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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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 航
门当时静静打开。
门外有两棵大大的梧桐树，树很挺拔，树叶繁茂，风过时，叶子跟着轻轻摇动。主任抱着双臂，来回在我的实验室里跟着。往常他总是笑眯眯的，这一回他显得有些严肃和为难；
“实验进行得怎么样?”他问。
“还在进行。”我说。
“似乎所有的人都对实验结果丧失了信心。”他抚摸着下巴说。
我知道主任的话是有由头的。那是指一次所里众所周知的实验，我花掉了一部分科研储备基金，又借用了不少帮手，没日没夜连续熬了两周，但测试结果却是一堆杂乱的热信号。所里后来组织人检查了我的程序，结论是由于我的设计思想不够周密，致使方程式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因而使这次实验遭受了重大失败。
“没办法，科学有时候是残酷的，绝大部分人都仅仅证明某条路是行不通的。”主任叹了口气。
我点点头，主任确实言之有理。“所以，当初你的或者说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没有明天了。”这大概是主任今天的主旨，搞科学的人一般讲话都有一定的逻辑性。我默默无言，不是我不想辩解，而是我有许多理由却不知如何开口，其中一条是，谁能证明我是彻底错了呢?但我知道主任听了一定会反驳说，那么谁又能证明你是真正正确的呢？
是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想问是与非的人往往非常傻。
关键是他的另一句话：我们已经没有明天了，这句话代表他的观点已经完全翻转过来，从原来支持我变成现在的不支持。他的下一句话恐怕要更尖锐或更写实，我的明天一定不会好过。 ‘
主任并没有如我所料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谈，他岔开话头之后又问起了我的实验。我详细向他汇报了整个实验的进展，他依然神态专注地听着，但我知道他已经心猿意马，说不定在考虑我的前程。其实我也并没闲着，通过主任胖胖的脸，我又注意到了梧桐树。我很喜爱梧桐，因为它们的姿态很特别，而且常常出现在我生活的不同场景之中，尤其在某些特别重要的时刻，只要我略一注意，它们就那样默默地仁立在不远处，像我很早以前读到的潜存在记忆中的一些诗句。
等主任走后，我喝了一会儿茶，发了一会儿愣，决定去找傅重生。傅重生同志也是科研人员，是我的一个要好的狐朋，他的实验室在原先的综合实验楼四楼，离我的这间平房有几十米，实验条件比我这儿强得多。
进门时，傅重生正用烙铁焊一块电路板，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像爱因斯坦，还有点儿少白头，满屋子是各种各样的实验设备，测试仪器，一股子实验室的霉味。
“哟，土博士来啦。”傅重生吸吸鼻子说。
“是呀，洋博士干吗呢?”我问。
“给我儿子弄个玩具。”他说。
我坐下来，点上一根烟，羡慕地看着他的实验仪器，并且伸出手像抚摸姑娘一样细细抚摸着。真他妈棒，从这一点上说我发自内心的眼馋。傅重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比我占优势，他是留美回来的博士，搞的又是国家重点课题，无比受重视，得到的科研资金对我来说整个是天文数字。
“嘿，嘿，别摸了，每回你丫都跟农民进城似的。”傅重生这时抬起头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他的那个“丫”字还是从我这儿学的。
“瞧你丫那小气劲儿。”我抽着烟说，又细摸另一台崭新的仪器，“又没摸你傍家的屁股。”我说。
“你他妈也太狂了，连我傍家的屁股都敢模。”他一边焊着一边叫着。
我嘿嘿笑起来，不言不语仰天吐着烟圈想心事。一会儿，傅重生抬起头问，“怎么了今天有何贵干?”
“王主任对我下逐客令了。”我慢慢地说。
“是吗?”傅重生这回停了手，关注地侧过头看着我，“言辞激烈吗?”
