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没有水的湖（上）
作者：施 亮
一、家属连
下了火车，我们才发现，这儿不是咸宁五七干校，而是一个小镇。这支队伍大都是老太太们、年轻妇女们，还夹杂了几个孩子，扶老携幼的，真不好招呼。在寒风瑟瑟的车站上，她们整理行装，拎了提包，高声抱怨喧嚷，不知为何被撂到了这个小镇上。
家属连的领导是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郑效洵伯伯。他担任连长，带领几个干部忙得团团转，向大家解释，由于五七干校没有盖好房子，无处安排家属，只好让家属们先住到武昌县乌龙泉镇上，在这里单独成立一个家属连。虽然大家都不情愿与家人分离，可也无奈，便服从安排，家属们携着行李，带着锅碗瓢盆，先住进一幢两层的小楼房，后来又住到了两排红砖平房里。据说，原来都是地区党校的房子，我们暂时借用了。当天晚上，郑效洵伯伯召集家属们开会，宣布将家属们编为两个排，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家属们编一个排。妈妈还被任命为小班长。
床板之类的大行李还未运到，我和中华书局的两个孩子住一间小屋里，地下铺着稻草。我们不识愁滋味儿，对这种反常的生活反而特别兴奋，嘀嘀咕咕聊了一夜。
第二天，父亲赶到了，还有其他干部们也赶来看望自己的家属。父亲见到我们，紧蹙眉头，阴沉着脸，瞅周围没有什么人，才悄悄对妈妈说：“我给你们写了一封信嘛，你应该收到了吧。我叫你们先不要来么!”妈妈争辩说：“唉——你不知道啊，北京现在大街小巷都在挖防空洞，学校里还练习跑警报呢!他们说，一旦战争爆发了，苏联人的坦克两天之内能打到北京呀，那时候，我拖儿带女的怎么办呀!”父亲不住地摇头：“咳，听他们乱说呢，中苏两国肯定打不起来的。都是大国，又都有核武器，哪儿能轻易开战呀!可是，你们一块儿跟我到干校来了，往后咱们家……”他长叹一口气，不往下说了。我猜，他是担心我们全家会在农村落户，怕将来回不了北京。
短暂地团聚一起的全家，很快又四分五散了。父亲仍回到向阳湖去。我和妈妈随家属连住在乌龙泉镇上。妹妹住到咸宁县城的寄宿学校，干校在以前咸宁县高中的校舍里办了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们在那儿过上了准军事化的生活。
家属们也准军事化了，除了被编为连、排、班以外，也都吃大食堂。一个笸箩里盛着糙米饭，随便吃，想吃几碗饭都行。菜呢，或是清水煮萝卜，或是清水煮洋白菜，连烂叶子也熬在里边，后来吃得我们口里清水直流，一闻那股味儿就恶心。妈妈和几个家属去帮厨，做饭的大师傅是十四连调来的炊事员崔师傅，她们赔着笑脸说：“崔师傅呀，今天还吃煮萝卜呀?”崔师傅板起脸孔，指着那一堆烂了一小半的青萝卜说：“是——啊!不吃这个，吃什么?把它们吃完了算!”她们不敢再说什么了。回到房间，妈妈苦笑一下说：“瞎，只要有白米饭吃，咱们就知足吧!不是没让你啃窝头吗?”
我们十四连的家属们搬到那排红砖平房的后一排屋子住。两家只好合住一间。我家和许觉民(洁泯)伯伯的岳母同住一屋，我和妈妈都叫她“外婆”。外婆是个善良的老人，将妈妈看作是亲女儿，把我当成亲孙子，对我们无话不说。有时候，夜深人静，她打开一个小煤油炉子，违反纪律，悄悄给我们煮酒酿泡鸡蛋吃。当时，小镇常常断电，前排房后排房就是一团漆黑，若是行动，只好拿个手电筒。潮湿阴暗的黑茫茫夜色中，只有几点摇曳的烛火，又很快熄灭了。人们东拉西扯的聊天声音也是低低的，寂寞的，冷清的。我经常见外婆一人躲在黑影中独自抹泪。
我们吃在食堂，连打开水也靠食堂供应。开水就是煮饭的大锅里烧开的。所以，喝起来常有一股腥腻味道。以后喝惯了，也不嫌寸。经几人舀过热水，水已经半凉，家属们也只好凑合了。
在众多家属中，居然还有一位男家属，仿佛是中华书局某女勤杂工的丈夫，他在北京做临时工，由于备战疏散人口，也来到这里。家属连里大都是妇弱老幼，他成了一个主要劳动力。比如，到镇上买菜买粮食，由他带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去。几天后，他还领我们几个男孩子挖了一口井，南方水皮浅，挖不到一米多净是泥浆子。翌日清晨再看，已有一汪井水。与其说是“井”，不如称“池”。隔了不多日子，池水异常浑浊，水面浮一层小虫子，又长一层蔓草浮萍。不仅人在里边打水，农民们养的水牛也在那儿喝水，我们也不敢阻止，因为，我们只不过暂借他们地盘居住的客人呀。
我和中华书局的两个孩子也发生矛盾，互相怄气，彼此不搭理了。那是有一回我们争辩，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哪一个出版社更有名望?他俩不屑地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成立好几十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成立几年?人家外国人都认商务和中华的牌子!”
