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仁者寿
作者：张不嶙
先生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早饭总是烤馒头片，一碟炸花生米，一杯浓茶。午饭、晚饭基本吃素。他最爱吃的是馒头大葱，这是山东人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更不愿去医院看病、体检，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他从不锻炼，不去爬香山吸什么负离子，或者打这拳那拳，练这功那功。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他甚至开玩笑说：有那么多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工作呢。他曾应《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哺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先生这个“三不主义”真让那些“锻炼主义者”和卖补药的听了气短，也使那些希望获得长寿秘诀的人听了感到失望。但事实如此，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然而，我以为先生长寿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不过他未曾说过，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秘诀”。那就是，他那平和、博爱、坦荡的胸怀和“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的心态。我这个观点，从医学角度来解释，也是讲得通的。医学专家们不是常常讲健康的心理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吗?我们不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一个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由于内心的抑郁、失衡而折寿吗?先生近来常常声称自己是陶渊明的信徒，并且以陶诗《神释》中的四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陶潜虽说受老庄哲学影响很大，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是关心现实的，有《桃花源诗》为证；他还反对当时流行的“神不灭论”，认为“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是唯物主义的。陶渊明的思想，正如鲁迅所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从陶渊明这种思想基础来理解这四句诗，它就并不是在宣传消极遁世思想或者不可知论，而是表达了一种直面人生的旷达，荣辱不惊的平静，面对生死的坦然。这是在经历了人生多年磨难后的一种“化境”。先生既然将其引为座右铭，自然也就造出了先生自己的心态，或者说，先生所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这个例子证明了我上述关于先生心态的分析并非主观臆断。那么，生活在这纷纭复杂的社会中，一个人怎样做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恰好，最近读到先生的一篇短文，叫《做人与处世》，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写道：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段话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之道的高度概括，也是他能做到心态平和的“秘诀”。下面，就结合先生的所行所为，看一看他是怎样处理这三个关系的。
先谈一谈第一个关系：“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
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记得前些年，从电视里看见国外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与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事进行顽强的斗争，当时还觉得很好笑，似乎环保问题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今年北京连续遭到八次沙尘暴的袭击之后，就笑不起来了。大自然的报复，使国人猛醒，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生态平衡问题，人类前途堪忧，更无论个人幸福了。于是政府下令，群众踊跃参加，迟耕还林，退耕还湖，植树防沙，禁伐禁猎等等，采取了种种严厉措施，保护生态平衡，甚至日本人、韩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来帮忙。一时间，环保问题成了政府和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先生早在十几年前便已经提出来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连续著文论述东西文化的差异，其中重点就是谈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西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征服自然”，结果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等严重后果。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以“天人合一”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极有远见的观点。东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这种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和哲学观。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将在世界上重领风骚。”可惜，他的这些文章，当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与嘲讽。
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包括地球上一切有生命之物)，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样的分析未免过于武断和牵强。那就举个例子来证明：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关爱备至。拿北京人来说，清晨公园里，遛鸟、遛狗的人不在少数，其爱鸟爱狗之态可掬。大杂院里，无论居住环境多么拥挤、筒陋，总能在窗台墙角，看见几盆夹竹桃、米兰、绣球、海棠，或者文竹之类的花木。这是北京人对生活热爱的表现，也是对大自然亲近的一种心理的反映，这是一种高雅的情愫，是一种正常的人性。但是，凡凶残无道之人，对人类尚且仇恨，更不用说对草木鸟兽会有什么感情了。十年浩劫期间，养花忽然成了修正主义，“四人帮”一伙在北大，先批斗人，后批斗花木，把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花树砍伐殆尽，把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也斩草除根，最后，把办公楼前两棵颇有些名气的西府海棠也连根拔掉。“四人帮”一伙要篡党夺权，整北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理解。但是砍代花木，铲除海棠，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音tè，奸邪之意)。”“四人帮”一伙干出砍花伐木之类不近人情之事，足见他们是一伙毫无人性的“大奸慝”。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常常表现为人们的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吗?
先生对草木鸟兽的关爱之心，超出人们的想象。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先生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侯倩魂。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了。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1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又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再次流下了眼泪：“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先生不仅爱花木，亦爱小动物，尤其爱猫。他家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先生同每一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后。猫生病了，先生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淀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先生爱猫，在北大是远近闻名的。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斜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再来谈谈他为人处世的另一条原则：“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先生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他说：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减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
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
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
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儿年之内，
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
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
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
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
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
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己
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藏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特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志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一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先生的《重返哥廷根》一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合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先生：“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先生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先生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鲁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先生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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