“言辞尚可，不过有一句原话是这样：我们已经没有明天了。”我说。
傅重生沉默半晌，也点上一支廉价香烟说：“你丫有时候就是不太努力，而且也不如我这么才高八斗。”
“天地良心，”我伸出一只手指着天花板说，“你们怎么都说我不努力?我就是这张嘴不好，爱聊，爱提意见，不招人待见，可每天我也是干到晚上十二点呀。”
傅重生想想，点点头，他也认为这是实话。
“老虫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叫着他象征智慧的外号，征求他的意见。
傅重生放下烙铁，双手托腮，眼睛一眨一眨的，那股烟从他的脸庞处飞走，这形象更像爱因斯坦。
“想挣扎吗?”他问。
“当然，想得无与伦比。”我说。
“倒是有一个主意。”他摇头道。
“什么?”我一边问一边伸长脖子俯耳过去，傅重生吸了一口烟；像在所里做学术报告时那样深沉地总结道：“天下文章一大抄，按科研的话讲，博采众家之长是我们完全可以办到的。”我隔壁的平房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了人气。
从我搬到这个实验室开始，旁边的平房一直是死寂一片。我曾经有一次向里张望过，可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人说那是所里加工厂的一个废弃仓库，早就废弃不用了。但就这两天，门被打开了，来了不少人，熙熙攘攘地往里搬东西，搬完之后，还有一个农工模样的人过来问我有电源吗，我说有，出去一看外面站了七八个人，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干活的样子。
晚上隔壁人声鼎沸，各种噪音齐声奏响，我于是受到特大的影响，实在看不下书，就到隔壁看看，参观一把。那间平房显然刚被打扫了一下，屋子里放了些大锌板之类的木料，一问才知道这些人是木工，正在给人打家具，我问家具的主人是谁，他们说是楼里的。
我知道他们是指实验楼。实验楼的绝大部分已经被租出去了，承租人是各式各样的公司，只有像老虫子那样的精英人物才勉强保留了几间实验室。公司里的人来了之后，马上就进行装修，装修完了，自然需要打制家具。
我站在不房外，侧过头望望实验室楼。整个楼黑洞洞的，公司的人们都已经下班，但是就在四楼离老虫子实验室不远的一个窗口还亮着灯。那盏灯在整个黑暗的环境中显得十分突出，窗子上挂着谈蓝色的窗帘，很巧的是，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脸出现在窗口，那张秀美的脸的周围是一团抚媚的灯光。
是她，就是那位小姐打的家具，一个民工说。我点点头，这种时刻这种情景是和打制家具的要求相符合的，我想，如果我没看错，那是个漂亮的女人。
老虫子的方法说来也简单。传统的说法是从实践总结出理论，他现在只是建议我把这个说法颠倒一下，即从理论当中营造出实践，这种方法充分体现了傅重生同志的创造性思维。我从各大图书馆查出了所有有关我这个课题的文献。这是个困难的课题，因此人们的观点参差不齐，有的还颇为怪异，我的任务就是详细研渎一下所有观点，然后做个鸡毛式总结，凑出一种相对折中的理论，按这种理论再编选我的实验数据，这就叫理论指导实践。
这是一条捷径，只需拾人牙慧，就可以攻城拔寨搞出科研成果，而且目前这个课题的所有观点，没有一条是完全被实践证实的，它们只能局部地说明一些问题。因此我只要这么做了，我的“理论”就一定会有一部分被人说“YEs”，至于另一部分被人说“No”的地方，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不得不说这是个好主意。牛顿不说过，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而我现在也恰巧正在借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往上爬这个头脑中虚拟的动作不禁让我想起另一位导师的话，在科学上只有那些努力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可这天晚上，我的攀登之路颇为不顺。在编制实验数据的某一段时，我发现这个学科当中每个人的看法对这一段都风马牛不相及。比如有人说这个事件是“1”，另一个人则说这个事件是个馒头。要把“1”和馒头折衷起来，颇有难度，总不能说该事件是“一个馒头”吧?我想了很久，实在无计可施，就决定去求教于老虫子。
