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读书琐记
作者：王 学 泰
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读书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又遇到这个问题。我想,我大约与自己开知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例如喜欢音乐,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惟有读书,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有钱,固然可以买;没钱,也可以借,而且,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近一二十年“气功热”中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富学武,穷学文”,他们把气功是列在“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虽然,各种气功门派都把“德”作为练好气功的“首要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因为穷,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一卷书在手,可以反复读,躺着读,坐着读,甚至上厕所时读,都无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爱好,甚至成为了嗜好、癖好。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因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乐的,因此,苏轼也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我来说,烦恼的来源大约有:其一,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烦恼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劳而智者忧”,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嘲笑“忧天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种饥而食、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
其二,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当然,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好书”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这大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困难时期,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问起他们,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困境中,实在没书看时,棋谱、教科书、文件汇编我都用以“遮目”过,好歹消磨一些时日。那个时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写这种文章的大约是个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没有享受过“读禁书”带来的泪和血。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父子两人皆被处死;民国期间湖南某女学生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枪毙;“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历史真实总是与“诗”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决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
中国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到敌视文化、敌视书籍———闻读书则掩耳而走决非一年两年之功。五七年反右以后,在青年学生中展开了“红专”辩论,在学术领域中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而此时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期,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兴趣,很爱读书,此时就被列为“白专”,不时地会得到同学的“帮助”和批判。对于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待遇给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可以想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读书给我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是伴着许多痛苦的。
当然,不能说读书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上面说了许多读书带来的烦恼,然而我还是不能放弃读书,就是其中的乐趣远远大于烦恼。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云,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可以把这些“会意”写成文字发表出去与大家共享,这更是无比快乐的事。又如,“文革”中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竭尽丑化之能事,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使我这个爱杜者特别气愤,可是我当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即使有这个资格,也不许批评郭老对杜甫的丑诋,因为有个最权威的理由:“毛主席不喜欢杜甫”)。新时期以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1980年第三期上,就是批评郭老的《李白与杜甫》的,郁积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发摅,其快可以想见。
另外,心仪已久之书,突然在书店或者图书馆发现,并得以买到或借到也是极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轩词中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快事是大量的,经常发生的。像“文革”买到《钱注杜诗》《仇注杜诗》;对八股文有兴趣时买到了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和商衍鎏之《清代科举叙录》;研究秘密会社时买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会社史》;读到杨宪益的名句“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又得到先生赠送的《银翘集》,这些都是“其快难与外人道也”的。
最近还有一个意外的快事,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拿到两万元的研究经费。这笔经费不许买电脑、照相机等高档用品,唯有对买书没有限制,于是,我几乎把它们全部交给了书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购书的乐趣。过去买书虽然也有乐趣,但是毕竟因为收入少,每当看到自己满意、而又价格不菲的书都要不自觉地摸一摸钱包,有时书太贵了,又遇到非常想买的书,此时便不免踌躇再三。陶渊明有诗云“贫富长交战”,对于我来说则是对所爱书的渴望与囊中羞涩的交战,这种“交战”的心态,充斥于整个的购书过程中。而有了这笔基金之后,除了买了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佩文韵府》外,还是买了不少我所喜欢的书的。例如《点石斋画报》,对我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价格昂贵,可以不买。可是我又十分喜欢这部书,这次有了基金就买了一部。这便是买书之乐。然而,书多了又生出了一件过去不曾想到的苦恼,那就是居室狭小,有了书,没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书,可是需要时却难寻芳踪,还要到图书馆去借,这也是过去不能想象的。
接触最早的书
每当我看到上高中一年级的女儿捧着《机器猫》或《糊涂老爹》等连环漫画津津有味地看时,感到这些有趣的书确实适合天真单纯的孩子们阅读,但又觉得这一代孩子阅读能力下降。无论在内容还是文字上,他们都不愿意阅读稍微深奥一点儿的书籍,嫌读那些书太费力,于是,不由得想起我初接触书的日子。
记忆中能够呈现在我的脑际的第一本书是北京解放前夕,一个冬夜,在观音寺街一家文具店里(当时文具店兼卖小书),父亲给我买的三十二开本的彩色连环图画《史可法》。当时只四五岁,这本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穷书生史可法进京赶考,夜宿北京的郊外破庙,巡坊的御史侯恂巡夜时发现这个穷书生和给他盖皮裘的情景。然而,就这一点印在我的潜意识上,那就是:好学的人们即使贫穷卑微也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我印象中第二、三本书便是家中两本发黄残破的旧书,一是《三侠剑》、一是《名贤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每天下了学便跪在凳子上看那本令人似懂非懂的《三侠剑》,每当有事时我便用蘸了印泥朱色的毛笔帽在读到的地方一按,于是便在黄色的纸张上留下一个小红圈圈。一年以后,这半本残书上到处都是红圈,但除了“胜英”、“夏侯商元”等一些频繁出现的名字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记住。可是《名贤集》中“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等等却使我至今不忘。我读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是巴金的《家》,那是在高小五年级的时候,记得我连夜把它读完,母亲为了催我睡觉连关了三次灯,书中的故事吸引了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于雪的描写。尽管读书对我的作文似乎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老师和家长们一谈到指导孩子读书就与作文联系起来),读小学时我的作文的开篇,几乎篇篇都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毫无进步,但是书还是给我打开一个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教科书仿佛是时时刻刻不忘教诲责任的老师,课外书才是真正亲密的朋友。
清代的袁子才在《黄生借书说》中曾说“书非借不能读”。文中说自己年幼家贫乏书,向人借书,归来必然认真阅读、抄录;后来做了官,有了钱,买了许多书“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谭灰丝,时蒙卷轴”。书多了,心想它属于自己,什么时候读都成,一来二去,反而不读书了。现在孩子的读书情况也是这样。妻给我们的孩子买了《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故事》、《达尔文环球科学探索历险记》、《美国少年百科知识宝典》、《中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全书》。这些大部头的书是我少年时连想也不敢想的。当时给孩子买的时候我就说:“白花钱。只有自己攒钱买书才会看。”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买大部头书只是为出版社作贡献了,孩子仍然在读她自己攒钱买的《机器猫》,从第一到第四十四本,一本不落,全都买了齐整地摆在床头,时时反复阅读。家长再反对也没有用。
我自己走过的读书道路也是如此。记得初中一、二年级时最爱读武侠小说,那时还有租赁书铺,二分钱一本。我是一天两本,常常看到深夜。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报刊对武侠小说也大张挞伐,历数这些作品的“罪行”,然而,没有用,只能增加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逆反心理。于是,不敢公开看,我们就偷偷看,夜里在走廊或厕所看,眼睛看近视了。我最爱看的是郑证因的小说,其次是徐春羽、白羽的。想当初令我如醉如痴的《鹰爪王》正续集四十四本,以及旁集《子母金梭》《子母离魂圈》等等加起来有六十多本,我是一本不落,全读完了。前两年当我研究游民问题,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要引这些作品为例证,再拿起来读时,很奇怪,记忆中的趣味一点也没有了,简直是味如嚼蜡,读这种小说真是受罪。我想,家长、老师对孩子的读书要加以引导,不要立足于禁。禁只能起反作用,只能激起孩子们偷尝禁果的欲望。每个成年人都从青少年经过,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偷越雷池的隐秘,可是一长大,特别是那些长大后从事教诲青少年工作的人们,就把这些全都忘了,热衷于教导孩子们做这做那,不尊重孩子的意愿。鲁迅先生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曾就这一点发表过现在看来还十分正确的意见,近半个世纪尊崇鲁迅,可是他的许多意见没有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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