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澳门一瞥
作者：李兰妮
澳门的传统工业有四大支柱,造船业、神香业、火柴业、爆竹业,到了现代已经日渐式微。澳门旧日街上花寨旺,银牌多,茶话室盛,酒楼林立。说白了,就是妓院、赌场、鸦片烟馆、酒家生意兴隆。
澳门原先是个小渔村,造船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澳门的造船厂造的是木船,大多是祖传家业,世代经营。我在澳门的路环岛看过一个现已荒废的船坞,虽是一片废墟,但是从房架、平台的遗迹中可以想象出当年的规模盛况。开车的司机告诉我,这个船坞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站在水岸边,我惋惜地拾起一块黑色的槽朽木片,问,怎么就破败了呢?司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光会造木船渔船,哪里挣得到饭吃?近海鱼少了,渔民也少了,没人来买船,还守在这里干什么?
我听说,澳门的神香、火柴、爆竹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间曾大出风头,远销海外,为澳门挣回了不少银子。可是到了现代,有几户人家还用火柴呢?又有多少人需要天天放爆竹?倒是越来越多的地方禁放爆竹。至于神香,那是供在神前的香,享受香火的神屈指可数,点香的地方也是有限的。那么,转行的人都做什么去了呢?
旧日的澳门有三条街俗称惹火街,套用现代新词即是红灯区。别看澳门是块弹丸之地,光是有名气的秦楼楚馆就占了福隆新街、宜安街、福荣里整整三条街。这三条街的妓寨称为大寨,风月佳人比其他街的姿色好,身价高,大牌红阿姑色艺双佳,通晓琴棋书画,小曲唱得婉转悱恻,拿现代人的玩笑话来说,叫做很有文艺细胞。有的阿姑对外称作歌姬,这样听起来含蓄一些,模糊一些,有点卖艺不卖身的意思。那时澳门有身份的人兴吃花酒,花寨的生意从年头旺到年尾,日夜笙歌,绝对是流金淌银的销金窝。
花寨附近是茶话室,澳门人给鸦片烟馆起了这么一个颇文雅的代名词,烟鬼们可以横躺在酸枝木的烟床上,终日“茶话”,飘飘欲仙。直到1946年之前,在澳门买卖鸦片、加工鸦片、吸食鸦片都是合法的。烟税利源大,澳葡当局就是要图个坐地收钱。
银牌也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有诗云:银牌高署市门东,百万居然一掷中,谁向风尘劳斗色,赌徒从古有英雄。据载,昔日澳门赌馆门上皆署银牌,十分招摇。我有一本19世纪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作品集,他在旅居澳门时,画了大量的澳门风景和市井风情,他的墨水画和铅笔画中,有多幅作品画的是街头的赌摊,穿短衣或长衫、脑后垂着一根细辫子的赌徒们无处不赌。由此可见赌风之盛。
纵观澳门历史,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澳门经济有过一段黄金时期。那时的澳门是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在我的理解中,澳门那时的国际经济地位不亚于现在的香港。它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又是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秘鲁贸易航线的起点之一,只要翻开史书这一页,总会看到很多诱人的字眼,白银、黄金、丝绸、瓷器、胡椒、象牙、檀香、麝香、水银、棉布、天鹅绒、葡萄酒、橄榄油、丁香、钻石……从东运到西,从西卖到东,那些字眼的后面是钱山是财神。
盛极而衰。随后是漫长的衰败和萧条岁月,主要原因是对日本、菲律宾贸易中断,对华贸易中衰,荷兰舰队封锁马六甲海峡,葡萄牙人内讧白热化。在社会、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作用下,澳门的经济久久徘徊在困境中。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经济倒有过一段短暂的畸形繁荣。由于葡萄牙宣布“中立”,日军始终没有占领澳门,广州、内地一带的难民纷纷逃到澳门躲避战火,人口成倍增长。内地、香港不少银号迁移澳门,许多商人携带了大量黄金白银逃进澳门,当时的金融市场空前繁荣。抗战胜利后,外来人员和财产绝大多数转移回到原来的大城市,澳门半岛又成了一个冷清的地方。
只有少数人例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何贤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在澳门见到了何贤的儿子,澳门大丰银行总经理何厚铧先生。说到父亲生前对澳门各方面的贡献时,何厚铧眼睛里充满了怀念和敬意。何贤是大丰银号的创办人之一,抗战前夕,大丰银号由香港迁到澳门来发展,从此,何贤牢牢立足在这块土地上,与澳门共同进退。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吧,命运注定何贤的名字要与澳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澳门生意兴隆,取得了黄金专卖权,还被人称为澳门的华人总督,澳门的华人要找澳葡当局对话,大家就来请何贤出面,澳葡当局若与华人关系紧张,也来找何贤出面调解。