进楼道时，楼道门口的那块黑板依然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块黑板原是写各种会议通知的，但随着科研人员的迁出已人去楼空，它也就渐渐丧失了作用，可是老虫子的那种怪僻随即得到了畸形的发挥，他常常在黑板上写上各种稀奇古怪的数学或物理问题，这些东西都是他做实验间歇想到的，公司里的人自然不会回答，他们都忙着赚钱，只有我每回来时，站在黑板前思考一会儿，然后用粉笔认真地写上答案。
这回的问题不难，是一个经过变换的鸡兔同笼问题，这一定是老虫子在对付他儿子的作业时想到的，我一边把答案写上一边在琢磨，老虫子变换这个问题时肯定感到了某种群学的意味。
上到四楼，楼道里黑漆漆的。四楼楼道的灯长期只灭不亮，我走到老虫子的实验室一推门，门锁着，敲了敲，没人应。咦，怪了，从外面看灯可是亮着呢。正纳闷，不远处另外一个实验室的门开了，一束灯光射出来，在灯光中一个女孩走出门，站在门口往簸箕里剥茶叶蛋。鸡蛋壳叭叭地掉下来，一会儿茶叶蛋的香味儿顺着楼道传了过来。
是窗口出现的那个女孩。从侧影看，她是个美丽的女孩。
我又下意识地敲了一会儿，依然没人应。那个女孩似乎转了一下头看了这边一眼。我转过身往楼下走，走了两层停住脚步，又往回走，快到四楼时，再次停住，想想，又往下走，反复几次，我终于有了一种被揪动起来无可阻挡的饥饿感，我在黑暗中站立了一会儿，毅然再次爬上楼。
“笃笃笃”我敲响了那扇门。
脚步声，那个女孩过来开了门。
“你好。”我冒昧地笑着说， “你能卖我两个鸡蛋吗?”
女孩上上下下打量我，然后大方地说：“行，进来吧。”
我走进来，其实这间办公室我一点也不陌生，原来我们在这儿常常开会。现在屋子里整个变了，装修成一个特别现代的办公室，各种办公室设备应有尽有，看到这些我深深感到物质上的城乡差别。
桌子上摆了五六个剥好的茶叶蛋，还有一大盆方便面，一袋牛肉干。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我问，同时肚子里咕咕一阵叫。
“你先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吃完了算账。”她简洁地说。
我毫不客气地走过去，坐下来甩开腮帮子吃起来，她就站在一旁，靠着办公桌，拿着一杯水一边喝一边看我吃。我都不明白我自己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吃完鸡蛋再吃方便面时我连看都没看她。而她就那么盯着，睁着大眼睛一只手慢慢摩挲着白哲的脖子，像是怕错过了某幅画面一样。吃完了，我打了个嗝，又抹了一下嘴，才不好意思地冲她说：“你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好人，就让我进来大吃吗?”
“天天看你在下面忙忙碌碌的，应该不会是坏人。”她笑着说。
“哦——”我明白了，这一点倒忘了，她是居高临下。我抬起头看到她抱着双臂的样子又说：“其实，我有一次看到过你，站在窗口，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一次，我也看到你了。”她说。
“看来，我们是这个大院里孤独的两个人。”我说。
她无声地笑了，我这时站起来，手放到口袋里时就停住了。
“你不会说你没带钱吧?”她的眼睛盯着我的口袋。
“还真没带钱。”我尴尬地说。
“那么这样吧，你先记个账，下回一次还清。”她清楚地说。
我只好坐下，拿出一张便笺纸正正规规写上：赵晓川的记账单，边写心里还想，她真像个商人，做了好事一定要留名。她笑着站在旁边看我写，这时她好似听清我心里在说什么，点着我说： “我本来就是个商人，今天已经很优惠你了。”我撇撇嘴，她嗤了一下用手指敲着桌子说：“真的，我连手工费都没管你要。”
临出门时，我想起了什么，转过身告诉她，最近我看了一部日本电影，叫《让我们一起跳舞吧》，影片的开头就是一个男人乘着地铁，从地下钻上地面，这时他看到不远处高楼的一个窗口里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做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和缓的姿势。她认真地看着我，听我说话。我看着她那双眼睛，这时心里一个念头忽然跳了出来：怎么，我的生活将会改变吗?
