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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水的湖（中）
作者：施 亮
云梦泽
在乌龙泉呆了不到一年，十四连的家属们又搬回向阳湖。干校的房子还没有全部盖好，只能回去一部分，十五连和十六连的家属们颇有怨言。郑效洵伯伯来送我们时，说他还要留在这儿，给她们做思想工作，不禁苦笑地摇一摇头。
几辆大卡车满载了家具和老老小小们，在颠簸不止的公路上走了很久，才终于到了干校驻地。已是深夜了，食堂的大师傅为我们端来了热乎乎的面片汤，一排排房子熄灭了灯，人们都睡着了。只好匆匆先把家具什物卸下，搭一个铺就睡觉。那天晚上，父亲要我先睡到他的宿舍去，黑暗中我躺倒在一个铺位上，听到四周此起彼伏的鼾声，心里涌动一股新奇感，虽然浑身疲乏，竟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醒来，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才发现自个儿在瓦工班宿舍中，有江秉祥叔叔、康师傅、刘师傅等人，他们已经端着饭盒准备去吃早饭。我赶紧穿衣起床。
在霏霏细雨中，才知道，这一排排的干打垒土坯房，建在一座和缓的小山坡上，四周有翠绿的竹林和草丛，几排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公共自来水管，高压电线也拉来了。各宿舍房间也有了电灯。后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王笠耘叔叔还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仿佛是歌舞，我记得那歌词：“穿过一山又一山，我们架起高压线……”
我正吃早饭，以前的小学同学龙又晨带着一群男孩子在窗前招呼我。很快，我也融入他们之中了。十四连的男孩子们最多，他们最初住在一间宿舍里，号称“八大金刚”，还根据年龄排行封了老大、老二直至八弟，这些少年过于调皮，经常聚众斗殴或恶作剧，连里的头头不得不将这伙孩子分散开，与大人混住一起。这里也有一所“向阳中学”，集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作家协会、全国文联几个单位的家属子女，开始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无论初一或初三，都在一间教室里，算是多轨制学校吧。刚开始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吴天石老师负责，也真够他受的，这些孩子虽然都是文化人子女，却个个淘气得出奇。有时，老师推门进屋，一根扫帚落下，砸在脑袋上。吴天石老师年纪轻，常气得脸涨得通红，呼哧喘气。
还记得，我头一天上课，一个男同学牵一条狗进屋。这条狗是十四连的男孩子所养，我们叫它“嘿嘞”。狗钻进教室后，吴天石老师只好把它往外赶，赶它不走，又用脚踢。那个同学惊呼：“吴老师，你别踢它!它可受不了你踢!”
另一男生又说：“吴老师，‘嘿嘞’是他的儿子!他心疼啦!”
那个男同学则还嘴说：“‘嘿嘞’是你爸爸，你他妈的才是‘嘿嘞’儿子呢!”
一阵哄堂大笑中，两个男同学你推我搡，几乎动手打架了。吴老师连忙前来镇压，连拉带吼地总算平息了风波。这样的闹剧，一节课会发生几回。在文化部干校里，这些孩子反倒特别不“文化”，专门爱使用暴力，专门爱骂人。可能因为我们生在革了文化命的时代吧。
孩子渐渐多了，吴天石老师几次去大队部汇报，开始陆续增加师资。其中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家陈羽纶先生的妻子俞士洪老师担任语文老师，作协涂光群先生夫人杜贤铭老师担任数学老师，中华书局家属金华老师也是数学老师。后来，又有一大批从共产主义学校转学升中学的孩子，大队部就索性将“向阳中学”转给文联来办，由文联派来一批干部也参加学校管理。
