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忏悔的诗人
作者：施 亮
十七岁，我从一个少年朋友那里抄来《圆圆曲》全诗，那时正在文革中。我对诗中的许多典故并不懂，也无注释，但是，却从直觉感受到了全诗的文学魅力。叙事跌宕起伏，才华艳发中见沉郁，激楚苍凉里生悲怆，特别在歌行体诗中运用转韵而造成的波澜往复的艺术效果，实在是史诗大手笔。吴三桂由于爱妾陈圆圆被掳，冲冠一怒，屈节降清，引清兵入关，是历史上有名的“女人亡国”的故事。那时节，也恰逢“红都女皇”权势熏天之际，读了《圆圆曲》的那些诗句：“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我感觉非常带劲儿，还将此诗给父亲吟诵过。从此，我对诗人吴梅村的生平与作品更有了特殊兴趣。那些年，关于此类书籍，在新华书店很难找到。十余年后，我才在《清诗选》里读到了精选的一小部分吴梅村诗。1988年，我又买到一本薄薄的《吴伟业诗选注》，高章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不过，这本小诗集过于简约，竟连吴梅村另一首长诗《鸳湖曲》也未选入。那首诗倒是在《清诗选》中收进去了。
《鸳湖曲》是吴梅村的另一首著名七言歌行体叙事长诗，与《圆圆曲》不同，既少了辛辣的直言指斥，也再没有激昂慷慨的格调，更多的是烟雨凄迷的境界和意味深长的感喟。他诗中所写的主人公吴昌时，原为复社主要骨干之一，与复社盟主张薄共同策划了周延儒重新出山。吴昌时是晚明时期风云变幻的政争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性格猥琐，贪利嗜进，经首相周延儒援引，由礼部郎中又破格转为吏部文选司郎中，手握大权，呼吸通天，内交宦官，卖弄信息，外结朋党，驱逐异己，最终被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内廷杖，弃首东市，周延儒亦罢职赐死。此人曾是吴梅村密友，实际也是当时荒淫腐败政治产生的畸零儿，他的命运与沦亡的大明王朝的命运也是一致的。或许，诗人吴梅村直觉地感受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描述了吴昌时那种穷奢极欲、豪华绮丽的享乐生活后，笔锋一转，又写了吴昌时弄权作势而自取杀身之祸的经过，最后以“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的警策诗句结尾。
我总是觉得，《鸳湖曲》要比《圆圆曲》所包含的意蕴更加复杂深沉，不再具有《圆圆曲》所迸发的强烈批判色彩了，似乎诗句里除了对吴昌时命运的思索外，更有了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思索。
可惜，连绵的思索怎么也抵不住残酷的现实，人在历史风云中常常是自己难以掌握命运的。一纸清朝诏令下达，在两江总督马国柱的举荐催逼下，吴梅村不得不在顺治十年九月离乡北上，去做清朝的官吏了。以后，这成了吴梅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酿成了他一生中更深刻的思想痛苦。他是诗人，具有敏感的特质，不能不冷峻地认识到，自己诗中那些极富有感情色彩的警句，反而成为对其个人品格的严酷讥讽了。尤其是吴梅村在应仕前，曾经参加慎交、同声两社在虎丘召集的大会，为调解两社嫌隙做了许多工作，又因为其宿望被推为盟主。他们尊敬他，由于他是仅存的复社党魁之一，入清后隐居不仕，写了许多脸炙人口的诗文，表彰忠义，斥责奸邪，赢得士人们的钦服。而他以后仕清的举动出来，急转直下，瞬间使人们对他的热望化为失望，他在虎丘大会的周旋，也势所必然被当成是为了重新出山所做的政治准备，为了抬高他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身份。
无论古代及今世的知识分子，或是对吴梅村采取体谅的态度，或是用鄙夷的目光，都得承认，吴梅村北上仕清的行为玷污了他的名节，甚至他写下那些满怀忠义之感的诗文，也就显得言不由衷了。但是，我仍然爱读他的诗，也包括他晚年充满沉痛心情的诗，时而剖明心迹，时而自怨自艾，时而感愧自责，其中有着极其复杂深沉的仟悔意识。一些学者不能体谅他心中的隐曲，大抵只将这种忏悔看成为自己辩白的某种姿态。还有人认为他的仕清纯属于一种政治投机。对这些观点，我不很赞成。我比较同意叶君远在《吴伟业评传》中所说的：“面对爱惜名节重于生命的古人(‘龚生’，指汉代龚胜)和‘慷慨多奇节’的故人(黄道周、陈子龙、杨廷麟等)，他无地自容，不惜用最严峻的话语鞭挞自已懦弱的灵魂。‘竟一钱不值’几个字，是他为自己所下的极其严重的判词。大约只有在这样直言不讳叙说内心羞耻时，在这样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他那由于灵与肉的矛盾冲突、相离相悖而产生的痛苦才可以得到些许缓解，他那负罪的心理才能够获得短暂的平衡吧?”这一段话，原是叶君远兄为吴梅村那首著名的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感而发的。不过，也道破了吴梅村后半生的内中隐曲。
我与叶君远兄曾是同事，奉其为师友。多年未谋面，一次相见，得知他在人民大学中文系当教授，长期从事吴梅村研究。他与冯其庸先生合著了《吴梅村年谱》，还出版了《吴梅村诗选》等书，属于国内少数几个“吴梅村专家”了。我一直对吴梅村颇感兴趣，写过一篇历史小说，近日出版的长篇小说《黑色念珠》中也有关于吴梅村的部分描写。于是，我去叶君远兄家求教，蒙他赠我《吴伟业评传》等书。当夜，我一通宵将此书读完，深感此书文笔优美，资料翔实，对人物和事件既有深刻精当的描述，也有鞭辟入里的分析。真是一本好书。