老虫子不声不响地去外地出差，他就是这样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同他的思维。我得知那个女孩的名字叫阎晓青，家在南方。老虫子在黑板上留下了一个数学定理的一半，要补全其实很容易，翻翻书即可，但我就是不翻，我凭着记忆，每天补上一点，涂涂改改挺长时间，像是在补一本书那么认真。
白天，我仍沉浸于广漠的文献当中，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无言地游动。隔壁依然人声鼎沸，我屏住呼吸把嘈杂置于脑后，努力地独自计算思索。阎晓青一般很忙，她白天的办公室总是锁着，去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只有晚上，到十一二点钟，我看完了书，出了实验室，在梧桐树下活动身体，才能看到那盏灯又亮起来。
这天晚上，我从实验室的一个角落翻出一本不知何年何月的菜谱，准备把它当作礼物送给阎晓青。阎晓青对做饭有一种南方人的热情，我正好投其所好，免得让她说我总吃白食。进了门，我照例吃鸡蛋和方便面，阎晓青坐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翻菜谱。我如同以往风卷残云地吃完了，抹完嘴后，很自然地翻出那张夹在笔记本里的记账单又要记账。这时阎晓青笑着问我：“赵晓川，白吃白喝多少了?”果然她质问我了。
“这话说的，我不都记账嘛，老老实实的。”我一边说一边记，按自己定的规矩把每天饭费总值定在1元。
“你说咱们这算什么关系?”阎晓青问。
“一般性关系。”．我随口答道。
“无耻。”阎晓青笑着骂道，她那种南方女孩妩媚的笑容特别迷人。
我笑眯眯地不说什么，记完账依旧把账单夹回。
过了一会儿，阎晓青说： “账记多了，早晚要拿现钱还的。”
“这点鄙人清楚，可是账多了不愁嘛。”我说。
“会愁的，别忘了你是在和商人打交道。”阎晓青温柔地威胁道。
我手托双腮，假装天真地看着她，故意不再说什么。阎晓青研究了一会儿菜谱，收起来放到书架上。这时时钟指到了十二点，我们俩都丝毫没有困意。“对了，我最近生意不错，所以我把对面的屋子也租下了，刚布置好，去看看吧。”阎晓青建议道。“行啊。”我说。
我们走到对面，这儿原来是放档案的屋子，挺陈旧的，空气也不好，阎晓青开了门，打开灯，我看见整个房间焕然一新，墙壁上挂了她的大照片，还有一些新家具和一张床。
真棒，无比的舒服。我由衷地承认。一一观赏了她的家具后，我走到那扇更吸引我的窗口，窗外的夜景十分富丽堂皇。原来这扇窗子是被木头封死的，现在换成玻璃窗之后，院外的那条繁华的街一目了然。真奇怪，过去就没人想到要换个窗子。
“夜景还不错吧?”阎晓青回头问。
“很不错，红浮绿舞，生生不息。”我深深地说。
“我们在一起似乎是因为另一扇偶然的窗子。”阎晓青双手撑住窗台说。
“是，当然这里还包含了一个简单的生理原因。”我接着说。
阎晓青楞了一下，脸有些尴尬地红起来，十分暖昧地膘我一眼。
“想歪了吧?”我笑起来，“我是说我就是饿。我每天都吃不饱，而我每天做实验的加班费是一块钱，根本吃不起夜宵，恰好你挽救了我。”
阎晓青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她笑笑接过话题：“真那么少?那不是欺负人吗?”
