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旷课以后
作者：龙 冬
讲算术的这个老师之所以那么瘦,是因为他的肺切除了一部分,那里头挂了几个"乒乓球"帮助他呼吸。老师刚好讲到,在地主富农的残酷压榨下,贫下中农们租种了多少亩地生产了多少斤粮食,然后又将这些用血汗换来的粮食全都交了租子,结果倒头来还欠了地主一大堆粮食,换个说法,是欠了一大屁股账。问题出来了:如果明年水灾旱灾减少收成,再加上利滚利,再减少一个被地主活活逼死的劳动力---四叔,小刚一家人还欠地主多少租子?算吧算吧,算出了一笔永远也偿还不清的数字。
坐在我前头的是正在睡觉的荆小刚。我也才醒过来。荆小刚的外号叫"哩锛儿",就是鸡巴鸡巴叫不清楚的一种谐音。这外号只有我叫叫还可以,换了别人,小刚就该拼命了。窗外的树,树上的叶子和叽叽喳喳的麻雀,天上的云絮,都在动。如果把脑袋低下去,脸紧紧地贴在桌面往外看,使窗台遮住楼下平房的屋顶和远处楼房的烟囱,遮住那棵叽叽喳喳的大槐树,窗外就剩下湛蓝的天空和流动的云絮了。清风吹进教室,缠绕着我的脖子和穿着短裤的光腿。我就这样醒了,脖子还有脑门儿上出了一把睡汗。老师刚好讲着那道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的习题。几乎所有的习题里面,数字不同,内容意思却相同的,这道题那道题看着看着就晕乎了。这学期还是开卷考试,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到时候根本就用不上,即便用得上,等考试的时候我们现打听现商量也不晚。你你---你龇牙吧!我心里冲老师发狠地说,视线便从老师和黑板转移到别处。我忽然觉得我们的课堂变成了一架真正的飞机,我们在飞呀。白云匆匆忙忙从窗外划过去。那时我还没有坐过飞机,可是做梦都想体验体验那种飞的感觉。我妈也没坐过飞机。我爸倒好,他为了批《水浒》里的投降派宋江上个月飞过一回山东。我想起曾经在电视里看到山东一处湖泊中的水上小学,那些学生都在船上读《毛主席语录》,狠骂那个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的孔丘。他们活得真自在。湖水拍打着船舷。水鸟绕着船头飞来飞去。渔民们在不远的湖面上下网捕捞。"孔老二,坏东西!……"画外音,众学生在念顺口溜。我看得出神入化了。
我们看电视不在家里。那时候很少人家里有电视机。我们住在一个学术机关的大院。院子里有许多两三层高的办公兼宿舍楼。办公与宿舍合二为一,是刚从"五七干校"返城的一大特色。这些楼有的涂成红颜色,有的涂成黄颜色,还有灰不拉叽的形同监狱。在每一栋楼的二层走廊上都高高地摆放着一架木头箱子,箱子也有黄有绿。晚上,木头箱子便由一个叔叔打开锁,里面就是我们看的苏联电视机,黑白的。当时,这些电视就已经用过十多年了。苏联的东西用起来非常皮实!听说有个人在"反右"运动中说苏联老大哥的手表跟咱们的烧饼差不多,结果他险些成为"右派",开了他的一次批评会,算他说话"走火"。我们看电视的办公楼,管电视的就是在"反右"运动中走火的那位。每座楼管电视的人往往表情严肃,沉默,看见小孩就脾气暴躁。他按时开电视,大家搬来椅子,也有站着的,看新闻。其实只有一个频道,节目一个星期也难得换出个新花样,所以新闻一完,大人们就散了,守在那里的无非是些老幼妇女家属。尤其孩子,只要说一声:别关,还看还看,地道战!他就会说:地道屁!把《地道战》说成"地道屁",这家伙还是欠当右派。机关主楼的走廊上有台大彩电,那个管电视的更他妈牛逼,他只看新闻和会议,然后就关了。除非有个厉害的同事说再看看,他也不吭气地跟着看乒乓球或者那两个汉族男女妆扮成西藏人像木偶样的摇晃着唱歌。有一个时期我总在想,自己如果是山东那所水上小学的一名学生该多好,说不定还能见到《水浒》里的一百单八将。不过,眼下自己分明是乘坐着飞机上课。我们是飞机小学,天上人间……我都快要犯癔症了。
白云向远处飘去,一块一块地消失到窗台下面,我的座机不断地上升上升。有一朵云变得很像郝卫东他姐姐的小圆脸。郝卫东有妈没爸,他说他爸早死了,我们不完全相信他的话。郝卫东他妈带着他姐弟俩生活。郝卫东他妈名叫张咏梅,人长得很年轻,和他姐姐走在一起母女俩形同姐妹。郝卫东他姐姐特别好看,同她虹霞的名字一样好看,她的好看只能在电影里的正面人物身上才具备,重要的是她浓眉大眼,长得健康,一点也不脏。郝卫东和我同岁,他在另一所学校。在我们大院里,我能和郝卫东这种遇事就尿(读Suī)了的主儿交朋友,确实令弟兄们奇怪。其实,我交友的目的不在郝卫东,心里说是在他姐姐只要每天看上她一回,我便会觉得第二天甚至永远都有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在等着我,这么说吧,见她一面,连太阳每天都新鲜,浑身不知不觉地产生出力气。