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文革中的琉璃厂
作者：王学泰
文革中的琉璃厂是一片萧瑟肃杀,那时还没有现在琉璃厂那些有富贵气、无文化气的牌楼。东西琉璃厂之间各有一个大喇叭,特别是东琉璃厂口更大,仿佛是个小广场。那时汽车也很少,人也少有至者,“小广场”更为空旷,一早一晚显得有些凄凉。有关文化的商店经营的都是“四旧”,自然都要关门。一路商店,大门紧闭,其景象可以想见。大约最早开张的是文物商店(《文物》杂志也是复刊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1970年已经有几家开门了,然而,买卖还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着去卖清代书法家刘墉的一幅中堂。刘墉字崇儒,号石庵,就是前年火爆京城的刘罗锅。刘氏书法名重当时,可是文革中书法又算什么呢?商店新开门,屋内粉刷一新。天很冷,几个营业员围着烤火。他们打开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营业员认识,说:这是刘石庵的字。又说:“您这幅字,如果能像我这墙这么白(这幅字已经熏黄了),我给您一块钱。现在这样,我们不收。”可见,当时文物是不值钱的。
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奇怪,那时不是正处在文革中吗?为什么传播“四旧”的旧书店还营业呢?这得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说起。
尼克松访华是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随着他而来的是许多外国记者。当时市面萧条之极,特别是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这种情景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据说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啥都没有呢?一般商品还好办,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点,让商店丰富两天;可是精神产品就不一样了,除了毛著、马列、鲁迅之外都是封、资、修,怎么能让“封、资、修”进入书店,眼睁睁地叫革命群众中毒呢?北京最大的书店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平常里面除了“毛著”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在美国总统到达的那一天,我跑到这个书店看它会不会能放出一些“封、资、修”来。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塞满了书架,还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但都是一般读者绝不会问津的,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等。我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当我再要买李亚农所著《欣然斋史论集》(这本书我在1963年看过,觉得有新意,当时就想买,但没买到)时,书店店员说:“这是卖外宾的,不卖国内顾客。”大约我们的反资防修的精神卫士缺少国际主义精神,不肯保护国际友人,使他们别遭到封、资、修的毒害,而对自己的国民他们是决不会放松保护义务的。我看那些售书员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你稍示不满,就要把你抓起来似的,便赶紧走了。后来,我一连三天都去书店,终于感动一个年轻的店员,他偷偷地卖给我一本,至今我还保留着它。回家后我在书后记录下买到此书的过程。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大约时在1972年春季。
海王村所开放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和线装书)分为两个档次。一是西廊(现在已经临和平门大街开门,改卖新书了),这里只要有介绍信即可,像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楼,这里要较高层次的单位(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常到这里买书的何其芳、陈用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北楼。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来说,西廊、北楼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处都卖解放前、后出版的平装旧书,都卖线装书;其区别是北楼的线装书有不少是善本书,如明万历以后的清康熙间的刻本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书友同进北楼,仅花了二十五元就买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欧阳永叔集》(残本),合一块钱一本。另外,北楼还常卖一些解放后出版的“内部书”(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港版书(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台版书(如《甲骨文辞典》)等。
一提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凡是四十岁以上的北京的旧书爱好者大多都知道孙殿起先生与其甥雷梦水先生(前两年,雷先生也作古了)。孙先生的《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研究古籍的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流传极广。雷先生据其卖书的经历写过许多书话,为学人所喜读。我熟悉的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老师傅马建斋先生,也是一位版本专家,他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所以很少为人所知,其实老先生对于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了这位比我大三四十岁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与他很熟了。马先生的腹笥极宽,说起来则滔滔不绝。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书店为了适应旧书业发展的需要,便在新华街南口的“京华大楼”(现在的“京味书店”)为青年营业员办了个业务学习班,当时已经退休的马先生应邀在那里讲课。我曾到“京华大楼”看过马先生。马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而是与二三友好悄悄地议论。他谈各种刻本的流变,如数家珍,也很喜欢向各种人请教与书籍有关的知识,而且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多次与我讨论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诗文作家的生平经历等问题。有一次问我:“朴学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清代才有朴学?”老先生还帮助我找过许多书,现在每当我展玩这些书时,就不由得想起他。
另外还有一位赵师傅也常让我怀念。他是修书的,自幼学习装裱,因为刚做完手术身体不好,才到门市上帮忙。对书他不太熟,可是谈起装裱、纸张、刻印却是滔滔不绝。他曾为毛主席修过书,很为此自豪。有一次,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主席修书,“偷”了他老人家一个藏书章(指从主席的藏书上拓了一个章),阳文“毛氏藏书”四字,不知是谁刻的,很精。又有一次说起,毛主席很爱读《历代笑话集》,是王利器辑的那一本,很厚,毛主席看着不方便,让他给分装成小薄本。这个活还催得很紧,头天拿来,第二天就要,说毛主席正在看着,不能耽误他老人家看。这大约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说话时堆满了一脸的笑容。74年我花25元买了一部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嘉庆间的原刊本,35册,不缺不残。我嫌贵了一些,当时这个价格可以买一部明版书了。赵师傅说:不贵。这35本书都是新换的封面、封底,您看这种紫靛纸都是手工染的,现在染这样一张纸就七毛钱,可作六本书的封面、封底。您这一套书光是染纸的手工费就四块多钱,占书费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纸钱就十块了,您的书钱还有多少啊?不到二十块钱了。他的介绍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修书的知识。赵师傅是学徒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为人十分热情,帮助我找过不少书。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就是他帮我从书堆里翻出来的。谈到旧书业,他是有一种没落之感的,认为这一行算完了!
