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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斧高悬
作者：曹文轩
他患有癫痫病，差不多每周都要发作一次。发作时，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接着突然仆地，浑身抽搐，双眼翻白，情形十分恐怖。但他的追随者与研究者们，似乎对他的癫痫病颇感兴趣。托马斯·曼说：“所有由于这个伟大的病夫的疯狂而不必再发狂的人们，都以他的名字起誓，他们在健康中将缅怀他的疯狂，从中获得力量的鼓舞，而他也将在他们中间变得健康起来。”他还引用了尼采的话：“造就艺术家的特殊的情况，同病理现象相差无几，两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似乎不可能做一个没有病的艺术家。”理由是：生命离开病态就无法维持下去，癫痫病是最好的兴奋剂，是激活灵感的一种奇妙元素。这些伟大的病夫，“是为了人类具有更加高尚的健康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者”。弗洛伊德有两本十分著名的书，一本是关于达·芬奇的，一本就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弗氏在谈到茨威格对陀氏的研究时，很有点瞧不上，认为作为艺术家的茨威格，实际上是研究不了陀氏的。他认为，能够揭示陀氏个性秘密的，只可能是医生，而不可能是艺术家。他还断言，陀氏之症，并非癫痫，而是一种特殊的歇斯底里症。这一病症既决定了陀氏本人的内心痛苦，也决定了陀氏笔下人物之内心痛苦。
他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结束了在西伯利亚的苦役后，他的这种嗜好渐至登峰造极。据他的妻子说，陀氏在赌博这方面，本来是天才，但由于陀氏性格上的缺陷，因此，注定了他只能输得一塌糊涂。捉襟见肘之时，不是向他人赊借，就是典卖家当。但也有一次他兴奋地提着一个钱袋回到家中——那里头竟然有赢来的二百一十二枚腓特烈金币!不过，这笔钱就如同一群偶然飞到自家林子里的过路候鸟，只是稍作停留，便又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飞走了。他的妻子诉说着：“他拿去二十枚金币，输光了，回来又拿去二十枚，又输光了，就这样在两三个钟头之内来回几次拿钱，直到最后把钱全部输光。”他连在和新婚妻子旅行时，都不能抵挡赌场的诱惑。一八六三年他在旅途中竟然大赢了一把，并将其中五千法郎寄到彼得堡。他在给长兄的信中说：“我……发明了一种赌博方法，我第一次采取这种方法，立刻就赢了一万法郎。……我需要钱。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妻子，为了写小说。……我到这里来，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大家，并使自己摆脱贫困。”但，他又很快请求家人将寄回去的钱再寄给他——他又输光了。他的长兄十分恼火：他竟然在和他钟爱的女人一同旅行时撇开她去赌博！既然第二天要重新将钱要回去，又为什么要将钱寄回来?他的妻子安娜，有的只是痛心：他玩完轮盘赌回来了，脸色苍白，站立不稳，犹如大病过后；他有时还会因为深刻的歉疚而跪倒在她脚下，放声痛哭。然而，令人目眩的轮盘，总像风中摇摆的樱粟花，在勾引着这项薄弱的灵魂。陀氏写了那么多书，若是按我们驾轻就熟的解释，说他勤奋写作，乃是因心中块垒，不吐不快，或是说他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而对文字怀有一腔热情，恐怕都不完全可靠。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不可否认的：他要不停地用文字去偿还没完没了的债务。赌、写，写、赌，几乎是他一生的循环。
在陀氏的心灵世界里，似乎还有一些暖昧的记忆。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仟悔录式的。罪恶感始终隐藏在那些闪烁其辞的叙述之下。令人生疑的是：他在《罪与罚》、《群魔》等作品中都写到了一个相同的事件：一个女孩被强奸。陀氏随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他就在那个女孩上吊的隔壁房间里》，深刻地体验到了一种内疚感。纪德说：“内疚不时地折磨着他。……他感到有必要仟悔，然而不仅仅是向神甫。”他带着一种非常古怪的心理，竟然选择了屠格涅夫作为仟悔对象。他与屠氏之间，一直存有芥蒂。循规蹈矩、言行高贵而矜持的屠氏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太瞧得上这个神经质的、放浪形骸的怪人。陀氏心中自然明白。但他也一样瞧不上屠氏，总有一番要使对方难堪的心思。有人曾将《群魔》称为攻计小说，因为据说，《群魔》中的某个形象是屠氏的化身。他终于还是造访了屠氏。屠氏态度冷淡。而他全然不管这些，进门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故事。屠氏惊诧万分：他对我说这些干什么?他难道疯了吗?陀氏说完了，一片沉默。他在心中静盼着能出现屠氏小说中的情感场面：屠将他拥入怀中，流着热泪并亲吻他，安慰他……。然而，空气里却只有一片似乎千年不解的冰冷。陀氏终于说道：“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对您说，我深深地蔑视自己……”他斜视了一眼屠氏，“然而我更蔑视你。这便是我要向您说的一切。”说罢，拂袖而去。
