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叩访钓鱼城
作者：李永鑫
一
新世纪第一春，我叩访钓鱼城。
车出重庆市区，行至合川，下江岸，上小艇。
随着马达的突突声响，小艇犁出两道水痕，荡开的涟漪一道道扩散开去，扩散出一条条美丽的弧线。嘉陵江流经此地，含纳了渠江、涪江二水，故有合川之地名。因之，江面宽阔了许多，‘水面平静了许多。蜀地阴天雾日居多，此时午后，拨云裂雾伸头而出的丽日，携着摄人魂魄的巨大力量，朝大地倾泻阳光的瀑布，使得远处的钓鱼山和近处的嘉陵江水一下子多情起来。
壮哉，钓鱼城!
透过淡淡的烟岚，极目远眺，在江面与天际之间有一抹迷人的深黛色远山。那就是海拔四百多米的钓鱼山，层峦叠嶂，绝壁千仞，突兀屹立于嘉陵江的三面环绕之中。拔地倚天的钓鱼城就在其上，巍然屹立于江心，远望金鱼形，如鱼头入江、鱼尾倚地一般，峻险雄奇，煞是壮观，令我肃然起敬，感慨万千。
谁曾知道，在这钓鱼城里，流逝过多少峥嵘岁月，蕴藏着多少历史烟云……七百多年前，这里曾战旗猎猎，鲜血汩汩，连搏击长天的雄鹰也被呐喊厮杀之声所震惊，仿佛凝固在弥漫着腾腾杀气的苍穹之中，展翅敛息，一动不动。
万马奔腾，仰天长嘶，似闪电破空而来。
南宋末年，蒙古大汗蒙哥，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元宪宗，这个横扫欧亚大陆的勇者，这条令欧洲人颤栗的“上帝之鞭”，正摧动着汹涌澎湃如大海怒涛一般的千军万马，从草原驰来，从山野扑来，誓用铁蹄将南宋小朝廷踩成肉泥。
“啪!”指向合州(今重庆合川)的“上帝之鞭”在钓鱼城下断了，折了。
钓鱼城岿然不动。
鞭子落地，蒙哥死了。
时为南宋宝祐六年亦即开庆元年(1259)，史称“开庆之捷”。
此时，已经横扫了整个中欧、东欧，正率领西征军在巴勒斯坦跟埃及作战的蒙军大帅旭烈兀，为争汗位，马上走人，留下部将在那儿打仗，终遭败绩。以后，蒙军就再也没有打进非洲。假如没有钓鱼城之战，说不定非洲历史上会留有蒙元的一页哩!
此时，正在率军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汉地区)的忽必烈得知其兄在合州战死，即从鄂州北还漠北，争夺汗位，于公元1269年3月在开平即位。同年4月幼弟阿里木哥在哈刺和林赤称帝。自此八年，蒙元内部兄弟相残，战乱迭起，使得南宋小朝廷有了喘息之机，得以苟延20年，继续它那西湖歌板敲残夜的笙歌宴舞。
二
小艇熄火，纵身跳岸，我终于来到了钓鱼山。
从水军码头登山，沿着新修的石阶，走过“护国名山”牌坊，来到了护国门前，坐落在左崖右壁之上的护国门是钓鱼城的内城关口，一排排齿形城堞簇拥起敦实的城楼，无言地浸透着岁月的沧桑，像一支阵容森严的队伍，高举着刀枪剑戟，等待着冲锋的命令!