“骗你干吗。”我说，“就是欺负知识分子。”
阎晓青点点头，她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看来我真救了一个难民，这样吧，跟我干生意如何?”
“生意?”我歪歪头，瞅瞅她，“这事儿我从没想过，我行吗?”
“行。我早看好了，好好培养培养你一定是个干生意的好手。”她满有把握地说。
“是吗?我还这么有潜力呢?”我不信地琢磨着，忽然想到另一点，敢情她是有预谋的，那回剥鸡蛋绝对是故意的。
阎晓青还是无声而商业地笑着，我看着她笑，就大胆地伸出一只手搂住她，她的身子开始还挺了一下，后来不由得一软，舒服地靠在我怀中。刹时，那种南方温柔的水汽攀援而上，她伸出手指，指着华灯浮动的街道幽幽地解释，这条街叫酒吧一条街，这条街这么火的原因十分有趣。到底是什么?我在她耳边问。她说，据说这条街里有一个酒仙，它一直保佑着这条街，所有的生意人都对这个传说十分艳羡，但又觉得有点可望而不可及。
就是因为饿，这么一个简单的不像知识分子的原因，我决定跟阎晓青一起做生意。她开出的条件很好，只要我跟她做，她就给我开工资，还包一顿夜宵，阎晓青和我谈条件时显示出我不认识的另一面，她飞快地按着计算器，有一种亲傍家明算账的果敢精神。
其实答应阎晓青并不完全是心血来潮，而是我的头脑中时时闪现着主任的那句话：我们没有明天了。在那句话之前，我确实没有想过实验以外的事，我敏感的心全都遨游于各种数据之中，用以捕捉各种微妙的物理事实，但现在我的饭碗被静静举了起来，里面的明天空空如也，这使我不得不另谋他图。
阎晓青带我去了酒吧一条街，这是我头 一次晚上没有在实验室度过。我们于十点钟 进了一个酒吧，酒吧的名字叫做“乡间”。 整个酒吧面积很大，装饰风格是美国西部式 的，草帽、烟斗、牛仔的装饰布满各个角 落，整个酒吧灯光幽暗，人头攒动，烟雾弥漫在半空，漂亮的女人如同鱼一般一拨一拨地来回穿梭，有一个女歌手坐在酒吧中间的演歌台上低着头唱着流行于大街小巷的“七情六欲”，似乎完全置身事外。
我们在一个木制大灯罩下坐下来，周围喧器无比，人们在打牌、掷骰子，或者端着扎啤聊天，阎晓青问我：“怎么样?”
“真棒，这就是我想象的有钱人的生活。”我进城一般感叹道。
“这算什么，现在的酒吧都这样。”她说。有小姐上来，向阎晓青递酒单，阎晓青摆摆手，表示不喝酒，让我点。在小姐面前我不好说什么，只好掩饰着窘态，接过酒单。打开，上面琳琅满目各种酒的名字听都没听过，价钱更是不便宜。我愉眼看了一眼阎晓青，阎晓青没有看我，而是意态悠闲地似乎在找什么人。我想反正是她付钱，就假装豪爽，随手指了一种，然后交给小姐。
等酒的时间，我探着头四处张望，像当年偷地雷的。阎晓青的眼光略带讥讽的微笑，她似乎在说，能适应吗?这种生活让你傻眼了吧?适应，当然适应，如果她问我就会这么回答，有钱都会花，我想。
酒端上来，这时阎晓青伸出手指着人丛中一个穿行的女孩子说：“除了台上唱歌的歌手江小东，她是这条街上最红的明星，人们叫她‘酒国之女’。”
我顺着阎晓青的指向，仔细打量着那个女孩。那个女孩身材很棒，长发的后面挽着一个明黄的发圈，她明显的年轻，并且充满活力。我们注视了她一会儿，女孩似乎也看到了我们，她在远处挥了一下手，就很快地走过来，我看见她的身上挂了一条绶带，上面写着推荐的啤酒的品牌，叫做“克荣娜”。
“阎姐。”女孩很热情地叫着。
阎晓青笑着拉她坐下：“这是赵晓川，博士，赵晓川，这是小万，未来的学士。”她对我们俩说。
“博士哥。”女孩脆脆地叫了一声。
