,没去掏,也没有再追问。这是她一辈子都没有再知道的一个秘密。这也是她的儿子一生对她的惟一的一个秘密。
二
哈尔滨这座北方的城市已经进入深秋。我看着窗外那些日渐凋零的杨树,榆树,怀念那遥远的故乡。秋天给人总是一种伤感。这些树都是些很老的古树了,苍老的树干都是一种黑色,小楼旁边的那棵水曲柳已经完全落光了叶子,过早地进入了冬天。那座红屋顶白墙的俄罗斯建筑渐渐从树枝间显露出来,在一片绿色中掩映着红白相间的二层小楼,如同一幅异国风情的画。那个1968年的我,在离开故乡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来到这座颇具俄罗斯风格的城市里,成为这里的一个居民。这里距他的故乡数千里之遥。他常常觉得自己像一棵树,在胶州湾之西那块金黄色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被一阵风刮到这块寒冷的黑土地上,虽然也扎下了根,但总有一种东西在牵挂着他。再过几个月,他离开那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几乎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半,而且是他最为重要的一半。
我总记得那个春天的早晨,太阳照着土墙,满院子都是金红色的光线。我把小车从院子里推出来,但我把它放到街上就走了,和它朝夕相伴,这一别却是永远。家里人都以为我是去生产队里干活了。其实我是赤手空拳向着汽车站走去。在那里,等着送我的有五、六个我的伙计。那是个只有一间房子的汽车站,每天只有一趟车开到胶州城。大家脸上都很悲戚的样子,不敢互相看,怕一说话就流下泪来。因为这是真正的一场离别,不知何年才能再见面。
不巧的是在这时遇到了中学的体育老师刘树本。他问我,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要回答时已经泪水哽住了喉头,我挣扎着说,我要上东北……泪水汹涌而下,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他也神色惨然,扭过头去不再问。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聪明,一双眼睛总是调皮地笑着。他有病,很瘦,一蹲下去就会浑身的骨节都喀巴喀巴一阵响,我们就大笑,他说,你们笑什么?告诉你们,这是练功练的,你们要响还差得远哪。在所有老师中,他是最随和的人,他常常板着脸训人,自己却忍不住哧地笑出来。今天我重提他的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愿他在天之灵愉快吧。
故乡给我的最后一个影像就是一片苹果花,红红白白的一片。汽车开出车站,我向外一望,看见了村后的那片苹果园。苹果树正开花。我想起了我上植物课时,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这果园里学过剪枝。苹果园消失之后,故乡在我的眼里就再也看不见了。
东北给我的第一道风景就是一群样子奇怪的麻雀,在黑色的灌木丛上起起落落。
那是一个早晨,我在吉林省的磐石县明城公社下了车。要到一个叫作洞口二队的屯子去投奔我的同学李学满。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东北。我沿铁路的路基向前走,那些样子古怪的麻雀,就不停地在道旁的树丛上飞起飞落,早晨的阳光照在它们的翅膀上,时时扇动一道金色的光辉。对于麻雀,我们是老相识,几乎可以说我是和麻雀相伴着长大的。我掏过无数的雀窝,也养大过许多麻雀。我被这些不同寻常的麻雀吸引着,一边走一边看,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当地人叫作苏雀的,和麻雀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鸟类。
30年过去了,那群在铁道边矮树丛上的苏雀儿,仍旧不停地在我的脑袋里上下翻飞。
李学满和我是同桌,人很忠厚老实,我记得有一次闹起来,我把他的脑袋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撞得叭叭响,他疼得眼里泪花闪闪,但脸上仍旧装出一副笑模样。他对我的到来一愣,然后又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原以为,我们会高兴得像在学校时,一见面就跳起来。这使我多少有些失望。后来我发现他来到东北有三年了,居然没有自己的住所。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和这个朋友搭伙吃饭。而这个朋友又是和另一户人家共住一栋草房。晚上睡觉时,那个朋友的媳妇在屋子中间挡上一道布幔,就成了两家人家。学满睡北炕,他们小两口儿睡南炕。我来了就和学满两个睡北炕。南炕上是刚结婚才几个月的年轻夫妇。我特别不习惯和这对陌生的夫妇在一块儿吃饭。4个人各自吃着,一句话也不说,只听得筷子在碗里叮叮响。在吃完时,主人才说一句,多吃点儿啊。我本来是想在他这里留下的,一看这情形,住到第三天就拔腿走人了。