乌云遮蔽了阳光，林阴之中的城楼暗淡了，像披上钢铁的铠甲。
风，在山间轻轻响起，继而又发出凛然的呼啸。
雨来了。风雨骤至，敲打着陡峭的崖壁，犹如刀剑铮鸣，又像是千军万马的厮杀声!眼前的景象将我的思维引向那遥远的年代——
南宋绍定六年(1233)十月，蒙军在南宋的支持下，一举攻灭金国。然后，顺势南下，剑指南宋。
欲灭南宋，必先取蜀。
取蜀可以斩断支撑南宋王朝的主要支柱。仅以军粮为例，四川每年出运军粮占南宋王朝军粮的三分之一，故夺川可以进一步掠夺川地人力财力物力，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战略观点看，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夺川则长江天险已分其一半。然后挥师东出三峡，夺取长江中下游，就更容易灭宋。古来军事家莫不先取蜀川，再定江南。蒙军当然也会选这条路，只不过在攻蜀同时，另出一军直逼荆楚，两拳并击江南的上部，更显其战略上的峻厉之势。
自南宋端平二年(1235)始，蒙古皇子阔端出兵侵扰四川以来，呼啸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在蜀山川水之间，击关破隘，以至蜀川形势，大呈不可收拾之象，严重威胁着南宋王朝的生存。从宝庆三年(1226)到淳祜二年(1242)的十六年间，朝廷任命的四川安抚使三人、制置使九人、副使四人，除了个别如孟珙、彭大雅之外，绝大多数都同他们的皇上宰臣一般，只图享乐，不思抗战，当然不堪蒙古铁骑那撼山裂石般的一击。
蜀川需要一个坚决主战的军帅，需要一个治蜀理财的大员。
淳祐元年(1241)，在临安西湖旁凤凰山行宫御花厅的外面，花墙绕着假山、花坛，百花怒放，姹紫嫣红。
厅内，随着檀板的啪啪敲响，钟鼓铙钹和丝竹管弦的乐声袅袅绕梁，年轻美艳的歌女挥动衫袖翩翩起舞，用婉转的歌喉娇声唱起早年柳永的词调。
理宗坐在雕龙檀木椅上，一只手端着酒杯，一只手随着檀板的节奏轻拍扶手，沉醉于轻歌曼舞之中，下座的余蚧并不举杯，只是默默地看着酒杯中泛着微光的琼液。
一会儿，理宗轻启嘴唇，品了一口酒，打断了余玢的沉思：“余爱卿，尝尝朕的八仙陈年老窖吧!”
余蚧抬头奏道：“臣启陛下，方今蒙古占我江北，侵我滇蜀，国家危如累卵，百姓煎于水火，切盼陛下早筹抗蒙良谋，以图江山一统。”
理宗端着酒杯，呵呵而笑：“余爱卿如此忠心，朕有何后虑!呵呵呵……”便仰头一饮而尽。突然，他倾身前俯，龙指直向余蚧：“余爱卿，尔在前年抗蒙有功，朕破格升尔为淮东提刑。现在又以驰援安奉之功，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也算是方面大员了。如此荣宠，何人可比?爱卿宜当尽忠报国为是，毋负朕望哪!”
余玢侃侃而道：“吾朝立国，右文抑武为本。然当今强敌凌侵，国临危难，倘若朝中文武不和，或者武将过受压抑，绝非国家之福，万望陛下明察。”
理宗道：“爱卿此言，切中时弊。今着汝领权兵部侍郎、四川宣慰使，即行赴川，既理粮财，又主军务，望好生筹谋，稳我蜀川。”
檀板脆响，舞女娇歌……
余玢到重庆后，广招贤才，严整吏务，政声远播。当时，播州即今之贵州遵义人冉琏、冉璞兄弟既富文才，又谙战略，但因南宋政治腐败，隐居乡间，有官家闻名前来征召，终不愿出仕。此次感于余玢主战名声，跋山涉水，联袂来到重庆，向余蚧系统地提出迁建合州城于钓鱼山的建议：“蜀口形胜之敌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也。巴蜀不足守也。”
余蚧击掌称善。
为何冉氏兄弟建议徙合州城于钓鱼山，而余蚧竟不顾众人反对，断然决定，徙州筑城?