我不甘认输，强辩道：“得了吧，商务和中华都出过什么书呀?解放以后的长篇小说，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头牌的出版社!”
“我们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解放以前也出版长篇小说呀。解放以后，我们出版字典!”
“哼，光出版字典，顶什么用!”
这些孩子们间的争吵，也反应了一种心理——后来在干校中也经常出现的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矛盾隔阂。不过，更多的矛盾则发生在本单位家属们当中的婆婆妈妈的小事纷争中。
这下子可苦了郑效洵伯伯。他原来曾是二三十年代文学团体“狂飙社”的成员，翻译过外国文学名著，鲁迅先生在日记中也提及与他的交往，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让他到乌龙泉镇管理家属连，本来也有照顾他年老体弱的好意。殊不知，他却投入了更难缠的矛盾旋涡中。一年后，十四连的家属先搬回咸宁了，他一人却还得暂留在乌龙泉镇，继续照管十五连、十六连的家属们。其间，商务印书馆某编辑的妻子，为一点儿小事，与别人争吵后竟想不开，一怒之下寻短见未遂，郑伯伯只好陪送她至武汉医院抢救，提心吊胆很长一段时间。从干校返京后，他分配到北京图书馆，我常去他家借书看。回忆起在乌龙泉镇的那段日子，郑伯伯连连摇头说：“唉——那婆婆妈妈的滋味儿可真难受，倒不如参加田间劳动呢!”
二、小镇风情
湖北多雨，冬天是较多的阴冷细雨，沙沙沙，沙沙沙，没日没夜地下，真是要下断人的魂。
这是个约有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只有一条街，街中心铺着青石板路，霏霏淫雨将一块块石板洗得发亮。雨中人们很少有打伞的，街市上只少数几人撑起油布伞，或披起了蓑衣，或戴起了大大的竹斗笠。当街的那些摊贩们，也赶紧收摊走开。一片带着湖北乡音的吆喝与咒骂声响起，街两旁茅屋和瓦房仿佛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土腥味。
临街有几家饭铺，门口设一炉灶，安一口大锅，早晨有卖油条的，也有卖馄饨汤圆的。有时揭开一个大蒸笼，雾气弥漫，熟米糕的迷蒙气味飘来，暖白的，甜香的，带一股酒酿的醉人味儿。大师傅戴个灰毡帽，经常拢着两手站在灶台前，大门敞开，店堂几张油腻黑糊糊的桌子，一览无余。我们这群北京人来，给那几个小饭铺增添了不少生意。尤其是节假日，咸宁的干部们来乌龙泉镇探亲，简直把几家小饭铺挤得水泄不通。那儿由原来卖简单的米糕、馄饨之类吃食，也开始大肆经营起热炒菜了，有米粉肉、红烧桂鱼等等，还卖一种甜甜的米酒。
一次，我们在镇上也遇到舒芜先生，他的女儿方竹和老母亲也住在乌龙泉，他笑嘻嘻扬起红扑扑的脸说，“哈，南方小镇的饭菜，自有其风味!”