陀氏小说纷乱无序，驳杂，倾轧，充满困感与矛盾，所有的心灵，都是狂风大作的热带雨林、白浪滔天的海洋，都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这些人物，无一是单一的、纯洁的，他们在各种欲望的包围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崇拜陀氏的茨威格，他对陀氏作品的概括也许是最地道的：他们“正在感受着各种神秘的妊娠时期的特有的环境”。“他们暴躁不安，为的是压住内心那低低的细语声，有时他们会毁掉自己，目的也仅仅是为毁掉这一萌芽”。“他们像患有阵发性狂躁性精神病的人一样闯进生活，从嗜淫到仟悔、从仟悔到暴行、从犯罪到认罪、从认罪到神魂颠倒——沿着自己的命运之路到处乱闯，直到嘴角流着白沫倒下，或者被人打翻在地”。
分裂的世界，分裂的人格，皆与陀氏自身的分裂有关。这是一颗被痛煎熬的灵魂。这颗灵魂一直在泥淖中挣扎，企图见到青天朗日。陀氏作品的压抑感与紧张感，由此而生。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不必都联系作者，但分析陀氏的作品，却不能不时常去考察、揣摩陀氏本人。这是一个用文字书写自己冕魂的作家。这里埋伏着许多暗示，随时飘动着他扭曲了的身影。陀氏的作品是宏大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心灵史。
除去恶劣家庭的影响，陀氏本人的遭遇也绝非寻常。他曾因拉舍夫斯基事件被逮捕，并在1849年12月22日晨7点多钟，与若干同党被押往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在狂风吼叫声中，他断断续续地听着最高当局的判决书。装了弹药的枪已经举起，四周只有寒风的肆虐声。但，就在此时，一骑呼啸而来，一个武官纵身下马，带来一纸公文：皇帝陛下决定免去他们死刑，发配高加索。20年后，他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回忆了那番刻骨铭心的情景与感觉：
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那个圆顶和闪耀在圆顶上的阳光；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那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一个有如此经历和遭遇了如此经历的人，指望他有单纯的人格和平静如水的习气，怕是不可能的。这种人注定了一生要在心灵风暴中与飞汐走石搏击：最终或是沉沦，；：或是带着遍体鳞伤完成灵魂的超越，成为具有无穷魅力的伟人。
陀氏用他一部又一部作品，很实况地向我们转播着他是怎么被卑下情操所纠缠，怎么顾应卑下情操，又是怎么跃马扬戈与卑下情操作唐·吉诃德式的厮杀的。他不怕呈现出种种猥琐的、肮脏的、下流的景观。但正是在如此景观中，我们看到了一颗强大的、九死一生的灵魂，于浑茫恶浊中发出了闪电一样的刺眼光芒。
其实，这个由天才与魔鬼、小人与君子、卑微与高尚、智慧与愚蠢、冷酷与悲悯混合而成的人格，才是最有重量，也才是最经得起人琢磨与玩味的人格。
将陀氏看成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有道理的。
陀氏之小说，乍看上去，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并无泾渭分明的差异，总让人以为差不多是一道。但仔细辨析，就会觉察出差异来——越辨析，就越觉察出差异之深不可测。
差异之一，便是：托尔斯泰们一般只将文字交给“正常”二字，而陀氏却将文字差不多都倾斜到了“异常”二字之上。
而若要走进现代主义文学的暗门，则必须以“异常”二字为开启的钥匙。
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高度真实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已达成共识。那么，在确定这一结论时，是否就意味着其它文学就缺乏真实性，或者说真实性程度不够呢?大概不能如此推论。公正的说法应是：它们都具有程度很高的真实性。《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双城记》或《红楼梦》与《城堡》、《白痴》、《魔山》、《乞力马扎罗的雪》，就反映世界之力度上，并无高下之分。但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却又是必须要如以肯定的，因为是它收复了它之前的文学闭目不见、撒手不管的一片广阔时空——处于异常状态的经验领域与精神世界。
其实，正常与异常，都是相对性的概念。回溯历史，我们将看到这对概念其实一直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时地互换着位置：原先正常的，被视为不正常了，而原先异常的，却被视为正常了。鲁迅笔下的狂人以及他周围的所谓正常人，究竟谁是真正正常的呢?屠格涅夫说陀氏简直是个疯子，但若以陀的观念来判断，屠才是真正的不可理喻的疯子。何谓正常?何谓异常?全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
现代主义文学之前的文学，就这样认定了：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文学要关注的就是这一切。文学为什么只应该关注正常而要回避异常，其实并天多少认真而理性的论证，只是觉得它应该关注正常，若是去关注异常，也就不正常了——它完全迎合了人们喜欢正常的所谓正常心态。就这样，处于异常状态之下的存在，就在它的视野中被排除了。
经过若干年以后，现代主义文学忽然横站了出来，发一声惊世骇俗的问：凭什么无缘无故地要遗弃异常?异常不也是存在吗?难道存在也要非分出个三六九等不可吗?