原来，蒙古人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骑术精良，尤擅弓射。在无险可据的广阔平原上，蒙古骑兵把其快速、善变、奔袭、冲刺的军事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操持着战役的主动权。余蚧在长期战争中，以血的代价，总结出克敢制胜的方法，冉氏兄弟的建议与之不谋而合。余玢在徙州筑城于钓鱼山的同时，依山傍水，还在其他州修筑了大良坪、青居山、神臂岩等十七座城寨。这些据险而建的山城堡寨，既是军事据点，又是民政中心，既交通方便，又有丰富食粮；既能孤军固守，又可伺机出击，一处有紧，多方支援，简直成了蒙军进攻道路上一颗颗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的钉子。就这样，以重庆为防御中心，以嘉陵江、渠江、涪江，及岷江、沱江、长江两岸的据点为外援，并将沿江府、州、军、县的治所统统迁到据点，形成了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点面配合、守点不守线、连点成线的完整的抗蒙防御体系，这不能不说它是余蚧的一个重大创举。
余蚧在这一战略计划实施后，亲绘一幅《经理西蜀图》报送朝廷，并向理宗表示：如果能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手提西蜀之地以报朝廷。
然而，十年未到，余蚧屈死。
三
南宋时期，军中“举代”成风。某一将领因年迈退职，均可举荐一个接替自己，不管此人才德如何。这样，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纷纷形成死党，既误军机，又误国家。
余蚧深恶举代弊政，力主革除。恰好此时戎州主将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余蚧不准。
余蚧派都统金某率三千骑人马至云顶山堡寨，替换姚世安。姚不仅闭门不纳，反出危言，抗拒军令。其实，姚世安胆敢如此放肆，不服调遣，乃因当时丞相谢方叔的侄儿正好避居云顶山，姚厚贿巴结，终成靠山。而谢方叔一班权臣既深恨余蚧抗战有阻其蒙宋和议计划的实施，又深忌余蚧抗战有功分其权势，早生诛余之心，只是一时找不到口实而已。今接姚世安和自己侄子的密报，乃先发制人，一面指使姚搜求余蚧之短，交相在理宗皇帝面前诬告之，同时在朝臣之中鼓噪非议余蚧。正好，余蚧秉性刚直不阿，常常在皇帝面前直谏，老皇帝本意难平，正寻思找机会拔掉这个刺儿头，当然相信谢方叔等的诬告。
龙颜不悦，君威大发。
余蚧于宝祐元年(1253)五月，被突然召还临安，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
西湖边上的邸宅里，余蚧举杯浇愁愁更愁。
夜阑更深，残红欲灭。房门半掩半开，秋雨泼打着暗淡的灯光，使愁人在室内听到室外的雨声，与梧桐落叶之声，凄厉入耳，好像打在愁人的心坎上，以致夜不能寐。可是起唤家僮时，却自高枕鼾睡。待催醒来时，天上已寒月高挂。
雨后的夜空特别的皎洁、明净，随着银蟾飞上天际，愁人也仿佛升腾，飞上了月宫。李白不是有“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绝唱么?苏轼不也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名句么?愁人比李苏更为大胆，敢到月宫唤来嫦娥细问，要把乾坤世界辉照得表里一片光明。
不!眼前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坎坷处境与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从月宫跌落现实，愁人只觉多情伤感。于是，当他仰头痛饮，以求一醉之时，脑中忽地流出了这样一首词：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
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
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
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
家僮卧困，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
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余蚧《瑞鹤仙》
词笺墨迹未干，余蚧于当年的七月在权臣的迫害之下，以三十八岁的英年含恨死去。
余蚧死后，“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然而，权臣们是绝不会因政敌之死而轻易放弃株连政策的。
余蚧儿子名叫如孙，取爱国词人辛弃疾之著名词作《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中“生子当如孙仲谋”之义，以寄抗敌报国之志。但是，在权臣们看来，这简直太可恶了!孙仲谋是谁?三国吴主孙权也。你余蚧作为手握兵权、权倾一方的大员，竟然要儿子学孙权，野心不小哇!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余如孙也被奸相贾似道杀害，余蚧家产悉数籍没充军。
余蚧死了，连儿子、财产也没了，但他留下了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钓鱼城，还有蜀川那连点成线的抗战防御体系。
没有余蚧，就没有钓鱼城，更没有后来的蒙哥大汗之死。
钓鱼城，难道不正是余蚧巍乎历史的人格象征么?
四
钓鱼山之名沿于钓鱼台，系远古遗迹，为该山壮观的风景处。其台在山上护国寺前右侧，有一尊突出的巨石，下为临嘉陵江的千仞悬岩，台石上有一对凹坑。相传远古时洪水泛滥，民人奔山上避水乏食，天帝命一巨人神持竿站石上钓嘉陵江之鱼以充民饥，民赖以生。洪水退后，巨人神上天复命，因而台上留下了一双大脚印，台前另一尊巨石上还留下了插钓竿的五个石孔，后代人因之叫此为钓鱼台。故而，当钓鱼城于宋末以一孤城坚守36年，历大小战斗二百余次，抵御了蒙元侵蜀之师，击毙了蒙哥大汗，迫使南下及西征各路蒙军匆忙回师，而震惊世界之时，人称“独钓中原”。是的，巨人神是虚幻的，当年钓鱼城军民的浴血抗战是真实的，惟有他们才真正是独竿一钓的巨人神。
说到神，钓鱼城内神佛之迹颇多，既有宋以前石刻的巨大卧佛，还有南宋刻制的千佛岩岩窟、千手观音等等。
钓鱼山有一则关于卧佛的民谣：
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
我想陪你睡，江山谁来保?