父亲也点头应和着，“是呀，咱们南方人，还是适应南方生活的。”
回家路上，父亲跟妈妈说，舒芜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才二十多岁就当了大学教授，很有学问的。当时，那些干部也是以南方人居多，倒还是习惯这里的一切的。
也有几处杂货店，卖红薯粉做成的粗粗粉条，成束成束摆在货架上，还有笋干、松花蛋、咸鸭蛋等等。南方小点心有圆圆的核桃酥，薄薄的芝麻糖，有一种小麻饼在北京城是吃不到的。红糖很多也很便宜，家属们买了，回屋里冲红糖水喝。
镇上还有一处理发店，理发匠是个中年人，自个儿蓬发垢首，平时没有生意，袖着两手跟人聊天，见我来了，嚓、嚓，将手中的剃刀在荡刀布上擦两下，我连忙说，“我还是小孩子，不用刮胡子!”见那乌光闪亮的剃刀实在害怕。理发匠却一笑说，“刮一刮脸总要得!”他一心想在我这北京伢子头上显一显手艺，还是用剃刀在我脸上刮了刮。
他的推子在我脑袋上纵横驰骋，边剃头边和我聊天，充满了对京城的向往，问了我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我家离天安门有几多远?天安门离中南海有几多远?毛主席平时是住在中南海还是住在天安门?我被放倒在理发椅上，只是提心吊胆那剃刀，有一搭没一搭应答着。
一会儿，他塞给我一个热毛巾把儿。我睁眼一瞅，那毛巾黑得像抹布。我胡乱擦一把还给理发匠，再一看玻璃镜里，我的脑袋也被剃成一个“盖头”。理发匠还洋洋得意地问我：“要得哇?”我含糊应付一句，付了钱，怀着无比懊恼的心情走出理发店。
往后，我再也不愿意去镇上的理发店剃头了。妈妈也听说这儿的理发店不卫生，容易传染癞痢头(镇上就有几个)，再不敢让我去了，便自己买个理发推子，由她来给我推北京中学生常见的平头。
距离住处一里多路，是乌龙泉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一幢一幢红砖瓦房常出入一些农村干部模样的人们。里面安一个高音大喇叭，或是播送最高指示，或是播送革命样板戏，或是播送一些批判文章，大都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批倒批臭某某”、“不投降就叫你灭亡”等等。公社播音员是一个梳着“马桶盖儿”分头的小伙子，也算当地的小名人吧，洋洋得意，傲然四顾，进出门端着肩膀走路。
到晚上，这位公社播音员还有一项特权，他可以将全公社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搬到门口，供大家一起观看。乡村的夜晚是寂寞的，沉闷的，没有什么娱乐。于是，刚吃过晚饭，昏黄的暮霭降下，一群镇上和附近村庄的孩子们，家属连一群北京孩子们，还有许多乡村的男女们就集中在公社大门口那块平场上。播音员为显示自个儿的权威，故意迟迟不出，人群难免发生骚动，传出一些埋怨声：“搞么事——搞?”“莫装样子噢!”
随后，播音员出场，也用湖北乡音高声回骂几句。那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总算搬出来了。可是，那年头能有什么好节目呢?记得，有一回看到的是将《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重新填词，荧屏上除了字幕就是乐谱，放了多时竟不见一个人影儿。看得实在没有趣味，那些野性的乡村青年和半大伢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故意往姑娘们堆里撞，往她们当中扔烟头，又引来尖声细气的咒骂。而且，北京的那群女孩子尤其会被欺负，往她们当中扔死青蛙，吓得她们不敢再来看电视了。
妈妈在镇上买东西时，又认识了刚从武汉市迁来的老两口，原是老红军，湖北省委的某高干，据说在文革中受武汉“七二○”事件牵累而靠边站了。那些日子，也因为加强战备的借口，被疏散到这里来。老两口住在不远处一幢小楼里，迁移到农村后，再没人照顾他们，许多生活琐事只好自己来做，常见老太太拎个塑料桶到井边打水。
妈妈不时去看望他们，互相很谈得来，彼此间全是被流徙之人，对文革也都没什么好感。那位老红军悄悄告诉妈妈，副统帅的家乡就在此地附近的一个县里，家庭出身也根本不是什么贫农。妈妈回屋，又神秘告诉我们。许家外婆大惊失色，吓得连连摆手，嘱咐妈妈别再跟别人说，还劝她别到那幢小楼去了。
不久，老两口一个儿子也从武汉过来，照顾他的父母。他也是个初中生，却是一副纨绔子弟形象，梳了油光可鉴的大背头，穿了崭新的呢制服，脚下一双尖头皮鞋，手里总拈一根香烟，眯缝两眼，玩世不恭瞟着周围人们。这位公子大概颇有虎落平原之感，这儿逛逛，那儿遛遛。他的老妈妈还是得自己拎个塑料桶打水，一步三晃，颤颤巍巍，他却仿佛没看见似的。有时候，还要向父母粗声大气吆喝。头一回见面，他朝我微笑点点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普通话发音极标准，一只手插到兜里，取出一包香烟，熟练地手指一弹，拈出一根香烟给我。
我倒退一步，使劲摇手，“不，不!我不会抽烟!……我，我不抽烟!”那时，在我们观念里，中学生吸烟，形同于“流氓行为”。
他扑哧一声笑了，眯起眼睛，揶揄地说：“吸一根……玩玩么，莫要怕，有啥子可怕的?”这位公子后来跟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同学，他还不时地往武汉跑，其实并没有在乌龙泉镇呆很长时间。即使这样，他也仍然在那儿制造了一桩小小的风流故事。
三、农村的大课堂和小课堂
我们十多个北京来的孩子，大约有半年没上学了。
我给北京的同学们写信，写了一封又一封，他们也给我回信。我才知道，他们也没有好好上课，国庆练队，军训，还有到野外拉练，占去了大多数时间。可我还是羡慕他们，毕竟是在学校里，与年龄相仿的众多孩子们在一起。
我平日总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一起，他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我有了充分的自由，可以天天在外面闲逛，心里却有一种淡淡的孤寂感。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活。爬上野草丛生的山坡，采集着蓝色的，黄色的，粉色的各类野花，又捡一堆各色的卵石装进口袋里，我被大自然所产生的斑斓色彩以及醉人气息所迷惑了!它使我读到一本更博大的书，走进一个浸染我身心的更大课堂。一片又一片高高稠密的荒草丛中，被太阳久晒的土地有一股发酵的气味，缓缓的春风吹，将每一个人的心扉都吹得舒畅敞开了。
一个又一个小水塘，才百十平方米方圆，长满野草浮萍，有时可见鱼儿泼刺刺跃出，大多是鲢鱼。我们常见农村孩子在里面洗澡，百无聊赖了，便徘徊在岸边，往池塘里扔着石头子，农村孩子们捧了水向岸上的我们泼来。有一回，我们见一个当地农民将满满一担鸳箕的牛粪抛进池塘里，不禁大吃一惊，告诉与我们相熟的一个农村伢子，他哈哈大笑说：“这有么事作怪的?”