澳门的老赌王傅老榕被土匪绑票,土匪开出天价,索要一千万元赎金,傅老榕宁死不肯掏钱,耳朵被割了一只还嘴硬,要钱没有,要老命尽管拿去。又是何贤出面,与土匪讨价还价,谈了无数次,赎金降到40万,傅老榕捡回一条命。傅老榕被释离开匪穴时,特意拿了桌上一只小闹钟作纪念,还说那是世界上最贵的闹钟。过了几年,国民党的溃兵绑了傅老榕的儿子作肉参,一听说何贤要出面来谈判,立刻声称好商量,拿了十几万元之后马上放人,毫发无伤。何贤行侠仗义,为人豪爽。据说他借钱给人时,不会要人写借据。有人奉主子之命去杀他,失手后被捉住,何贤却叫保镖放人,说是替人当差,也只得如此啊。他还给了杀手一笔安家费,吩咐那人洗手上岸,改邪归正。
我在澳门采访时,与澳门人谈起过何贤。我问,为什么他的影响这么大?有人答,他对澳门经济发展贡献大嘛。有人答,他仗义疏财,这一点很得人心。他赚钱只给自己留三成,七成用于投资澳门,搞福利,做慈善。有人答,他实实在在肯为朋友吃亏,不说朋友坏话。有人答,他是澳门的华人领袖,敢说话,敢出头,敢担责任。而何厚铧则说,父亲一生爱国爱澳,他是真心实意要为澳门做事。
也许是家教严谨吧,何厚铧做事很踏实,素以低调示人。在大丰银行新楼的办公室里,何厚铧的房间布置与他的个人风格相似,大方、沉稳、朴实,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也没有什么哗众取宠的摆设。惟一让我感到有点新奇的,是小会客桌上那只古朴的盘子。我拿不准那应该叫盘儿还是盆儿,比盘大一点,比盆浅一点,里面散落着十几枚图饰不同的小金币,好看,有趣。我问,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吗?何厚铧淡然一笑,道,就是摆来看看的,银行嘛。何厚铧话少,音量也不大。银行家都是一些省惯了的人,连话都要省着说,这也是攒财的基本功吧?何厚铧出言谨慎,不愿意谈自己。他看上去四十多岁,长方脸,板寸头,说话表情不多,他属于那种有教养、有理想、有能力的世家子弟,与外界与传媒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含而不露,很明白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刻该行动。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何贤来谈。
大概是50年代中期吧,澳门的巴士公司闹起了劳资纠纷,老板认为澳门前途暗淡,公司获利不多,便想遣散工人,收手不做了。这样一来,巴士工人面临失业,市民出门坐车也大受影响。何贤出资买下了这家巴士公司,索性让它以福利巴士形式出现,既利泽市民,又减少了澳门的失业人口。在酒店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酒店老板想移民,要结束营业,又是何贤把酒店买了下来,交给酒店职工自己去经营。我问起福利巴士公司,何厚铧说,公司还在,前几年又在广州投资,开通了几条新福利巴士专线。我问,当这样的名人的儿子很难吧?何厚铧没点头,也没摇头,停顿片刻,道,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一种……精神,爱国的精神。
我跟澳门人一谈论起澳门的经济,他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叹息一声,难搞啊!澳门地小人少,资源匮乏,作为一个超小型外向型开放经济,常受到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尤其是航道狭窄,港口淤塞,对外交通受阻,平添了太多的无奈。70年代之前,澳门只有20万人口,三岛之间既没有跨海大桥,也没有连贯的公路,当地没有市场资源,也留不住人才。人们把目光投向海外,出去读书的人,十有八九不会回到澳门来。投资者也认为此地没有条件发展现代产业,无意在澳门投建什么项目。
在澳门人的回忆中,由1970年兴建、1974年完工的澳凼跨海大桥让他们着实兴奋了一些日子,这项由何贤先生投承、由葡国桥梁专家贾多素设计的大桥工程备受瞩目,对澳门人来说,它曾是一种前途的标志,信心的标志。
吴福先生是澳凼大桥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之一。吴福看上去约六十多岁,头上有点谢顶,行动敏捷,目光精明,说话风趣,思维跳跃得很快,他能同时把几件事混在一起说,却能让你听明白,而且听起来不费力。他谈话时用的词汇颇有个性,多是从民间用语中转化过来的,很少有文绉绉的书面语和外交辞令,初初一听,似乎很敢说,很豪放,很尖锐;细细一想,还都没有出格,有分寸,又符合身份,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化,貌似不经意,其实功夫很深。
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澳凼大桥当年施工时的大照片。有一张背景正在架桥,浮桥、吊机、钢缆、一节桥身跨海而立,中年的吴福双手抱在胸前,踌躇满志地面对镜头。吴福指指那时的自己说,年轻吧?笑得轻松吧?咳呀困难不知有多少,说来太复杂,差一点点前功尽弃,只差一点点啊!关键是要坚定信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推动工程往前走,吃亏、上当、摔跟头、山穷水尽,不去管它,不去想它,就是认准推动两个字。他说到“推动”二字时,目光骤然锐利起来,大拇指捏着食指在空中狠狠戳动。我想,“推动”也许是他做生意的诀窍之一。认准一件事,掂量出价值份量,说服、借重各方力量,形成推动之力,这也叫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