阿弥陀佛!站在千手观音像前，我合掌神游。
观音菩萨像刻在佛龛上面，右下方刻有侍者，两侧上下各有浮雕佛教故事。刻工十分粗糙，墙壁上也是一块块破落斑痕，不惹人注意。仔细辨认，这些破落的地方，原来是有文字而被铲掉了的。现有“逆丑元主”和“纪厥功被之金石”、“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这些零碎字句依稀可鉴。专家考证，这方摩崖是南宋军民和张珏为了纪念王坚领导的钓鱼城保卫战而刻下的“纪功碑”。只是后来钓鱼城归元以后，因为上面刻有斥骂元主的文字，便磨掉碑文，改刻为千手观音佛龛。
王坚，这个与钓鱼城的名字紧紧相连的人物，就这样跨入了我的视野。
虽然，王坚凭官阶和功绩应于史有传，但《宋史》《元史》均未立传。尽管如此，咀嚼正史、野史、方志可见，王坚，河南人，生于庆元四年(1198)至嘉泰元年(1201)之间，青年时期在荆湖抗蒙战场上屡立战功，于宝枯二年(1254)，也就是余蚧之死次年闰六月，授兴元都统兼知合州。从此，他携副将张珏等“展布筹策，筒楫兵民。秦蜀之人望风响应，众至数十万”，集中在钓鱼城里。为把钓鱼城建成抗蒙堡垒，又调“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个七万，以完其城。在城西门内因沟为池，周回一百余步，名日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又开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泉水不干，春夏秋冬足备。城中之民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使合州百姓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
飞鸣镝，烽烟起。
蒙哥时期门251--1259)，蒙古西征大体完成，因而对宋战争已发展到以灭宋为目标的阶段。南宋淳祐二年(1252)，蒙哥命其弟忽必烈征云南，以大迂回战略，欲从西北和西南包围荆蜀，夺取上流，使南宋“失天堑之险”。淳祜六年(1256)，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攻蜀。次年，还从北面即陕西方向入取剑门关。所有这些，都是蒙军大举夺川的准备。
淳枯八年(1258)，蒙哥在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之后，分兵三路攻宋。蒙哥亲率主力入攻四川；忽必烈率中路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塔察儿率东路攻荆山(今安徽怀远)；另命兀良合台从交广北上，计划各路会师鄂州，顺流东取临安。很明显，这个计划的重点和成败关键在于蒙哥的攻川。一时之间，撼山动石的蒙军铁骑，振长虹之气，鼓万钧之力，呼啸在蜀山川水之间，把南宋在四川的青居、大良坪、运山、石泉、龙州等地的关隘要地一一荡平，蜂拥蚁簇一般集师于钓鱼城下。
南宋开庆元年(1259)，钓鱼城势如累卵。
蒙哥自恃胜券在握，派遣降人晋国宝到钓鱼城招降。王坚拒降，且将晋国宝处死在钓鱼城阅武场上。持续半年多的血战就在钓鱼城下展开。
鼓角齐鸣，金属碰撞……钓鱼城的军民用生命的火焰，点燃那震天的炮响，蒙军铁骑的暴戾与狂虐，哗响着从他们的手掌之间跌落尘埃，蒙军那不可一世的总帅汪德臣的生命，也在他们搏击的呐喊声中画上了血色的句号。
面对钓鱼城，蒙哥心中纳闷，都围攻了九个多月了，城内还那么士气高昂，到底怎么回事?于是，他命令将士在西门外筑台建楼，楼上又竖起桅杆，上架飞车，欲借此送人以窥城中虚实。王坚、张珏见状，即针对方向安置炮位迎击。
蒙哥亲临城下指挥，刚将飞车升起欲观察时，城上炮石箭矢如飞蝗一般漫天袭来，桅杆被打折，飞车上的士兵也被抛掷百步以外，飘飘然如一片落叶，在飞扬的旌旗和雷动的欢呼声中落地。此刻，这个小兵的殒命，对于蒙哥来说，恰恰是他生命终结的前奏。他被炮风所震，如山坍一般地轰然倒下。
也许，蒙哥在怀疑，我真的倒下了么?我以不倒闻名。我在漫天风雪中屹立，寒冰塑成我的坚韧；我在电闪雷鸣中挺身，烈火铸就我的峻厉。我在沧海涌动中岿然，我在桑田变迁中永恒。旌旗猎猎，高高飘扬的是我血一般鲜红的骄傲，我怎么能倒下呢?