“往里倒的是牛粪呀!”
“不往里倒牛粪，塘里的鱼吃啥子呀?”
“那，那，多脏呀!”
“牛屎脏，人屎脏不脏?不也要上肥在稻田里么!你吃的糙米脏不脏呀?”
这个孩子就住我们住地附近的村庄里，都管他叫童伢子，也算一个小小的孩子王吧。他个子矮矮的，用一种好奇又戒备的目光望着我们。大伙混熟了，他便带我们去放牛。
那是一条大水牯，杂些黑毛的灰色脊背上，还沾了泥巴。我从童伢子手中拿过缰绳，它却不动身，偏起脑壳，鼓起一双大牛眼睛瞪着我。“打它一鞭子，它就走了!”小伙伴建议道。我真的扬起鞭子，不轻不重抽它一鞭。谁晓得，大水牯发起蛮，横起一对牛犄角，使劲往前一冲，像是一根长矛扎到我腰间，竟将我顶到几米开外的草丛中。“哎——哟!”我大叫一声，捂着胯骨，半天也爬不起来了。那只大牯牛却转过脑袋，惬意地喷出一股鼻息，低头大口大口啃着路边的青草。
几个农村伢子哈哈大笑，“哈哈，北京伢子的腰杆子捅断喽!”“哈，腰杆子捅断了莫得要紧，莫将屁股戳烂了哟!”我却趴在地上，疼痛得眼泪也出来了。
也没有几天，这只大水牯对我不再认生了。我牵它上山坡吃草，牵它到池塘饮水，有时候还洋洋得意骑在它的背上。夕阳西下，晚霞满天，袅袅的稻草烟从一幢幢茅屋回旋而出，水田一片嘈杂的蛙声与虫鸣，这不是一幅“乡野牧童图”么?
开春了，我们整天疯玩的日子也该结束了。
郑效洵伯伯四处联系，总算说定了让这十来个孩子先在乌龙泉公社中学借读。本来，他想让我们这些孩子去附近乌龙泉矿的职工子弟学校去借读的。据说那里教学设备好一些，教育质量也高，学生也比较多，可是却没有谈妥。
乌龙泉矿是武汉钢铁公司的下属厂矿，集有数千名职工和家属们，矿区内设有百货商店、澡堂、饭馆和电影院等，比乌龙泉镇要热闹繁华多了。干校的人们常去那儿洗澡，逛商店，吃饭馆，名日“逛矿区”。不过，我们若去乌龙泉矿上学，要多走一段路，还要经过一条铁路线，这是郑伯伯最不放心的一条主要原因。他讲出这条原因，家属们便也赞成先让我们这些孩子在乌龙泉中学借读。
我们成了乌龙泉公社中学的学生。方才切切实实体验了农村学校的场景，教室是极简陋的草房，所谓“黑板”，不过将一面墙壁用泥土抹平，再涂』二黑颜色而已。学生们的课桌椅则是木条钉成的长桌，我们坐的椅子也是长条矮凳，脏兮兮的，且有些摇摇欲坠。那些农村同学们颇不友好地盯着这些北京伢子们，故意用身体挤着我们，还嘻嘻笑着，发出怪声。
班主任是一年轻女老师，见课堂来了许多北京学生，略有点儿胆怯，改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课。可是，讲一会儿，便觉得不习惯，又掺杂了湖北乡音。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也带到教室来，讲一段课，给儿子擦一擦鼻涕。有时候，她的小儿子两腿一叉，便冲着教室的墙根儿撒尿了。
学校里只有三四位教师，这位女教师，还有另一位中年教师就是学校的主力。他们不仅教语文，还教数学，甚至教“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那年头，这两门课代替了化学和物理。
后来，我读到了阿城的《孩子王》，感叹他描写乡村学校的场景逼真。课堂平时像茶馆，有的学生公然在里面抽烟，上着课大摇大摆走出教室，老师喝止他，他扬一下脑袋：“我去蹲茅坑，也不许哇?”老师别无地方，便用痛骂怒吼来维持秩序，镇压学生。尤其是那位女老师特别凶，骂起人来声嘶力竭，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拍得讲台桌砰砰作响。她的一连串湖北话，我们都听不懂。当地那些学生并不害怕，几个调皮鬼还嘻嘻哈哈插科打诨，也乒乒乓乓在下面拍着课桌，往往是喧闹一场，然后该打钟下课了。
放学后，我没有兴趣再到野地里疯玩了。我更愿意一人坐在屋里发呆，使自个儿被笼罩在某种忧郁与迷惘的感觉中，少年心灵尝到了孤寂的苦涩。