琉璃厂的淘书是我与书籍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愉快的一段时光,因为这时常常有一种期待,又有意外得到的喜悦。当时在各个单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一天到晚批判“封、资、修”,从报纸杂志(当时也没有几份杂志)到单位领导说的都是空话、套话、蠢话,还不时地说一些杀气腾腾的凶话。人间真是没有一点儿灵气了,没有想到海王村这里还荡漾着智慧的光辉。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书店会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化外之民”的避风港。书店是九点钟开门,有二、三十个书友在八点半左右就聚集在海王村的大门口,等待着书店开门,因为每天都要上些新品种的书,大家把期待的目光都盯在这些“新书”上。每天一开门,堵门等着的诸位马上齐奔西廊(北楼不在开门时上书,它卖的书少,所以上书也少),各取所需。我们这些每日必到、锲而不舍的书友们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专收清代的诗文集,当时清代诗文集刻本很贱,乾隆以后刻本平均三四角钱一本;有人专收笔记小说,连解放前“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的错字连篇的标点本旧小说都要。有人专收线装的医书,有人专收词学书籍,词谱也包括在内。非常怪的是我的一位老师(我所在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孙念台先生,是教理论物理的,每天到书店去淘文史书籍。因为他也属于不久前补工资的,收书面极广。
最大的遗憾是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我的工资只有56元,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每月吃用15元,给家里10元,剩下的几乎都交给书店了。我母亲最反对我买书,希望我攒点钱准备成家。每次我淘到好书回家,往往拆了捆,散装在书包里。当母亲问起时,我就说找人借的。她眼看着书架子上的书日渐其多,心里明白,但是她不再说了,让我保留了这点隐秘和乐趣。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有位供职于中华医学会(文革中此会解散,她被调到一个中学工作)的女同志花200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作是很豪爽的,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我以为花那么多的钱买这种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书,不值。当她问到我买这套书值不值时,我婉转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她却爽朗地笑了,并说:买到自己喜欢而又能看的书就是值。我也不搞什么珍本收藏。这真是快人快语。这与另外一位专买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定价一元,只卖八分)的笔记小说的书友心态相同。大达出版的笔记小说中错字连篇,标点谬误,令人不堪卒读,他却自得其乐,每得一种,必向人夸耀。我们说这些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而他对我说,又不搞研究,有点错字也不影响阅读。他花了十几元买了一百多本,其中有许多是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书。这也是属于重实不重名的。我花25元买了一部原刊本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那是几经踌躇的,但是从买到现在已有25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看过一遍。
在海王村淘书的过程中,有些事是永难忘怀的。大约是74年,任继愈的《汉唐佛教论集》刚出版不久,书中论禅宗的部分颇引人注意,使之很畅销。有一天,我在西廊淘书。在书架上翻了好久,没有遇到可买的书。十点多钟的时候一个小徒弟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上架,有几函线装书,我一眼就看到有清末刻本《景德传灯录》。十七年中出版的佛学书籍极少,不像现今佛学书籍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我从70年以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这本重要的禅宗语录使我眼睛一亮。我一看价钱仅仅五元,于是,马上就拿去开票,买了下来。票还没有开完,从里屋出来一位老营业员,是北楼的老夏。他是一个极有经验和学问的营业员,是孙殿起、雷梦水一流的人物。他问我:“老王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景德传灯录》?”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我说:“不能。我已经交钱了。”“钱可以退给你。这部书是不能卖的,小×(指那个小徒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可是你毕竟拿出来了,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他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我包好了书,准备要走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姚文元也正在找这部书呢。”我想,当时毛主席表彰了任继愈《汉唐佛教论集》中论禅宗的文章。姚负责宣传和文教,大约也想充实一些佛学知识,才找《景德传灯录》来看,没有想到让我捷足先登了。一天,马建斋先生对我说:“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的《黄山谷诗集》。绵白纸,书刻如汲古阁手笔,极漂亮。很便宜,才六元。”我本来就喜欢黄庭坚的诗,有此佳本,自然心动,只是当时没带钱。相约第二天来买。次日,我早早来到海王村,老先生从后库给我搬出一个小红木匣,拉出插板,里面有两个小格子,每格整整齐齐摞着十一本书,共二十二本。是仿南宋临安书棚刻本,极美观,上海“著易堂书店”的刻本。其他如清末武昌刻的《国语·国策》,点石斋影印的《佩文韵府》(主要是便宜,十厚本才五元),武英殿聚珍版的“前四史”。在平装书方面也买了一些令我难忘的书。如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王云五的《目录学一角》、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本的《袁中郎全集》,还有奇书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鲁迅先生曾评此书,并写了《文坛登龙术拾遗》。这部书印刷装订都模仿线装,形式古雅,然而其内容则多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痞话。例如在如何登上文坛一节中说,想成为作家其实并不难,只要写自己的“恋爱”故事就可以了,并说这是最引人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