蒙哥致伤倒地。
王坚乘胜出招。
王坚、张珏命部下将两条在天池里捕捞的大鱼和自做的面饼，从城上抛掷给攻城蒙军，并致信蒙哥说，你们北兵可以烹鲜食饼，再围攻十年，也休想得到钓鱼城。
看罢来书，蒙哥恼羞成怒，伤痛并发。剽悍的性格逼着他的喉咙吐出“酒!给我酒”的喊声。
他接过随从送来的酒囊，把头愤然一仰
他拼尽全力向天地山河，向部将僚属，发出最高统治者歇斯底里般的狂嗥：一朝攻克钓鱼城即尽屠其民。
然后，咯血、咯血，朝天一喷……
但见一轮鲜血淋漓的太阳!
由此，星转斗移，山河改色，世界抗蒙战局顿然一变，南宋亦获喘息之机。王坚、张珏功莫大焉!
然而，历史的车轮常常以其偶然的偏轨为其必然之势落下沉重的注解，功臣并不见得都有好结果，王坚即是如此。
南宋景定元年(1260)四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在临安西湖那波光澄澈的湖面，楼船荡漾，舞女娇歌，红裳绿裙宛如浮莲飘在水上，鲜艳的彩色，把眼前湖面上的碧水都染个透彻。
仙游舫内，宋理宗正对着席下那脸显不快之色的王坚好言抚慰：爱卿鱼城一战，掳酋陈尸，功可撑天。前授爱卿以宁远军节度使等军机要职，足见朕爱才奖功之心。然卿今已年逾花甲，着实不宜劳军治师，疆场搏杀，故特授爱卿侍卫步军司都统指挥使之职，以为朕之股肱，常在朕身边走动，可慰朕之想念。
此时，王坚心中明白，自己的功绩和坚持抗战的意志，已为时任京湖制使、力主苟安投降的权贵贾似道所嫉，自己手中的兵权更为那班只知苟安不图抗战的权臣所忌。至于皇上嘛，骨子里当然认为打死蒙哥对于宋蒙和议来说是闯祸哪!
其实，王坚并未真正明白的是，手握方面兵权，肩扛盖世奇功，志存抗蒙卫国，这三种情形分开来也许没有什么，集于一身就不那么妙了!深得赵宋家法之治国真谛的理宗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种三合一的高级将帅的出现。他可以容许权臣舞弊，将帅低能，乃至文武党争，但绝不容许将帅坐大。他如果没有这一招，能以半壁江山稳居皇位四十年么?无论是对此前余蚧的处理，还是现在对王坚的“奖慰”，个中缘由，均出一窠。
看来，后人为忌蒙元之讳，在钓鱼城张珏等所立的王坚记功碑上，铲字改刻千手观音等佛像，冥冥之中来个歪打正着，观音慈容竟与王坚记功碑并存于世，弥补了《宋史》《元史》均不为王坚立传的遗憾。今天人们在此，不管知与不知，均驻足静观，合掌祈祷，是敬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还是顶礼功盖日月的南宋帅臣王坚，谁能说得清呢?