我开始了读书。先是读《毛选》四卷，连后面的注释都读了一遍。接着，又找到一本长篇叙事诗《胡桃坡》，这是作家王致远写的，他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妻子住我家隔壁。我还从他妻子处又借来了李季伯伯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也忍不住低声吟读起来。这也是我初次接触到的用陕西民歌体裁写成的两部叙事诗。以后，我发现它们的艺术形式与吴梅村的那种歌行体长诗有某种相似之处，叙事跌宕起伏，由于运用转韵而造成了波澜壮阔的艺术效果。再没有书读了，我找了一本《汉语成语小辞典》，因为里面为诠释典故，有一个又一个小故事。被许觉民伯伯看到了，还向父亲夸奖我：“你们家施亮不错，挺好学!一个人在那儿读成语辞典!”
四、一泡绿色的屎
节假日，父亲与一批干部们从咸宁赶来乌龙泉镇，将在咸高读书的妹妹也带来，家里团圆几日，又回向阳湖。听他跟妈妈说，连里把他和江秉祥叔叔以及几个工友调到一起，成立了瓦工班，专门跟着故宫修缮队的老师傅们一块儿学盖房子，干这桩活儿特别累。可也有一样好处，省得参加每天晚上必须要开的揭批“五一六”的会了，他们几人远离了运动。
我也向父亲讲述了自个儿的苦恼：我读书的这所中学根本就不像个学校，不光校舍简陋，老师同学全粗鄙不堪，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父亲皱起眉头，脸色阴沉地听着，突然，劈头盖脑训斥我一顿：“你也是人，别人也是人，为什么别人在这里读书好几年，你才去几天就呆不住呢?你以为比别人高贵吗?又凭什么比别人高贵呢?你懂不懂，到这儿来，我们就是改造思想的……”
这一顿兜头的斥责，用的是当时流行思维方式的语言，却将我镇住了。我想不出别的话反驳父亲。我现在猜测，那时的父亲也有苦衷，他岂会相信自己说的话呢?但是，又必须安抚住我，只好动用流行语言来训我。
倒也有好处，天真幼稚的我，又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了，思想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坐在我旁边的许伢子，是较远村庄来的学生。他和附近几个湾子的同学们同来同往，约有四五人，都是性格憨厚又纯朴的。他们不像镇上学生那么调皮，那些人捣乱时，这几个伢子老实地坐那儿，只嘿嘿笑几声。不过，遇到什么学工学农活动，或是开会，他们就不来参加，因为自己家的活计还没干完呢。老师对他们也不苛求。
不久，我发现他们有一怪异现象，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就脸色苍白，甚至沁出点点虚汗。这时，他们便去灌一肚皮水，方才打着嗝，痛苦的神情稍有缓解。
我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饿——呀!”许伢子苦着脸说，“肚里咕咕响!”
“怎么不吃饱饭来呢，饿成这个样子!”
“锅里没得米煮呀!我们一家里头天天都饿肚皮呢!”
我正色道：“你可真反动!怎么能这么说，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哪儿能让人饿肚皮!”
许伢子和另几个伢子都笑起来，“你们北京伢子，几时晓得饿肚皮的滋味儿!”另一个伢子羡慕地说：“他们的大饭堂里，摆一个大笸箕，哪一个人想吃多少饭可以随便舀呢!”说着，连连咽唾液。
我心里仍然不明白，这些农民伢子竟然被饿成这样子!他们交公粮时，为何不给自家多留一些粮食呢?还有，我从书本里看到的，是农民丰衣足食，已经消灭了贫穷，怎么现实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呢!
