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我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
作者：韩小蕙
1998年11月11日,我收到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新作,还有一封信。文章题为《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复印件。信是亲笔,全文如下:小蕙:你好!我现在难得写什么抒情的散文,写了几篇,也被别人抢走。这好像是怠慢了“文荟”,实则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拙作都是首先发表在“文荟”上的。
现在又写了一篇《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自己还难判断写得是好是坏。现寄上,请法眼加以鉴定。
祝撰安!
季羡林1998.9.26我兴奋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着信又看了好几遍,心里漾起一股久别重逢般的亲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经一年多没来了,而前不久,他于1997年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清塘荷韵》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副刊奖,由此使我知道,季先生虽然已经到了米寿(88岁)高龄,却还在坚持写。《清》文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三文科学生的《阅读教材》里,我早就找来读过了,写得果然好,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的,遣词、造句、炼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处都显得非常精致,的确是好文章,也是季羡林文中的上品。说实在话,我一方面替季先生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儿发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么不把此文给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当上了季先生的编辑,还没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图让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给你,不是做白日梦?由于“文革”失学,我读季羡林散文,已是80年代了,比正常情况下起码晚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又一条好汉都顶天立地了,奈何?
当晚11时许,我摒弃一切杂事,端坐在书桌前,展开《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开始细细阅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读?那是因为阅读季羡林散文,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白天办公室里太嘈杂,晚上家务事太乱电话太干扰,都会影响阅读效果。我读别的好散文,也往往是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时间里。
这真是阅读好散文的最佳时光。家家户户都已熄灯,整座楼静谧无声息了。叽叽喳喳的女儿也终于沉入梦乡不再小鸟似的在身边扑腾来扑腾去。书房里,开一盏台灯,柔和的黄色光晕放射着暖人的光芒,犹如一大朵张开的降落伞,把我和稿子都呵护在里面,很安然很惬意很有情调。阳台外面,深宝石蓝色的夜空辽远幽静,远方天边上,有数点灯光闪闪烁烁,像是苍穹里的星星在执守。真正的星星呢?抬望眼,贼亮的天狼星已偷偷溜到正南,得意洋洋地把一幅神秘的星系运行图挂上天幕,任人遐思冥想,这一切却已被警惕的猎户星座发现,一路狂奔紧紧追过来。草木欲静而顽皮的风不肯止息,一会儿摇摇这根枝杈,一会儿撩撩那个叶片,继而又吹起尖利的呼哨。
白天的嚣躁之气正在渐渐尘落……《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恰是一首小夜曲,与这天籁地华的清凉世界声息相通,随着温馨的音符一段段跳荡出来,我的心里像逐渐涨鼓的风帆,在感情的潮水中疾行。
它写的是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清晨,季先生出门,突然———
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季老好 98级日语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来访 98级日语原来,是98级新生来家探望季先生,又怕打扰了老人,“便想出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使自谓已经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老先生,“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接下来是季先生就以往与青年、与读者们的接触交流,所生发的往事回忆和议论。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我读得很慢,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撞着,撞得鼻翼直发酸。新生们的真情打动了季先生,季先生的真情感动了我,真正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啊!
文章读罢,久久凝思,半天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为得到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而欣慰不已。可是忽然,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来:新学期是在9月初开学,还是发生在那时的事,怎么刚刚寄到我手里呢?急忙去看文末落款,果然写着“1998.9.25”字样;再去翻检来信,是“1998.9.26”,也就是文章完成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怕是邮局的事,看看邮戳,没错,是11月11日,怪哉?
后来,我被告知,原来《清塘荷韵》写完后,季先生的确是嘱人寄给我,要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的。但是要季先生稿子的编辑太多了,各报各刊,谁都想得到,有的人坐在季府不走,有的人说是借去看看,拿到手后马上就发了,弄成个既成事实,也就不能“追究”。不单《清》文,后来还有《虎年抒怀》等文,都是说好寄给我的,然终于都被别人拿走了。这回《字》文写好后,季先生说:“这回无论如何要给‘文荟’了”,并马上写了亲笔信予以“保护”。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的含义了,事实证明,我的失落,并不是没有影儿的自作多情。
季先生,谢谢您!
(二)
我是1985年才认识季羡林先生的。那一年,我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编辑,从此,开始了文学编辑生涯,也开始与各位著名的学者、作家们交往。
有一天,文艺部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专程抵北大,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耄耋高龄的老人,已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往事可堪回首?