五
在钓鱼山上面，随处可见水田和池塘，城西尤为集中，山上有充足的用水。怪不得蒙哥大汗至死也弄不明白钓鱼城何以血战九个月而未克。可以设想，一方弹丸之地的钓鱼城能在蒙军长期重兵围困之下，三十六年岿然不动，这要有多大的胆识、决心和毅力，而且要合州人民作出多大的牺牲!三十六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固然不及一瞬，但在钓鱼城，毕竟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哪!其中，张珏治民用兵功不可没。
王坚调离钓鱼城之后，守城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助手张珏身上。《宋史·张珏传》记载：“张珏，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战功累官至都统制，人号为‘四川兢将’。”兢同哮音，猛虎吼叫之义，可见张珏之勇武。“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罚不贷，故人人用命。”
《宋史》对张珏的至高评价并非虚言。
景定三年(1262)，由于宋将全汝辑的疏忽，华莹山麓的大良坪堡垒重新被蒙军占领。大良坪是合州和渠州的交通孔道，又是通往开州、万州、夔州等的重要门户。大良坪失守，给宋军交通运输增加了严重困难。咸淳二年(1266)，开州即今重庆开县又为蒙军攻破。为此，蒙军可以避开钓鱼城，东向万州(今重庆万县)、夔州(今重庆奉节)，直下巫峡，既切断四川与荆襄的联系，使重庆和川东南一带成为死角，钓鱼城的防守更无必要，又可沿长江直奔临安，消灭南宋小朝廷。因而，争夺开州就成为四川战局的焦点。
当时，四川制置使夏贵调集几路大军，反攻开州，“围城三匝，筑垒城外”，一时之间，血肉横飞，杀声震天，终因坚城易守而师老无功。时任利东安抚使知合州的张珏认为，要收复开州，必以奇计先夺大良坪，切断蒙军主力和开州之间的联系孔道。经过反复策划，张珏选择蒙军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凿石上山。为了不惊动蒙军，特地在一个漆黑深夜，派遣将领史熠、王立带敢死队五十人，斧砍西门而入，大战城中。在内外配合下，终于克复大良坪。接着，开州也很快收复。此役是继打死蒙哥之后的又一次剧烈战斗，蒙军损失十分惨重，不得不请求时为元帝的忽必烈补充援军。
咸淳九年(1273)，蒙军元帅合刺密谋在钓鱼山东面马踪山即薄刀岭和西北隔嘉陵江而望的虎头山筑堡，以控扼嘉陵、渠、涪三江之口，逼攻钓鱼城。钓鱼城诸将欲出兵与之争锋，主帅张珏独设奇谋，一面在嘉、渠二江之口，设置疑兵作进攻状，另一面暗中派遣劲卒秘密抢渡平阳滩，越砦七十里，出其不意，火烧蒙军设在金子沱的船场和后勤给养，合刺自顾不暇，筑城之举遂告失败。
德枯元年(1275)，蒙军在东西两川连克十州县之后，忽必烈命蒙军的西川行院和东川行院两大军事指挥系统集中优势兵力，五路合围重庆。一时间，重庆形势十万火急。
刚升任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的张珏面对这极为不利的形势，坐镇钓鱼城，断然派出最得力助手史焰，率小股部队冲出钓鱼城外的蒙军重围，沿嘉陵江偷入重庆，与重庆守将策划守御之计，使重庆形势稍得稳定。
翌年正月，张珏派遣统制赵安，趁蒙军主要精力集中于攻夺重庆之时，率军冲出钓鱼城之围，伴着奔撒似急槌快鼓的马蹄追风掣电，长途奔袭东川行院留守的补给重地青居山(今四川南充)，一举俘获蒙军安抚使刘才、参谋高嵩，还把那里的辎重给养烧了个精光。当蒙军从重庆分兵驰援青居山时，张珏又派遣部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沿江攻入重庆，把蒙军搞得晕头转向。
然而，重庆之围并未尽解。张珏在秘密联络泸州义士作为内应之后，于六月再遣赵安、王立轻装长途奔袭，一举袭破泸州险隘神臂门，顺势收复泸州。泸州是蒙军西川行院留守屯兵重地，不仅有四川的全部辎重粮草，且有西川行院高级将领的家属。泸州一复，重庆之围立解。
这几仗，张珏运筹帷幄，连施奇招，把蒙军调遣得东驰西突，疲于奔命，把余蚧的“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融会贯通，进而做到守点而不死守一点，把钓鱼城这颗棋子摆到整个四川战局上做活子推演，从而每战皆捷，令人拍案称绝!
明乎此，我才知道，钓鱼城为何能以一孤城坚守三十六年的军事之由。
然而，张珏的结局呢?