在那个小村子里我记住的,还有东间屋里的那个洋马似的姑娘。她在你的面前一站,你会觉得她浑身都在散发着一股呼呼的热气。她黑黑的,大眼睛,五官很端正。她们是一大家人,足有六口之多,但仅住那么一间房。也是南北两铺大炕。那天晚上,我和她并排伏在炕上看那些人打扑克,我发现她支在炕上的一条胳膊像一根圆柱一样,又粗又结实,我动了动手,悄悄地把两根手指头压在了她的手背上。她呆了一会儿才回头看我一眼,把她的手挪开了。
我从坐上火车就一直不停地流泪,那泪水也不知哪儿来的,简直就是无穷无尽悲伤堵在心里。从山东到出了山海关,一直到了吉林,直到我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手上摸了一下,才把心里的悲伤从心里排遣出去。她是我来到东北第一个给了我一点儿欢乐的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姓什么。
三
故乡已经是春暖花开,马桥河却刚刚开始化冻。我是在下城子下的火车,沿铁路路基走了10多里路走到这里来的。因为在下城子要检查边境通行证,我当然没有。在这个马桥河有我的一个乡亲岳凤鸣。我下了路基向村里走去。街上的泥粘得一不小心就会把鞋粘掉。马桥河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那里的粘泥。街上到处都是粘泥,每一个马桥河的人都有一双高筒大水靴子,对我这个没有水靴的人是寸步难行。
马桥河是一个公社所在地,就叫作马桥河公社,坐落在山坡上。我见到的第一个马桥河人大约是一个知青。一个瘦瘦的小伙子,独自坐在马棚前的一堆木头上弹一把吉他。在他旁边一堆马粪冒着白气,酱油一样颜色的污水从粪堆里流出来。我向他打听岳凤鸣住在哪里,他抬起头一看就知道我是从关里来的。我告诉他,我们是乡亲。他收起吉他说,跟我来,我领你去找吧,他是跃进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我听人说过他。一边走,他一边对我说,你放心,我可不是他们那样的人,有的人你向他问路,他就把你领到派出所去,咱不干那种缺德事。
当时我对他的话并没有什么反映,后来我才知道有许多人进入边境地区,就是和我一样走到这里来的,于是就有许多没有边境居民证的人给抓到派出所里去了。那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这些人都被当作投修分子关起来,进行审查。当时的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和教授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从这里想越境逃往苏联。他们按照地图上的方向,一路坐火车过来,但走到这里人地生疏,大部分都给抓住。就在我到的前一个月,有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往山上跑,后面派出所的人和民兵就追。那个女大学生跑不动了,男的还想拖着她跑,结果一起给逮住。岳凤鸣告诉我说,一个民警追上后,照脸就拿枪把子打了一下,那个大学生立刻就嘴里喷出血来。
孩子时的岳凤鸣,是我们村里最淘气的两个孩子王之一。我这次见到的岳凤鸣已经是一个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男人了,他高高的个子,很魁梧,仍然是晃着膀子走路,一副准备随时打架的样子。他说,没问题,住几天就给你办一个通行证儿让你过去。
这个马桥河镇分为五个生产大队,岳凤鸣就是跃进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曾经是马桥河公社响当当的造反派,在马桥河颇有些名气。他有一副好口才,说话形象生动,是我所遇到的三个口才最好的人之一,另外两个是作家王蒙和邓刚。但他实在是个粗人,我亲眼见到他命令两个小伙子自己打着锣游自己的街,当的敲一下,喊一句,我是某某人,干了什么什么事,我对不起大伙儿乡亲们……他在旁边喊道,大声喊,你他妈的给我大声喊!自己说自己的丑事当然放不开嗓子,他就穿着大水靴子咔咔地跑上前去,用脚狠狠地踢了那人一脚。那两个小伙子声音大了一些,打着锣走了。他告诉我,这两个人一个是小偷儿,一个是地主出身却又打过妈妈的家伙。岳凤鸣是个特别孝敬父母的人,当然对打母亲的人深恶痛绝。