这儿与乌龙泉不同的是，我们几乎很少接触到当地农民，而是聚居在这个小山坡上，自成一个小社会。这是一个“落难精神贵族”们的小社会。可以说，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大都集中在此了。比如我们连的冯雪峰、孟超、萧乾、韦君宜、绿原、牛汉、舒芜、洁珉等等，还有五连的张光年、陈白尘、臧克家、侯金镜、严文井、冯牧、李季、葛洛、郭小川等等，若是拉出名单来，我想，从五十年代的名家到以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名家，每个连队都有很多了。而旁边的十五连(商务印书馆)和十六连(中华书局)又集中一批著名翻译家和学者。文化的精神是浸染在他们骨髓中的。当然，即使在这批人当中，各人的感受与待遇也各有不同。洁珉伯伯的《五七干校记什》所描写的一些人的不道德情形，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是地地道道中国文化阴暗面的体现。在五七干校中也暴露得淋漓尽致。
我有一段时间，寄住在瓦工班宿舍，也看到了他们大人生活的侧面。瓦工班只有父亲与江秉祥叔叔两人是知识分子，其余的是公务员和行政干部，尽管每日的劳动挺累，却可以躲避揭批“五一六”的政治风雨。虽说如此，他们也有自己的苦闷。刘师傅原是个公务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从军队转业来的。看到军代表趾高气扬，倒背着手，端着官架子模样，他不禁在屋里嘟囔：“老子打仗流血的时候，他还光屁股撒尿呢!凭什么跟老子牛皮哄哄的。我现在要还在部队里，训他，他都不敢吱声!”我听了暗自好笑，他大概也是怨气冲天：只由于分配到这个单位，却被一锅端到了干校，还不知前途如何呢!若说是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他还改造个什么劲儿呢，实在是冤枉!
大人们称下田劳动为“下湖”。阴雨绵绵中，坡下有条直通大堤的土路，一队破衣褴褛、头戴斗笠，或身披雨衣的人们，踉踉跄跄在泥泞中行进着。农忙时节了，我们也要跟着一起去劳动。刚来时，我和几个小伙伴走上大堤眺望，原是一大块沼泽地，围湖造田后，开垦出一大块一大块稻田，间杂了丛丛菰蒲，片片荒草，朵朵野荷，稀稀落落还有些各色野花，装点于无尽绿野之间。咸宁地区属浅丘陵地带，土地也是红胶泥土，惟有湖里的泥土却黑油油的，不过却是生荒地，未必能生产出多少稻谷。伙伴们说，才到这里的时候，巧逢湖里发水，一望无际的湖水仿佛漫到天边，涟漪波动，水浪滚滚，冲击了大堤。湖中常笼罩了灰色大雾，好像将湖水与天空混沌到一起。以后，我看了一些文章，说是向阳湖现代名是关阳湖，是长江汛期的泄洪区，以后筑堤坝把它围起，成了垦区。也有人说，这里叫西凉湖，或叫斧头湖，向阳湖肯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的，有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学者皆称这里是古代称为云梦泽的一部分。那么，它与孟浩然的那首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两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不是有什么联系?诗句的解释是：“云、梦：古代二泽名；云在江北，梦在江南，后来大部淤成陆地。”也许，这一块湖大约就是云梦泽未淤成陆地的部分吧?
说实话，我更喜欢云梦泽这个名字。有云，有梦，也有一片泽薮，比向阳湖要真切。
白雪的山峰
沙沙的雨点落在翠绿的竹林里，红色的胶泥土也更加触目，一坨一坨泥土粘在脚上，使人几乎难以行走。一片片的水田和池塘，也漾出密密麻麻无数闪亮的小圆涡。穿了蓑衣的农民们，牵起水牛从狭窄的土埂走来。远处的河流、大堤和山坡，遮掩在白茫茫雨雾之中。只有近处的草丛和绿树，更显得青翠欲滴。看到这雨景，我们却感到心烦。
我们这些久处都市的孩子们，曾经为呼吸到山野的新鲜气息而兴奋。很快地却又感到，一切是那么枯燥和闷抑了。一餐又一餐没一滴油星的煮萝卜、炖洋白菜、熬老倭瓜，使得我们一听开饭就恶心，只好用辣椒酱拌着吃。吃大多的辣椒酱，每人嘴唇边都上火起泡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大人们集中在连部门前的空地开批判会，我们也掺杂其中。