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季先生,只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水平。朗润园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绝美意象。
时正值草木葳蕤之季,来到北大最美丽的居所,有一种游公园的感觉,心里欢快如同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几幢小楼中间,环抱着一池碧水,中有粉红色的荷花和雪白的睡莲,亭亭玉立,洁净无瑕。池四周,是纤纤杨柳,风起时一齐做舞蹈动作,婀婀娜娜,袅袅依依。窗棂下,有一排一人高的长青树,树冠阔达丈余,蓬蓬勃勃,青青郁郁。
鹅卵石甬道旁,有修竹像闲云野鹤般挺立着,一副无求品自雅的高僧神态,心闲气定,从容不迫。
少年时,季先生是由山东一贫瘠的农村走出来的,发奋的用功,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同时考取了清华。当时的考题之难,今日听起来,犹觉头皮发麻。比如英文考试,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半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翻译的高难度,简直就不应是高中学生们承受得了的,若放到今天,中文系的教授,答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吧?这还不算,最后又加试英文听写,其难度,全考场也没几个人能听懂。那一年从山东来的考生,只有三人榜上有名,季先生即其中之一。后来为了出国深造,季先生忍痛放弃北大而上了清华,又留学德国,喝了11年洋墨水。40年代学成归国后,经陈寅恪先生介绍推荐,以副教授身分进北大任教,只第10天头上,就被聘为正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一直在这“官”位上迎接了解放,度过了50、60年代的急迫时光。最高时曾“官”到北大副校长。今以九秩之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性人物。
我在进门前,曾数次展开想象的翅膀,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仪容将是多么威严,风度该是多么翩翩,简直是云端里面的人物了?全没想到,来为我们开门的,竟就是季先生本人。
也许说他是一位老退休工人更加贴切。高高的个子,笔直,清瘦;银白色的寸头,仁慈的目光,脸上的表情是佛像一般的平静;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圆口黑布鞋,都已穿得很旧;说话很简洁,没有热切的寒暄,只一句“进来吧”,转身即带路往里走。一切都很平静。
我被他的普通和平易所吸引,原本像卷叶一样的敬畏之心,慢慢舒展开了。
为什么会想到“普通”这个词呢?因为季先生与我想象的“气派堂皇”、“威风八面”、“口若悬河”、“动静皆惊人”等等,实在相去太远。请别忘记那时我刚刚初做文学编辑,见人说话还脸红呢。在后来的十多年编辑岁月里,我曾拜访过无数名人,到过许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经淡忘了,但今天回忆起季先生的家,犹觉一切历历在目。当时的我的确很惊奇,也很受震撼,不单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陈设,也与“华贵”、“堂皇”这样的词藻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书房里那四壁古书线装书显出气派之外,其他的陈设,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沙发,也没有软椅,季先生让我们就坐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张木板单人床。他的话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气答复我们的问话,所用的词语都很普通,脸上始终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
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我们进门之前,季先生显然正在伏案工作,几本摊开的书,一摞稿纸,一支老式钢笔,笔帽倒插着。一张硬板凳横在写字台前,显然是老人刚刚坐过的,而本来属于那个位置的藤椅,却被挪在一边,上面有一黄一花两只肥硕的猫咪,勾头搭爪睡得正香。由此可以看出季先生为人的仁慈,他是宁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愿吵醒猫咪的懒觉,对猫尚如此仁爱,那么对人呢,可以想象,更会是怎样的慈悲为怀。
多少年以后,我读到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女士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文革”骤起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游斗一大批北大的学术泰斗,只见季羡林先生走在队伍里,脸上还是那样一副平静的神色,眼光落到小将们身上时,依然是仁慈的,只是多了一些怜悯。他是在怜悯青年学生们的无知,所以,他并不怪罪他们!
仁慈自有伟大的力量,虽然它通常只以沉默的方式说话,却是无人能匹敌,藏了千军万马在心里。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它来源于对世事的洞穿,对自身道德良心的自信,以及对目标的坚定不移。普通中更藏有最强大的力量,日月经天是普通,江河行地是普通,世人遵守的第一准则都必须是“普通”二字,可以说世界的最基本依据就是普通。望着季先生那一副平静、仁慈、普通的样子,我禁不住想,平静是真,仁慈是善,普通是美,集真、善、美于一身,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么让人尊敬起来的吧?
告辞的时候,季先生执意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在长青树前握别,然后,一直看着我们沿鹅卵石通道走远,逐渐消失在花木之间……
后来,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依然是满园花树的季节。这回是和几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蓝布衣裤,清瘦的身躯也依然笔直。然而这回先生的面容极为严峻,说话一反常态,对当时某些社会现象尖锐批评,口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讳的话语对着并不熟稔的我们,竟然一点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充分显示出这位睿智老人一辈子的人生识见、人格高度和胸襟。从那以后,我对季先生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并不是个只知蜗居书斋里作学问的腐儒,而是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高贵血脉的传统士人。
有风骨者并不一定都是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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