在当时我就觉得他这样的人当官儿是很滑稽的事情。果然在我走了不久就倒台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能喝酒,喝醉了就骂人,甚至打人。他对我说,平时他和谁不好,他就找碴儿借醉了去揍他,他力气大,一般人都害怕他。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年,带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林业局去慰问演出,他喝多了。开演前,请他上台讲话,他走上台去一看,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一个个的火柴头儿,密密麻麻,就像摆在火柴盒里似的。他心里明白这当然是观众,可是怎么看也是一片火柴头儿。他就对自己说,火柴头儿就火柴头儿吧。
他清了清嗓子对着麦克风说道,工农联盟是一家……停顿一下,又说,工农联盟是一家……平时他口若悬河,上台讲话从来不用什么讲话稿之类的,不料这次却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只好又说了一句,咱们工农联盟是一家……他以为后面的会想起来,结果仍是一片空白。台下成千上万的人给他说愣了,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幸亏他的部下赶紧把他架下台去。从此以后,只要他一到林业局去,满街的小孩子就会喊,工农联盟是一家来了!工农联盟是一家来了!
由于他的目空一切,给我这个刚到此地的年轻人造成一种他在马桥河就是一切,无人敢惹的印象。他给我开了通行证,但我太大意了,却没有能上得去火车,反倒被一个姓田的派出所民警给扣留。这个姓田的偏不买他的账。他命令我脱得只剩一件裤衩搜查我。当时我太年轻,以为这是受了了不起的侮辱,激愤得不行,对这姓田的说了些讽刺的话,结果惹得他坚决不放我。这种事情其实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边境地区每年都抓成千上万的人,哪里有什么苏修特务?但在那个年代里,就那么成千上万的警察、民兵、边防军处处设卡,时时检查,没完没了地折腾。到后来局势缓和了,两国的头头们已经在握手言和。但在边境地区仍然严格地检查了许多年。在距边境还有100多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设卡,这是一个多么广大的地区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每一步行动都要受到限制。你从村里到县城去一趟,一旦忘了带边境居民证就要被审讯,被扣留。尽管长年累月的并没有查到一个真正的特务,可是有那么多的人就能乐此不疲地盘问、检查下去。在无数的关卡上,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车站上,甚至每一个村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劳而无功。这样干任何一件事,也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能坚持下去,但这种检查却能毫不懈怠。现在想来,那实在不过是人的一种对于权力的酷爱。当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命令别人折磨别人的权力时,往往是即便对他毫无利益,他也能够不厌其烦地进行下去。
岳凤鸣后来被打倒,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我对此心里深感不安。14年后我回到故乡又见到他时,他对在马桥河的那一段辉煌只字不提。但他仍旧很乐观地生活着,仍旧喝酒,喝醉了仍旧要骂人。幸好那天他没有喝醉,他的妻子葛爱秀唱歌儿,她是我们村当年有名的演员。他不服,就说,你这算什么!我来段山东快书给你们听听。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取出他的钢板就叮叮地敲了起来。说完了山东快书,他忽然叫道,我去放一挂鞭给你看。他从柜子里拖出很长的一挂鞭炮,在大街上点着,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他也不用棍子挑起来,就那么拿在手上。无边的黑暗中,一片爆炸燃烧的火光缠绕着他,灿烂的火光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鞭炮炸完之后,他转过身就哗哗地尿了起来。鞭炮的余音在我耳边消散之后,我心里仍被感动着,被他这种对生命的态度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