我们知道了太多的孩子们不该知道的事情，幼小的心灵里也负荷了少年时不该有的压抑与沉重。真的，在这个云梦泽之中，也有太多的云雾，甚至是乌云。我们的梦呢，常常是稀奇古怪的，恐怖可怕的。
但是，生活中也有少数的人，像是山坡上挺拔的竹子，青翠碧绿，昂首不屈。比如像冯雪峰、郭小川等人，他们走过一段苦难之路后，依然孜孜以求充满探索精神。这些人，或许就如罗曼，罗兰评价贝多芬时所说，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在拜金主义氛围影响下的当今社会，不少人是难以理解他们的。最近我出版的长篇小说《黑色念珠》里，主人公罗水泊的形象中既有顾准的影子，也有冯雪峰他们的影子。他们感染了我。使我在少年时代就相信，这个世界里不光有鄙俗的人，有充满了利欲的人，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们。
人们回忆向阳湖时，怀念冯雪峰老人的文章最多。是由于他的革命资历长、地位高和有名气吗?不仅仅是如此。人们佩服他，除了他的品格高洁，还有，大家也隐约察觉出，他的苦闷心情深处，却潜藏着一种时刻将要进发的心灵力量。有一篇文章写道，冯雪峰老人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除了看书，有时还坐在大枫树下凝神思索。我难以忘怀这样的场景，冯雪峰老人深厚积雪似的白发略有些蓬乱，紧蹙的眉毛也染上白霜，支颐沉思时，细长的豹眼炯炯有神，望着遥远处。
一天，妈妈瞧见菜地里劳动的冯雪峰老人头发凌乱，已经很长了，主动提出帮老人理发。老人却操着浓厚的浙东口音说：“弗用——弗用!到了星期天，我到城里理发格!”
“何必去城里理发?走吧，我来给你理!”妈妈拽着冯雪峰老人到了我家。
到家里，请冯雪峰老人坐椅子上，给他脖子下系上一块围裙。妈妈一边使推子理发，一边跟他聊天。妈妈从小长在上海，会说一口熟练的上海话。冯雪峰老人年轻时长期在上海生活，听到上海话似乎也尤其感到亲切。特别是妈妈说到父亲的祖籍也是浙江宁波的鄞县时，冯雪峰老人笑呵呵地说：“我晓得的，我晓得的!我们都是浙江人嘛!”
“冯先生，我和咸荣从内心深处是很尊敬您的……”
“弗要这样讲!弗要这样讲!”冯雪峰老人摇一下手说，“侬叫我雪峰也可以，叫我老冯也可以，弗要叫我先生……这样叫不好!”
“不，我们还是叫您先生……”妈妈执著地说，因为南方话里，“先生”是一种对人很尊敬的称呼，“公开叫不好，就在背地叫。背地里叫总可以吧!”
“背地里也不要叫格!还是喊我老冯好喽。”
“冯先生，不瞒您说，我过去对您也是有点儿小意见的……”
“啥格意见呀?你讲嘛，讲!”
“五六年，咸荣被冤枉，在单位关了五个多月……”妈妈所说的，是肃反运动中由于一封匿名诬告信，称父亲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京潜伏小组的组长，解放前有七条人命案。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将父亲拘押在单位审查了五个多月。妈妈哽咽了，接着说：“那个时候，我正怀着施亮，天天挺着大肚子到出版社门口，想见咸荣一面……我知道您是社长，给您写了几封信，可是您没有理睬我!”
“唉——小杜哇!”冯雪峰老人的眼睛忽然涌满泪水，清癯的脸上充满歉疚，竟站起来，系在脖子上的围裙也落下，“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要向你道歉……”
“冯先生，您不要这样认真，我只是随便说说的……您不要介意!”
“不，那时我是社长，咸荣被冤枉的事，你写的信我没有回复，我都有责任的!”他诚恳地对妈妈说，“小杜哇，往后你有意见直接对我讲，我是高兴的!”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妈妈跟父亲讲起了这件事。父亲沉默一会儿，才说：“唉，若莹呀，你不该跟冯先生提这件事。其实，那时候他也做不了主，他在五四年就挨批判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实权……”
妈妈不知道此事，惊讶地问：“五四年，他也挨过整?”
“是呀，他和周扬意见不一致，挨了好几回整……冯先生这个人真值得钦佩呀!你看，他一点也不做解释，反而将责任都承担下来……”父亲压低声音，才说，“唉——他才是被冤枉的呀!”