又一日，我与许伢子一块儿上厕所，解过大便后，无意中瞥了茅坑一眼，更让我惊异的是，许伢子竟拉了一泡绿色的屎!我扯住他，大惊小怪地说：“咦，你怎么拉了绿颜色的屎……一定有什么毛病了!你该好好去医院查一查身体，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啦!”
“有什么稀奇!”许伢子撇一撇嘴说，“天天只是吃菜叶子，没一粒米沾牙，当然要屙绿屎喽。”
“你们真的连一点米饭也吃不上吗?”我追问。
“唉——春荒日子，家里米桶空空喽!”
我才知道，这就叫做“瓜菜代”。农村到了春荒时节，农民的粮食接济不上，充饥的只能是自留地种的蔬菜和倭瓜，或者去挖野菜了。我下了乡，终于懂得这些了，懂得了蹲在大城市里无法看到的社会人生的另一面。
终于，幼小的心灵有了一种歉疚。
与蓬头垢面的许伢子他们在一起，我内心里原是很不屑的。他们穿了破破烂烂的衣服，身上散发一股馊臭味道，眼神仿佛傻呆呆的。干校的孩子总是背地骂他们“土鳖”、“傻帽儿”。但是，我们却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吃的大米却是他们父兄种出的!我们有的吃，而且可以随便吃，他们却没得吃。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比他们高贵呢?就因为我们出生在北京，又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中，而他们则是生在农村吗?
被流徙至镇上那位老干部的公子也与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他也试图与这群北京孩子拉近乎。可是，这群干校子弟自有他们的小圈子，他很难融入这个小圈子里。他就和镇上那批学生们交往，很快成了其中的“龙头老大”。镇上的几个调皮鬼很怕他，那时学生们常常发生斗殴，他只要出现了，手中拈着一根香烟，狞厉的目光一扫，扭扯在一起的对手们便服帖地松手了。
他的个头很高，坐在教室后面。上课时，他二郎腿一跷，有时甚至将腿架在课桌上。取出香烟，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女教师几回制止他，还嚷嚷几句，他却讥笑地眯起眼睛看她，朝空中喷几个烟圈。女教师明显对他有一股畏惧心理，不敢对他拍桌子大发脾气，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子颇有百无聊赖之感，吸一支烟后，长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没——得意思!真是没得意思……”然后，跷起一只锃亮的尖头皮鞋，掏出手绢，轻轻拂一下上面的灰尘。
未几日，他忽然来了精神。我们发现他经常瞟一眼坐前面的一个女生，后来，便肆无忌惮地斜睨她。她是镇上的女孩子，个儿高高的，梳两条大辫子，身体发育得很饱满，面目端庄。她大概立即感觉到那种挑逗的目光了吧，羞红了脸，低下头，用手指绕着辫梢。同学们敏感地察觉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大伙的目光尽量躲避他俩，又时不时好奇地瞥一眼。据一个干校女生说；有一次那镇上女孩子正和她们说话，公子走上前去，将手搭在她肩膀上，低声说一句什么话，镇上女孩子满脸绯红拨开他的手，说一句：严莫乱搞噢!”真让北京孩子们目瞪口呆。虽然那时北京的中学生里也流行着“拍婆子”(男生与女生谈恋爱)，却没有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拍法儿。
尔后，事情发展得很简单，也很迅速。这位镇上的女孩子就被公子拍上了。有人传，黄昏或晚上，在某处瞧见他俩搂到一起。又一天，镇上的女孩子被传唤到老师办公室，谈了整一上午后，大家看到她哭得两眼红肿出来，进教室收拾书包回家了。
连妈妈都知道了这件事。她跟我说，那高于的老两口很气愤，也挺烦恼，镇上的女孩子勾引他家的儿子，他们如何能娶回一个农村儿媳妇呢?我忍不住为镇上的女孩子辩白，说是大家都看见明明是公子挑逗那个女孩子。妈妈仍然不信，又说：“人家老夫妇说了，就是那个女孩子勾引他儿子嘛!那个女孩子也真是的，不想一想，她是什么身份，人家是什么家庭……”我心中恍然大悟，想起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如果说公子是聂赫留朵夫，镇上的女孩子是卡秋莎，那么，人们心目中的观念绝不会是聂赫留朵夫挑逗卡秋莎，而一定是卡秋莎勾引聂赫留朵夫!因为，聂赫留朵夫是贵族。但是，我们中国的聂赫留朵夫却是绝不会有什么忏悔的，事情闹出来，一甩手溜之大吉。
果然，老两口又将公子送回武汉，再不敢让宝贝儿子回乌龙泉镇了。