陀氏未必就有清醒的要举现代主义大旗的意识，但或是出于本性，或是受潜意识的驱使，他确实更愿意青睐异常：异常之境与异常之人。
如果在平原与高山之间选择，陀氏将选择高山；如果在大厅与过道之间选择，陀氏将选择过道。陀氏与托尔斯泰大不相同，他喜欢注意的是那些不容易到达和容易被忽略的空间，然后在这些空间里展开他的故事。巴赫金说，陀氏总让他的人物站在边沿和临界线上。这些空间是偏离中心的。托马斯·曼在《魔山》中，让他的主人公住到瑞士一座山上疗养院里去，而陀氏在构思长篇小说《无神论》和《一个大罪人的传记》时，则决定让他的人物生活在修造院里。他看重的是偏僻的、特殊的环境。这些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并具有实验室的特性：看他的人物在如此环境中如何成长与表现自己。
陀氏笔下少有正常之人。疯狂的卡拉马佐夫身上潜藏着病态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兄弟》)、斯塔夫罗金是“属于必须拖到城外用石头砸死的那种人”(《群魔》)、梅什金则是一位被一连串古怪念头纠缠着的“善良的白痴”(《白痴》)……“荒唐人”是陀氏笔下的人物的总称。这些人物“越出了自己常轨的生活”，而在一个“翻了个的世界中”喘息、行走、高谈阔论或作出种种令人吃惊的举动。木讷、神经质、痴狂、冷漠、夸夸其谈，或者是一些“聪明的傻瓜”，或者是一些“滑稽的哲人”，或者是一些“凶残的善良人”，或者是一些“善良的凶残者”。他们游走在智慧与愚蠢之间、罪恶与人道之间、天使与魔鬼之间，使我们无法接近，也无法理解。19世纪80年代，许多解释者，将陀氏著作看成是对精神病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研究的心理学成果，虽然是一个不可取的结论，但确实反映了陀氏作品不以正常之人为笔下人物的文学事实。
异境，同时也是困境。洞、死屋、地下室、孤岛、下不去的雪山、远处幻象般的城堡……，是一个个没有出路的环境。即便是没有远离人群，那些生存空间也是十分极端的：充满暴力、阴谋和性欲的家庭，被邪念、不纯激情和各种卑下欲望所充塞的社会……。处境恶劣，那些多疑的、胆怯的、忧心忡忡的弱小动物与人，惶惶不可终日，只觉得四下茫茫，孤立无助，灵魂经常处于麻木乃至白痴状态。“我悲哀，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真理，而我知道真理。”陀氏笔下的一些异人，还爱沉湎于真理，但行为举止又是喜剧式的。当他们终于知道自己只会被认定为疯子之后，由忧郁而变为对一切都不再抱认真的态度：“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对我来说全无所谓。”“荒唐人”在自杀前，走在大街上居然无缘无故地将一个乞讨的小女孩推到一边：“这小姑娘和我还有什么相干，还管什么羞隗不羞愧，世上的一切都同我没关系了！”在异境中，这些人既使我们怜悯，又使我们望而生畏。
现代主义文学着魔似地痴迷着异常。它阴郁地穿过汪洋大海般的正常，而去寻觅显然远远少于正常的反常。在它看来，正常是乏味的、苍白的，是经不起解读的，是没有多少说头的，因此，文学是不必要关注的，更不必要特殊关注了。正常是贫油地带——没有多大价值，不必开采。而异常之下却有汹涌的油脉，有着无限的开采价值。文学的素材、文学的主题全隐藏在异常之下——只有异常才可使文学实现深度表现存在的愿望。现代主义文学尽管遭到“病态的”、“抑郁的”、“怪诞的”之类的贬评，但，它却还是固执地将视线落在了异常之上：异常之境、异常之人。从表面看上去，这似乎已是一种习惯，但实际上是出于现代文学的种种深思熟虑的思想。
评价旷世奇才的陀氏，得换另样的尺度。这是茨威格的观点，也是陀氏作品令人困惑乃至流行于世界之后，许多批评家们提出的观点。因为，以往的那个尺度是用于评价描写正常之境与正常之人的。陀氏之后的若干现代主义文学家们，通过各自的艺术实践，已为批评家们制作新的尺度提供了大量文本。时至今日，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评价文学的尺度已有了两个严密的系统——专注于反常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从理论乃至技术方面，都已得到了高度理论阐释与确认。
按陀氏之脾性，之趣味，之思考来看，也许他是最适合从事现代主义文学写作的人——他命中注定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
这是《群魔》中的一段对话：
“……您见过叶子吗，从树上掉下来
的叶子?”