“小万妹妹。”我也眉开眼笑地应了一声，并且分别递过一支烟，“抽烟，抽烟。”两个女孩接过来，点上，刚抽了一口，马上被那种劣制烟丝的味儿呛得一起咳了起来。小万赶紧拿起酒瓶喝了一口压了一压，然后嚷道：“博士哥，这烟太次了。”
“怎么会，是实验室特殊配制的。”我为了博士的面子强词夺理。
小万不信地看阎晓青，阎晓青瞪了我一眼，一边咳嗽一边勉强点头。咳嗽停了，我们聊了起来，我于是知道小万现在还在读书，是学经济的。边聊小万还伏在阎晓青耳边说些笑话，阎晓青的脸不自然地红起来并且跟着小万笑，然后大家一起喝酒和钦料。两个女人在一起话很密，我根本插不进去，看着她们聊我就想，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晚上，在同样的时间，我只是换了一个地点，就看到两个美丽的女孩相拥着聊天的美景，而不是枯燥而抽象的书海，这种情景真让我有点恍如隔世。
聊了一阵儿，小万看了一下表，马上说她还得去忙，今天客人多，阎晓青又嘱咐了她几句，小万点头应了，然后站起身和我打个招呼，就走向吧台。我的目光追随着小万，看到她取了酒像瑚蝶一般托着克荣娜穿入人丛中，人丛中再次涌来洋溢的笑声。
“怎么样?还不错吧?”阎晓青问。
“是的。而且还年轻，她比我们年轻多了。”我颇有感触地说。
“你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晚上来这个酒吧坐一会儿，等她下班之后，送她回家。”阎晓青说。
简单，太简单了!我有点诧异，喝了一口酒说：“这也算做生意?有这种送人回家的业务吗?”
阎晓青点上自己的烟，抽了一口说：“我是干保险的，总公司新开了一项业务，我目前负责的这项业务比较特殊，叫做‘他人险’。”
“他人险，这是什么险?”我听着有点好笑。
“你不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别人的存在对自已都意味着某种危险吗?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公司设置了这个险种，现在它发展得很好，很多人投了保，在这个险种下有一个附属业务，叫做代理陪伴业务，专门提供给那些对别人有所担心的人。”阎晓青一边说，一边抽烟。我觉得她说到这些实在有些专业精神，神情特别认真。
“那么，我现在就是代理陪伴人员?”我笑问。
“对，有人为小万投了保，但她自己并不知道。”阎晓青说。
凌晨一点多，我和阎晓青拉着手往回走，小万今天有人送，我的任务从下个星期才开始。酒吧里的环境给我的印象很深，那里的人衣着光鲜，出手豪阔，我一直琢磨不出他们是干什么职业的，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狂欢呢?
街上似乎是没人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和天空中默默无声的星星相伴，我想起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星空啊，我们走得越近就离你越加遥远。
“你能肯定酒吧里的人们都需要他人险：吗?”我问。
“当然。”阎晓青敏锐地断定道，“人们；越是狂放地歌舞升平，就越是痛苦。”
那就好。我心里说，并且在夜空中吐了一口酒气。阎晓青这时靠过来，她的身躯伏在我的胳膊上，就像一片树叶伏在我身上，“以后，你不要问我的年龄。”阁晓青在我耳边说。
“行。”我说， “不过，我们问不问都老了，无论是作为科学家或者商人，我们青春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