往后，在我们家里，父亲母亲谈起冯雪峰老人时，都称呼他为“冯先生”。这是对他深深尊敬的表示。
干校的孩子们与大人们朝夕相处，都变得没大没小。比如我们背地给一些人起外号，管楼适夷老先生叫“楼阿姨”，又管张铁弦先生叫“铁孩儿”。有一个淘气的同学，学着孟超老人的山东口音，吸溜着鼻涕：“俺们……”模仿得极逼真。但是，这些调皮孩子惟有见到冯雪峰老人却是肃然起敬。因为，他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献身精神没法儿不使你感动。他是一个质朴又认真的人，干什么活儿从不偷一点儿懒。让打扫厕所，他将厕所扫得千干净净，一天打扫好几遍；让种菜，他翻地开畦，担粪泼肥，蹲地培育菜苗，连军代表也不得不赞叹他真能干；开会时他拿个板凳坐后面，只是认真倾听，却很少发言。即使困厄艰难的日子，老人身上仍然散发出某种尊贵气质。这种尊贵气质不是由权力、地位和金钱造成的，而是由于心灵和品格所形成的。
有一回，我到山坡前面的王六嘴供销社买东西，正好遇上冯雪峰老人。沿着那条竹林间小道回来，我们扯几句闲话。突然，我充满孩子气地问他：“冯伯伯，您是跟红军长征一起过来的吧?听说，那时您还常常跟毛主席在一起，是吗?”冯雪峰老人一怔，雪白的眉毛颤动一下，清癯的脸上充满窘迫，不知怎么回答好，支支吾吾挤出一句：“唔……嗯……这个，怎么说呢……”我却仍然追问下去：“您跟鲁迅也是好朋友吗?您是不是还常常住在他家呀?您……”我的话被他打断了。冯雪峰老人的神情是痛苦又严厉的：“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要再提了!”刹那间，我发现了老人的双颊红扑扑的，眸子里闪烁着泪花。
我以后再没有跟冯雪峰老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了。不过，那两句问话却在他心中留下印象。我有几回遇到他，他深深瞥我一眼。从干校回北京后，我在南小街口又碰到老人一次。冯雪峰老人欣喜地拍着我肩膀，说我长高了，并且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书?我说，我被保送到东城区师范学校。他听了很高兴，要当老师啦?好哇，好哇。他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要我去他家玩，并且说有个小伙伴也去过他家。我记得那时候老人已是步履蹒跚，一副苍老模样了。可惜，那两年我在师范学校住宿，未能抽时间去看望他老人家。七六年初，重病在床的冯雪峰老人病逝了。这消息是孟超女儿告诉妈妈的。吃晚饭时，妈妈对全家人说了，饭桌沉默片刻，父亲神色凝重地说：“唉，冯先生是个……”他看我一眼，继续说：“是个，你小说里应该描写的人物!这样的人，以后不多了。”
“山本五一六”
上课时，有两个同学哈欠连天，显然昨晚没有睡好觉。果然，他俩下课时告诉我们，跟着大人们一起去四五二高地看内部电影了，是被报纸批判的有复活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我们羡慕得厉害，当时观看这几部影片是有级别限制的，甚至千校人员也有的准去，有的不准去。他俩竟捞到了这个便宜!放学后，一群小伙伴聚到他俩的宿舍，津津有味地听他俩讲那三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山本五十六啦，江田岛海军学校啦，平田一郎啦。他俩手舞足蹈向我们大吹一通。那个年代极少有娱乐活动，即使放电影，也是江青批准的老八部，称为“三战一哈哈”，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新闻片不断出现的西哈努克的形象。那些电影的台词，大伙都背得出来。
过几天，又要在四五二高地放这几部电影了。据说是范围又扩大了，以前不准去的一批人也准去了。我们这些孩子磨着大人们也要跟去看，居然也不置可否地得到默许。看电影是在校部附近的一片太空场上。由于怕周围的老乡们也跑来看，，校部决定，电影在夜间十点以后开映。四大队距离校部有好几里路，人们吃过晚饭后，要休息挺长一段时间，才穿上棉衣，掖上手电筒，带上小板凳，摸黑出发了。
这三部电影连在一起放映，几乎整整放了一通宵。避免让附近农民们受毒害的企图也失败了。在电影中间换片时，发现空场边的土坡上，早已密麻麻站满了老乡。放映人员请示领导后，无奈只好继续放下去。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后，便感觉到夜的寒冷，穿上棉袄也瑟瑟发抖，饥饿的腹中也咕咕直叫。最后全部电影看完，我们跟随队伍顺着大堤，走回驻地，东方天际晨曦微露，山野间的茅舍也是炊烟缕缕，湖田中则飘荡了薄纱般灰色雾霭。
看过这三部电影后，里面的一些人物和台词也融进我们的生活。一天下午，有个同学跟我说：
“今天晚上，又要批斗山本，你去不去看呀?”