“见过。”
“不久前我看到一片稍带点绿色的黄叶，叶边都烂了。被风吹走了。我十岁的时候；冬天里我总爱故意闭上眼睛，想象一片树叶——绿油油，亮闪闪的，有叶脉，阳光明媚。我睁开眼，我不相信，因为这太好了，于是又闭上眼睛。”
“这是什么，是寓言吗?”
“不……为什么?我说的不是寓言，只是树叶，一片树叶，树叶很好。一切都一很好。”若将这段对话当成一种普通的、日常的、纯粹叙事性的对话来看，则算没有读得懂陀氏。我们要联系上下文的用意。陀氏只不过在通过人物之口，诗化地表述他的哲学思索：一个人一旦进入超意识状态，世界将会在他的心目中显示出温凄而优美的善意。在陀氏小说中，我们可以经常性看到这些别致的、希似平常但藏匿了深刻哲学动机的句子与对话。
陀氏与托尔斯泰的区别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只经得起社会学解释，而陀氏的作品，除含有大量社会学命题外，还合有大量心理学与“哲学命题”。这就是陀氏为什么被弗洛伊德与尼采盯住的缘故。
我们完全可以将陀氏当一个哲学家来看——他只是用另样的方式在阐述他的哲学罢了。一些学者通过仔细阅读陀氏的作品，发现它的作品不仅与哲学之间有生死相关的联系，并且其中的哲学思想还极为丰富、艰深与系统。
他本来就是一个哲学家。
陀氏本人曾经萌发过撰写纯粹好学著作的念头。但最终放弃了。其原因据一些学者分析，是因为俄国人并不具备哲学头脑——尤其不具备阐述哲学的言说方式。然而，陀氏却用文学的方式极富个性也权具深度地完成了对一系列重大哲学命题的思考。他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可能要比那些最为著名的哲学大师还要多。后来的许多哲学家从他的文学底部发现了哲学，并将这些哲学直接转移到了他们的哲学世界之中。一个文学家，经常被哲学家所谈论——作为哲学家而不是作为文学家被谈论，大概是前所未有的。
陀氏作品粉碎了“文学中没有哲学”，“文学与哲学无关”的说法。陀氏之作，既是文学文本，也是哲学文本。
陀氏塑造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形象的背后，无一不暗藏着一个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的哲学是从他的经验世界出发的。也许，他真的不能像西方的职业哲学家那样轻松地运用理性力量以及数学般的推演方式来进行哲学思考，但他有无比丰富的经验以及极为敏锐细微的感受这种经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种同样有效、甚至有略胜一筹的非哲学的恰恰又能够表述哲学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找到了这种方式。他发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学语言”的语言，在表述哲学思想时居然有美不胜收的妙处。他驾驶求这种语言，自由自在地踱步或奔驰，然后将一片广阔无边的哲学原野展现于我们眼前，使我们处于美感与理性的双重震撼之中。
表述了哲学，却不落一丝理念化的痕迹，这就是陀氏的高明之处。这一招，是后来的人想学也学不来的。
我们必须来思考一个文学事实，这就是：陀氏在德语世界影响最大；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德语文学受到陀氏广泛而深刻的濡染。在一个多世纪里，几乎所有德语世界的大师级作家，都撰文或口头谈到了陀氏。德语小说游荡着陀氏之幽灵，已是不争之事实。茨威格、托马斯·曼、卡夫卡、安·西格斯、亨·伯尔……我们可以开出长长一串名单，这些人都与陀氏有着抹不去的联系。这一事实，已被文学史家们注意到了，但他们从未有过一个人问过：为什么陀氏对掳语世界有如此重大的影响，而相比之下对法国、英国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回答是：只有哲学的德国才能看出陀氏文学中的惊世骇俗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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