镇上的女孩子也退学了，再不见她来学校。
五、一个校长的故事
学校里乱糟糟的，公社领导派来一个姓商的校长，整顿课堂秩序。他满脸络腮胡子，厚厚的嘴唇，脸上总挂了浅浅的微笑。他上任后，便在学校里开展选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运动。
商校长以我们班为试点，他和女教师先是培养了镇上的一个学生陈伢子当积极分子。他们精心地帮助陈伢子整理讲用稿，又安排其他同学们发言，赞扬陈伢子，学习陈伢子，期望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可是，没过多久，他失望了，陈伢子总是与那群调皮的伢子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捣蛋鬼和老师之间两面当好人，这样的积极分子当然不合商校长的意。
他又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可能是我写的一篇讲用稿感动了他。那篇稿里，我反省了刚到农村时的“活思想”，内心里鄙夷农民伢子们，难以忍受简陋的校舍和粗俗的环境，自以为比别人高贵，其实我的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云云。说实话，我写下的大多数自我批判的语言，是真心的。也极其符合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我确实是真诚地活学活用了。
商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与我整整聊了一下午。他脸上充满了真挚诚恳的神情，说是看过我的讲用稿挺感动，这才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又引用了许多领袖的教导，说明只有向贫下中农学习，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的语言也不是教条式的套话，而是真心真意的。他还好奇地问我一些干校的情形，比如都有哪些名人在咸宁。
我就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先是在学校讲用，后来又到公社讲用。
商校长很满意我的一系列讲用，尤其得意是他培养了一颗讲用明星。在那个年代里，真诚的信念到底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哪一个人会去认真地思考呢?因为，虚假已经构成了某种伦理道德模式了，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还有极左的，混杂一团。我们无法抗拒它们浸淫到心灵中，却使自个儿也身心分离，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商校长很快又想出一个新招儿。他号召学生们勤工俭学，用自己劳动成果改善学校面貌，特地联系了我们去乌龙泉矿参加劳动。每天下午，在火车站，干校的学生和镇上的伢子们挑着一担担鸳箕的黄土，踏着长长的跳板，将空车皮填满。从北京来的学生们很少挑过担子，没几天，肩膀就肿起来了。家属们颇有意见，心疼自个儿孩子要参加强体力劳动，用各种借口给孩子们请假。后采，镇上的伢子们也纷纷请假，去挑土的学生们几乎寥寥无几了。我作为“积极分子”，自然不能请假，肩膀上突起了红肿块，磨出泡了。我垫一块毛巾，仍然将鸳箕装得满满的。自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后，倒不如说灵魂爆炸了，炸得碎片四进，于是，心甘情愿地折磨自己的肉体。
不过，我也很佩服商校长。学校的老师们都不很情愿参加这种劳动的。开始几日，他们也挑几担土，在现场吆喝指挥，随后也寻找机会溜走了。只有商校长一人自始至终参加劳动，闷声不响挑了满满一担黄土，一趟又一趟爬上高高的跳板。我想，大约就是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多少感动了一些学生老师们，才勉强将一个局面撑持下来吧。
一个月后，他用这一笔劳动报酬买了一批新的课桌椅，淘汰了那些糟朽摇晃的旧桌椅，又将教室修缮一新。我看他倒背手，在几个教室间转来转去，满意地摸着脸上粗硬的胡茬微笑。他冲我们说，“哈哈，变了模样啵?这是你们北京伢子的功劳哟!往后，新来的学生会记得你们的。”
做完了这一桩事情后，他又被调走了。临走前，他又叫我到办公室，给了一个联系地址，他好像又到另一个中学去当校长。他拍一拍我的肩膀，开玩笑地说：“你们很快也会走喽，唉——我们没得机会见面了。回北京，莫忘了乌龙泉，也莫忘了我哟——我当过你的老师!”