我尤其佩服叶君远兄对吴梅村痛苦与矛盾的内心世界的透辟认识：吴梅村的生活道路与其所处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是紧密相联的，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软弱特点，因此，他无法躲避，也无处躲避仕清的结局，他以后的那种永世负罪感才更具有历史性的悲凉!叶君远兄还认为，吴梅村仕清后，在诗文中常常出现的仟悔之词，不应该说只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自贬姿态，而是真心的羞愧自责，深感罪孽在身，无颜对后世之人。倘若，他的自讼只是获取后世人同情的狡狯，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掩盖某些事实，或者一笔带过，何必对自己被站污的灵魂作如此严厉的解剖呢?
最近，我又读了一本书《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是赵园先生所著。将此书与《吴伟业评传》放在一起读，是饶有兴味的，更能拓展历史视野。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激烈动荡与复杂矛盾的大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早期启蒙思潮”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思想界的精神支柱——以理学为中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虽然，它仍然是士大夫们的绝对道义尺度和思想基础，可是由于思想界的活跃与立异倾向，它的虚伪性，它的禁锢人类发展的保守性，也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们的怀疑与批判。
赵园先生在书中所称的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戾气”，也就是思想界的肃杀氛围，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传统社会文化与统治者的施虐，这里包括明末清初对知识分子的种种镇压，例如，东林党受迫害案，崇祯皇帝数次廷杖大臣，清初多次的文字狱等等，实际上也具有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封杀性质；再有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自虐，他们虽然寻求思想突破，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苍白造成了先天缺陷，却找不到自己新的思想定位，也就难以打碎传统伦理道德所教化出的臣民心理的桎梏，内心世界充满困惑、徘徊与痛苦，最后，只好用自我牺牲来报答施虐于他们的统治者！这是中国一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
明清易代，使得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对前朝沦亡的历史原因进行反思。明遗民学者对“建文逊国”这个明史初期一大公案的追索，也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明太祖辞世后，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执行削藩政策，不到一年削去五个藩王，激起了燕王朱棣的反叛，经过数次大的战役，领兵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继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站在封建造统的立场上看，燕王朱棣的举动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他夺取了江山，以后数百年也都是他的后代子孙执政，这种悖逆行为便成了“靖难之役”，谁敢言“篡”字?这个尴尬话题，正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本质上的虚伪，它是建立在势利眼、“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基础上的。是与非都让“势利”二字抹杀掉了。占统治地位的强大政治力量总是好的，正确的。乱臣赋子与强盗流氓只要做了君主，也就是伟人了。它使得道义的尺度，实质上也就是强权的尺度。甚至对“建文逊国”这个命题的反思，也只有在故国沦亡之后才能进行，说是历史反思毋宁说是历史讽刺才对!因此，赵园先生的分析是很精彩的：“易代固然痛苦，但如王夫之、黄宗羲的大胆言论有使人想到易代的某种‘解放意义’——那种批判以及怨愤表达，也只有在明亡之后才能成为可能”；“你由此又不难推想，明亡之际出诸遗民的尖锐痛切的明代政治批判，其背后隐藏着怎样深刻的屈辱感与自我命运的感怀?”