郝卫东,这尿(还读Suī)逼真有福气,换了我,有虹霞那么个姐姐,大男人们谁要看她一小眼,我非拿命跟他换!我愿意做个捍卫郝虹霞的英雄!现在想想,当年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宣誓的时候,自己都没有过喜欢郝卫东他姐姐的那般激奋。郝虹霞插队走了以后,我难过了几天,愣了几天,逐渐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冷落郝卫东,但我去他家的次数的确比以往他姐姐在的时候少了许多。郝虹霞插队在北京郊区,有时候回来。我在郝卫东家捡了几根他姐姐刚刚梳头掉落的黄细头发,偷偷地攥在手上,然后一个人躲出去,从中精心挑选了一根最长的头发塞到我的大院出入证里。这会儿,郝虹霞的头发就在课堂上。我追随着窗外郝虹霞脸蛋儿样的白云,她让我心慌,让我幸福,于是脑袋也就被她牵引着渐渐抬起来,窗台落下去了,树木、房屋、篮球架子和操场都显露出来,我的飞机终于平稳地着陆。我畅快地喘了口气,望着黑板和老师。
荆小刚依旧伏在课桌上呼呼大睡。昨天晚上很闷热,大人们放松了对我们睡觉时间的要求,小刚和我玩到十一点钟才各自顶着一头汗回家。我站起来伸手拍拍小刚的头,说:"哎,哩锛儿,哩锛儿哩锛儿,醒醒啦,你瞧瞧你们家欠的这一屁股债!"哩锛儿迷迷糊糊地抬起头。老师气急败坏地问我们干什么呐!我说我想告诉荆小刚您这道题是指的他们家。老师说书上就这么印的,我也不是编书的,再说这和荆小刚他们家有什么关系!老师又说,你不想听你就瞄你外面的风景,荆小刚不想听可以睡他的觉,其他同学不想听的爱干什么干什么,我讲我的,省得你们又贴我师道尊严的大字报。全班哄堂大笑。哩锛儿彻底清醒过来,说:"不睡啦不睡啦,咱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老师您说得对,那道题跟我没关系,那是巧合,叫这个名字的人多了去了。"老师没有理会哩锛儿,继续讲课。其实我们对这位老师还是比较客气的,他的肺病多少值得我们同情。他也说过:"我的肺都这样了,你们还想怎么的?"我们不想怎么的,我们不忍心对他怎么的。只要他的课,我就想,他肺里的那些小球球是怎样在一瘪一鼓地呼吸呢?如果有台X光让我看看,一定很过瘾。
许多年以后,我上班路经建国门立交桥北侧的街心公园,见到这位老师正在一棵树下缓缓地打太极拳。他的头发白得像雪,还是那么瘦,可他居然活着,我非常惊奇。
所要回忆的事情,完全由于一封约稿信引起。
我的小说写作从发表第一篇起,迄今已经进入到第十个年头了。十年里,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不少作品,可是除去两三篇评论以外,除去一两家刊物的约稿以外,我的创作没有得到过任何鼓励,也就是说我的创作一直处在寂寞之中。你知道吗,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鼓励对他该是多么重要!就如同体育竞技看台上喝彩的啦啦队的作用。比如有人写评论捧捧他,骂一骂也好,统计一下,有多少人是被骂出了名?尤其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名人。不过,骂也要骂得适当适量,骂得超过了身心承受忍耐的极限,他就会嗝屁着凉大海棠---死啦。骂也不能骂得不着边际,不着边际最容易毁灭人的一生,甚至出人命。人有了关注,有一些约稿,总之如果有点小名气了,有个小圈子了,那么他的心情和状态就会不同以往,就可以良性循环,一发而不可收,谁也挡不住,从此他便成为公众熟悉的人物。
话题回到这封约稿信上来。这不是一封普通的约稿信,不是某刊物来要一篇或两三篇小说,也不是某出版社和编者来要一篇或两三篇作品用来编本多人的合集,虽然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殊荣,但是在多少回的梦里却十分向往;这封约稿信更不是要我的创作谈,我的状态恐怕远远不配。真是范进中举了!这是一封要给我个人出版一本小说集的约稿信。信上盖着某出版社某编辑室的印章,还有丛书主编的亲笔签字:吴十流。先要声明的是,我和哩锛儿在那个夏天旷课以后的故事,与这个吴十流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