南宋德祜二年(1276)二月，正当张珏遣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拼死撕开蒙军的铁围而进入重庆之时，西湖边上的南宋小朝廷却下定决心，命监察御史杨应奎奉大宋传国玉玺，带上请降书，向元朝丞相伯颜屈膝求降了。由于河山阻隔，王命早已不通。因此，恭帝赵显奉表投降和二王即益王赵罡、卫王赵昺流亡广东的消息，是在事隔十个月之后，即张珏打退包围重庆的五路蒙元大军，并于十二月由赵定迎入重庆府，方才知悉。
张珏得知消息以后，断然拒绝接受亡国之君要他把四川拱手送给蒙军的乱命，坚决拥护流亡广东的二王抗战政府。并且，一方面派出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到两广、两湖访求二王下落，准备迎驾来川；另一方面，命留守钓鱼城的主将、合州知州王立，立即在钓鱼山营造宫殿，以便二王来后居住。
南宋景炎三年(1278)二月，蒙军再度铁桶一般密匝匝地合围重庆。张珏在出城与蒙军打了几次恶仗之后，终因兵少粮绝，又退回城中。蒙军攻入城中，他还坚持巷战。只是到了确实支持不住了，才回家索取事先准备的毒酒，准备自杀尽忠，却因左右将毒酒藏匿而不果。这才率残部及家人乘舟东下，打算到涪州即今之涪陵再图复兴。船行途中，他执斧劈舟欲自沉，被舟人夺斧掷抛江中，第二次自杀未遂。接着要跳水又被家人挽持，第三次尽忠又不成。后来，船被蒙军追及，做了俘虏，被执送京师，途经西安时，解弓弦自勒于厕中，一缕英魂就这样飘然归西。
不。在我的想象中，烈士的英魂飘然向北，在元大都(今北京)的一间牢房里，与文天祥一晤。
张珏说：生命的消失虽然难留，但我毕竟在经历人生的一场搏斗和几番回合之中，竭尽全力去抗争，去磨砺，去奉献。而且，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你看，我的恩帅王坚的儿子王安节是咱宋朝东南第七副将，守常州，率军与蒙军血战，战事不利被俘，大呼：“我，王坚之子也!”英勇不屈而就义。还有刘霖，满腹经纶，隐居不仕。但当蒙军侵蜀，即慨然出山，组织义军抗蒙。以后助我收复泸州，坚守重庆，终因巷战不支而以身殉国，真可谓浩气凌霄，雄风浩荡哪!
文天祥沉吟不语。
片刻，文天样执笔疾书：
张制置珏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
向使国不亡，功业竞何如?
将军王安节
激烈伤雄才，直气横乾坤。
惆怅汗血驹，见此忠孝门。
泸州大将第四(刘霖)
西南失大将，带甲满天地。
高人忧祸胎，感叹亦敛欷。
六
钓鱼城结局如何?
带着心中的疑问，我跨入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护国寺。此寺前殿系罗汉堂，后殿为药师殿，与别处庙寺亦无二般，惟有寺门的两幅对联引我驻足良久：
城号钓鱼三江送水通巴堑，
寺名护国孤嶂飞云控蜀疆。
在护国寺右侧就是忠义祠，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原只祀王坚、张珏。清乾隆二十年(1759)合州知州王采珍，在原址重修忠义祠，增祀余蚧、冉琏、冉璞。乾隆三十一年(1766)，陈大文任合州知州吏目，加祀王立。陈后任合州知州时，又加祀熊耳夫人和李德辉之位。光绪七年(1881)，华国英任合州知州时，又重建忠义祠，只祀王、张、余和二冉五位，迁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位于贤良祠，并在忠义祠门柱上书题对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
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
竟不图王立贰心。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作上述之记，就在于这不仅彰明了钓鱼城的结局，还牵涉对结局人物的思考。
钓鱼城在张珏出奇制胜以解重庆之围以后，即由张珏的副手王立帅守。景炎三年(1278)春，重庆为宋将赵安出卖陷落，张珏巷战不支，出走被俘。元军毕集钓鱼城下，向王立招降。此刻钓鱼城形势，“危如累卵釜鱼，知其祸在顷刻”。虽然城中军民皆同心协力，而主将王立愁感无计，乃谋于所认之义妹熊耳夫人。熊耳夫人是被俘元将熊耳千户之妻宗氏，又是元安西王相李德辉同母异父的妹妹，她知其兄李德辉在元政权安西王处亦即以前蒙军的西川行院任要职，遂乘机说王立向安西王处请降，可保身家性命及山上十万军民不死。王立同意，即派亲信杨獬持蜡书去成都李德辉处请降。祥兴二年(1279)春正月，李率数百人，单舸至钓鱼城受降。合州安抚使、钓鱼城主将王立降元之举，结束了三十六年抗战守城的历史。一个月后，在广东崖山的南宋流亡政权亦败于元手，陆秀夫背着幼帝赵昺蹈海，给宋王朝画上了一个并不灰暗的句号，钓鱼城也以“独钓中原”的光辉留名史册。