在以后一段岁月里，我确实没忘记他。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位农村学校的教师，虽然言行充满那个时代的色彩，但是，他是淳厚朴实的。在我的印象中，也是近乎完美的。
十二年后，我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当编辑，准备报道湖北襄樊市的一位优秀辅导员，途经武汉市，先与湖北团省委的同志商议报道计划。谈完工作，闲聊起来，我无意中提起曾经在武昌县的乌龙泉镇上过中学，团省委的小伙子建议：“你何不回去看看?反正武昌县离这儿挺近，只一两个小时就能到，故地重游一定很有意思!”我很高兴地立即答应。
第二天即赴武昌县。县里专门派了团县委干部和教育局干事陪同我，我们一起乘吉普车去乌龙泉镇。坐在吉普车里，我才知道教育局的那位女干事也是乌龙泉镇人，对那儿的情况颇熟悉。她问道：“那时候，教你们的老师是谁?都叫什么名字?”我首先提出了商校长。“哦——是他呀!”女干事脸上浮现出很复杂的笑容，“他还在。就在乌龙泉中学里，你肯定能看到他。”“怎——么?他又调回了乌龙泉中学了?我记得，我们离开乌龙泉以前，他已经调走了呀!”我惊讶地说，又看出女干事的表情有点儿怪，又追问，“啊，他还好么，有什么——变化吗?”“他犯错误了……”女干事慢吞吞说，“哦，应该说是犯罪!他被判了几年徒刑，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安排在乌龙泉中学。”
我的惊愕是可想而知的。女干事又详尽地介绍了商校长的情形，他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乌龙泉的安置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掌握了给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回城安排工作的权力。他却利用权力，诱奸了一个女知识青年。这在当时是严重触犯刑律的。事情发作了，女知识青年告发了他，他立即被司法机关逮捕，判了几年徒刑。由于他在监狱里表现好，最近被减刑提前释放回来。女干事又说，商校长的妻子异常：贤惠。商校长犯罪后，亲戚朋友都劝她与丈夫离婚，她却不肯，念着往日夫妻情分，经常去监狱探监，给丈夫重新做人的信心。在丈夫服刑的几年里，她不仅担负起沉重的家务，在学校教书也是模范教师，还使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她高尚的人品，使镇上的人们敬仰，甚至众人排队买东西，大伙都主动请她先到前面去买。
女干事讲的，让我默然。它感染和震颤我的，是其中表露的伦理道德内涵，还是那种意想不到的赤裸裸人性罪恶?一时，我竟不知当如何感受。我成熟了，又在写小说，已经深深体味到人的复杂性，人生的深奥难测，即使穿透了生活表象而做出的探究，又能表现出几分其间神秘的意蕴呢?
吉普车开到了乌龙泉中学门口，一位现任年轻校长正等侯着，他过来与我们热烈握手。人们正互相寒暄着，我扭头一下子看到了商校长。不远处，他正蹲在那儿劈柴，满脸络腮胡子，面目却苍老许多。我大步上前，主动与他握手，又说：“商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叫施亮，以前曾在这儿念过书……”
他和我紧紧握手后，一时语塞，抖擞了两手，不知说什么好，只喃喃地说：“哦，哦，施亮……我记得的……当然记得……”他却眼睛避开了我，神情窘迫地搓着手。这时，年轻的校长走来招呼他一声：“老商呀，放下手里的活计，我们一同进屋去摆谈，好啵?”商老师惆怅地望我一眼，使劲摇脑袋说：“不——不!我不去了，我要先把这些活儿做完。”
在办公室里，年轻校长向我介绍这学校的状况，据说已经拨下一笔资金，要把校舍翻修，校园的规模将扩大一倍。闲谈间，我问起商老师的情况。年轻校长说，从他刑满释放后，一直在学校当勤杂工，但是学校扩大后，还是准备让他教书。
该吃中午饭了，校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请大家一一入座。我犹豫一下，还是提一句：“嗯……是不是请商老师也来?”人们面面相觑，短暂沉默一阵，教育局女干事随即说：“好的，我这就去叫他。”女干事与年轻校长一起去请商老师。过一会儿，两人回来了，说是商老师无论如何不愿意过来，也就算了。
我打消了再与商老师聊一聊的愿望。也许，这只会使他尴尬，引出痛苦的意绪。于是，吃过饭后，我随年轻校长到乌龙泉镇上转一转。这个小镇，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扩展了一部分街市，赶集摆摊的小商贩们比以前更多了。我们又去一家饭店，看望了以前教过我的一位男教师，他如今改行了，当上饭店老板。我们共同叙旧时，他清楚地记得这群北京学生的名字。他说，我的一位同学施以平(商务印书馆的家属)，1979年考入大学后，也曾经回乌龙泉一游。
很快又该回去了。当他们送我到吉普车旁，正说着客气话时，商老师又从一间小屋里一步蹿出，站在人群外面望着我。我走过去向他握手道别。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厚厚的嘴唇翕动一下，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沙哑地说一声：“今天，我没有好好招待你……对不起呀，以后，再来噢!”
我心里很难受。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商校长的形象，以前纯朴忠厚的形象，今天卑微局促的形象，两个形象叠印在一起，难道真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使我难以想象，尤其难以用小说家的想象去填补两个迥然不同形象之间的空白。虽然，我以后也曾经出现过创作冲动，可我最终还是把这个故事封存到记忆的仓库。直感告诉我，这个题材只能写成散文，而不能写成小说。
因为，他太真实了。
因为，他是我少年时代的老师。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