同我们一样大的人谁在学生时代没旷过课?那么多年,而且世界又那么混乱,一次课都没旷过的人恐怕是少数,那类人恐怕是不怎么正常的。我至今还认为和哩锛儿旷课旷出了极高的水平。旷课分单节旷课、全天旷课和连续多日旷课三种。这三种都需要说谎话来做到,尤其是后一种多日旷课,必须严密地设计好学校与家长两方面的谎话,甚至要逼真地摹仿家长和老师的笔迹,比如用蜡板刻写印两张通知书,只摹仿老师签字就可以了。在大院里,就哩锛儿和我两个人上这个学校,所以通知书是逼真的;再比如,找个大院里烧锅炉的人,给他一包"工农兵"香烟,再通融他占一回嘴上的便宜,说上一句"我和你妈造你这活儿不容易,你就学坏吧你!"然后请他代理家长写个请假证明,接下来由我们自己摹仿家长签字,荆小刚同学就跟真的似的回浙江老家看他病危的奶奶去了。当然,这样的方法我们也就用过一次,太麻烦了,划不来,过一回瘾,证明自己能干,然后鸣金收兵。平常旷课一天,编个头疼脑热的谎话即可。旷一节课更容易,比如趁老师转身写板书,从教室的后门溜走是一种方法;上着上着课,说自己闹肚子,出去半天,也是一种方法,比较简单。这些都是直接说谎话的方法。直接说谎话的方法也同时会给自己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压力。走在校外的街上,那些老头老太太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你在旷课似的,你会觉得自己如同老鼠过街一样无处藏身。
哩锛儿和我旷课的方法也是及其简单的,不过是稍微动了动脑子罢了。社会上都在"批林批孔"、"反对师道尊严",学校里"教育要革命"、"开门办学",除去一段时间非常好玩的学工学农不受课堂的约束外,给老师写写大字报,学学文件,用《<论语>批注》、《<孟子>批注》、《<大学><中庸>批注》当辅助教材乱七八糟地翻翻,再就是画点漫画唱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天的课程就算完事。这样来看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课好上,可现在看并不尽然。唱歌画画虽然内容是跟当时的政治运动相结合,可艺术常识却不会有任何变化,画画要讲究线条和色彩,唱歌的音色要准确到位,这些要求今天以至永远恐怕也废除不了。翻看几本"四书"批注,去了歪批的话,那些注释自有它的价值,指导着我们从小就阅读了这些圣人经典。教育还要与实用相结合,我们的课程里除了大字课(学书法,写写毛笔字),还有珠算课。珠算,就是学习打算盘。算盘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计数工具,多用于算钱记账,所谓"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学写毛笔字,须自备毛笔、墨汁和纸张,每次课前还要做好准备,洗洗笔,裁裁纸,或者没有墨汁的同学得先把墨磨好,要不半堂课快过去了,下面还在喊"我这墨还没挂线儿呐!"让墨挂线儿,是专指墨的浓度达到的一个起码的标准,否则墨不够黑不说,写出来的字在纸上洇成了一团疙瘩。珠算课必须自备算盘。屁股后面一边是书包,里面有墨盒、铅笔盒叮当作响(还有郝卫东他姐姐的青丝),一边是哗哗啦啦的算盘,都背在身上,走起路来容易自造出各种节奏。课堂上,算盘倒过来便成了车,运动工具,珠子成了轮子,可以从教室的后头滑到前头,来回传递着书本和字条;结实点的算盘,人可以站上去,那不是今天孩子们玩的滑板的前身吗?最好是在去学校的路上,从垃圾堆里捡到个空洞的眼镜架,珠算课的时候再叠个瓜皮帽一戴,眼睛从镜架上方看出去,望定了老师和同学,手下一阵乱拨,这就成为剥削小刚一家的地主了。周扒皮这个名字也要改一改,叫什么张扒皮、李扒皮、王扒皮、哩锛儿荆扒皮,都行。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教学用具都成了我们的道具。我们最佳的旷课方法就是有意在大字课珠算课上忘记带用具。第一次是真的忘记了带,老师说:"下回再忘,谁忘谁回家去取,什么时候取回来什么时候算!"这个训斥我们非常乐意接受。我和哩锛儿经常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回家取毛笔、墨盒或算盘。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走路来回怎么也要一堂课以上的时间,待赶回来,下一堂课也快结束了。老师知道我们被上一堂课的老师罚回家取学习用具,傻逼得居然也和我们一样高兴。其实,我们是玩儿了一路,回家取了用具后又在大院里玩儿了半天。遇到有人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回家取算盘来了!"不知是怎么弄的,我和哩锛儿的这个旷课伎俩居然被吴十流首先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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