“批斗山本?”我大惑不解地眨眼皮问，“山本是谁呀?干吗要批斗山本呀?”
“山本……哈哈，‘山本五一六’嘛!”
“哈哈，那可是个老‘五一六’分子啦!”
我们恍然大悟，又尽情大笑。哈哈，真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要是还活着，恐怕罪名不仅仅是战犯了，他还应该是个大大的“五一六”分子国际总后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干吗不叫山本五十五，或者是山本五十七、山本五十八，偏偏叫山本五十六?他不是大大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就是大大地同情“五一六”!
于是，在我们这些孩子们中间，“五一六”分子的代号就成了“山本”。嘿，你最近没见着某某吧?是呀，怎么啦——被圈起来啦?嘿，他也成了“山本”啦!咱们十四连的“山本”可真不少啊，快一个排了!
我到了向阳湖，其实深挖“五一六”运动已经进入低潮了。在乌龙泉时，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父亲回来一次，就告诉我们谁谁又被揪出来了。而揪出的人，大都是文革中两派组织的骨干。然后，对这些人再搞逼供，他们再供出一批人来，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因为“五一六”组织是一个极其隐蔽的阴谋集团，他们曾经策划了暗杀中央首长，搞反革命叛乱等等。如此邪乎，真是不揪出来，天下不得安宁。结果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就占了一半，再将那些造反派也揪出来，那便是“洪洞县没有好人”啦。
晚上，我也去参加连里的批判“五一六”分子大会。这时候，父亲所在的瓦工班已经解散了，他回到班排里。听说我也去开会，很不高兴。我就撒谎说，这是学校让我们必须要参加的，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嘛!他勉强同意让我去了。
连部门口点燃一盏雪白的汽灯，一张方桌前，坐几位连部领导，门前场地则坐满了全连近二百号人，都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是一位“山本”，喉咙嘶哑地交代着。听得出来，他只是讲自个儿的思想转变过程，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却没有什么干货。领导当然很不满意，不住地敲着桌子呵斥道：“声音大一点儿!你的声音大一点儿，不要扭扭捏捏的!”
这位“山本”交代完了。领导便威风凛凛站起，目光扫视会场一周，特别把眼睛瞄向某一方向：“啊——他交代完了，大家对他这一次的坦白交代有什么看法啊?啊——请发言吧!”
会场先是一片沉寂。领导的眼光又连连盯向某一方向，这时，在他暗示的催促下，一个人站起来了，他将身上披着的旧棉袄一甩，怒冲冲指着那位“山本”说：“告诉你，你今天的坦白很不老实!不要以为就可以蒙混过关，搞阴谋诡计的人最后总要败露的，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一通慷慨激昂的言词，都是典型的文革语言，然后，才道出要害：“我现在问你，就在X X事件前一个星期，你在X X号房间曾经与几个人密谋，你们都搞了什么鬼?为什么不老实交代?”
如一颗炸弹爆炸，顿时，会场里掀起一阵嘈杂的交头接耳声。领导们很得意，又有一领导厉声质问那位“山本”：“你老实交代，在X X号房间里的人都有谁?”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会场里传出几声怒吼：“说!都有谁?”“老实交代!”“说!说!”
“山本”面色苍白，额头沁出细密的冷汗，先辩解一句：“我们不是密谋，只是商量……”话没说完，又被吼声打断：“坦白!你态度要老实!”“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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