吴梅村可以算作这些士大夫之中的一个。他一直积极地反思先朝灭亡的悲剧，企图通过修史来探讨一代兴亡的原因。
《绥寇纪略》是一部专题史书，记载崇祯十七年农民起义军的始末，记录了明王朝与农民军的角逐。顺治九年，吴梅村在嘉兴的万寿宫开始集辑史料，前文提到的《鸳湖曲》一诗，也是他在此时此地写成的。在反复修改书稿的过程中，吴梅村越来越深刻地看到，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是出自政权内部的腐败，多数官吏只知贪污搜刮，军中将领打仗畏缩不前，克扣军饷却贪得无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兵变。王公大臣们几乎个个都是荒淫无耻的废物，只晓得聚敛财宝，无一人为国家着想。即使力图挽救危局的崇祯帝，也是刚愎自用，反复多疑，远贤近佞，因此，最后大崩溃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鸳湖上的烟雨凄迷，也犹如吴梅村心头所笼罩的愁云惨雾。他当时的思想正处于困惑与徘徊中。写作了《绥寇纪略》后，他对国家命运有了较深的思索，看清楚明王朝必定沦亡的弊病，也明白这个王朝绝不会再死灰复燃了。自然，他又会联想到自己个人的命运。吴梅村在嘉兴的应酬交际活动很多，既有一些文人墨客，也有一些降清的旧朝官吏，《吴伟业评传》中认为，吴梅村那时对逼他重新出山的压力已有预感，所以，心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沉重。《鸳湖曲》对宦海风波险恶的警句，也是他的自诫，企图表明隐居不仕的态度。但是，他后来却没有勇气按这个原则去做。 对《绥寇纪略》这部书稿，吴梅村几乎花了一生时间不断进行修改。其中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他对于《圆圆曲》所指斥的主人公吴三桂，态度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有两段话：“上崩之后三十三日，而吴三桂请本朝大兵入关，大破李自成于一片石。”还有，“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吴宁远乎?”在他的笔下，曾经讥评讽刺过的引狼入室的汉奸，如今却又变成了“效秦庭之节”的申包胥式的英雄了。
如果，这两节补遗是他在仕清以后又加上去的，就可以看出，吴梅村的椎心出仕，除了迫于压力之外，还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着更复杂的思想内涵。一方面，他确实有着良心上的不平衡，因为自己失节而感到羞愧，充满自责与痛悔，希望自己的无奈能被后世人所谅解；另一方面，他对先朝沦亡原因所做的冷静剖析，所做的反思与批判，也就冲淡了对故国沦亡的哀恸之情，忠义之情，与家国之情。他明白这一切是时势使然，是难以扭转的历史命运了。因此，他的思想更加矛盾复杂，更加痛苦徘徊，如《吴伟业评传》所分析的，“有时表达了强烈的故君之思和麦秀黍离之哀，有时却又对清朝皇帝感恩戴德；有时流露出对清朝的不满，流露出对仕清的无奈与厌恶，有时却又站在与清朝统治者同一立场上重新评价叛臣逆子；吴伟业做了侍读以后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 ‘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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