对于曾经使钓鱼城抗战方向转至降元轨道起关键作用的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三人，历来争议纷纷，以致出现前述的入祀与外迁忠义祠的争议。到了现代，蜀人郭沫若先生于1942年6月2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登临钓鱼城，考察了古战场遗址，俯仰古今，有感题诗《钓鱼城怀古》抒怀：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岩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磷蚧，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郭诗景象雄浑，气势宏壮，正气凛然。尤其尾句不但是艺术上的点睛之笔，也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古为今用，借题发挥，奏响了抗日战争时代的最强音。
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帷幕，重新探寻当年历史的轨迹，就会发现问题远非这么简单，有些东西想来至今发人深省。
蒙元起自漠北，生产方式落后，在西征亚欧和南灭金宋的战争中，表现得特别的野蛮和异常残酷，这是不争的事实。人民群众揭竿举戈，为使自己的家园、生命财产免遭蒙军铁骑的蹂躏，使社会经济免遭破坏和摧残而组织的守土自卫，无疑是正义的。余蚧、王坚、张珏，作为南宋王朝的边防大员，自有守土之责。
南宋王朝值不值得保卫?史料记载，当蒙元铁骑纵横大江南北，抗蒙军民浴血长江上下之时，西湖边上的元宵佳节，皇家御苑之内，到处金鳌衔光，玉螭垂虹，火树银花，城开不夜，真个是富丽堂皇，气象万千，歌舞江山，上下如狂!可是那些挣扎在蒙骑铁蹄之下的北方百姓，却是破屋号风，柴门拥雪，痛苦呻吟，星火全无。即便如此，生活在十三世纪，深受传统儒学纲常陶冶的余蚧之辈古人，是不会，也不敢对此产生丝毫怀疑的。充其量认为，权臣当道，蒙蔽圣聪而已。文天祥柴市死节，陆秀夫崖山殉难，张珏竭尽愚忠从容就义，这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悲剧。人们怀念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死忠一姓，而是由于他们的高风亮节，更因为他们的抗元活动，在客观上适应了人民对生命财产、社会经济、先进文化免遭毁坏的愿望，故誉之为民族英雄。
然而，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忽必烈统一大业已成定局。何况，钓鱼城三年王命不通，张珏兵败被俘，重庆陷落，再坚持孤城抗战，事实上已不可能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统治者在处理占领区的政策上，以忽必烈登汗位为限，前后有很大的不同。此前上溯至成吉思汗，既尽显其倚天拔长剑、弯弓射大雕的飒飒英姿，亦显露其野蛮狂虐的落后根性。
到了忽必烈登汗位，他检讨多年征宋的方略得失，不但改变了不合时宜的由成吉思汗延续下来的大迂回、快分割的军事战略，而且取消了屠城的军令。
当年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劝戒屠城未成，史天泽历事蒙元四朝，多次亲临战阵，本身就是一个杀人狂，亦因所见太多，内心不安，临死之前托人转奏忽必烈，请求在对宋都进攻中，不要杀人掠货。忽必烈慨然允诺，并诏令践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尽管如此，钓鱼城毕竟是蒙哥大汗的死地，且有屠城遗诏，特别是蒙军东川行院主攻重庆方向多年，与钓鱼城死冤多多，一旦陷落，屠城遗命是否可免，实难肯定。王立议定降元之时，向远在成都的西川行院投降，固然有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的因素，亦何尝未有降东川行院而遭屠城之虑?
事实上，王立降元后，东川行院不顾李德辉招降时的承诺，即将王立下狱，力主杀掉王立以雪先帝之耻。如此，钓鱼城能免难么?西川行院安西王急派人赴大都，通过大都留守使贺仁杰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责问意偏东川行院的枢密院大臣说：“你们还要以杀人为儿戏么?假使王立侥幸还活着也就罢了，死了的话，你们就跟着王立一起死!”如此，王立化险为夷，且投合州安抚使之职。
王立死里逃生，固不足为喜，即若死了，亦无须叫屈。但令人深思的是，王立携城降元，免遭屠城之灾，倒是历史事实。
王立作为南宋王朝的一名将领，曾以勇武之躯力保钓鱼城，在南宋灭亡之后，战至山穷水尽，也算是尽了愚忠。最后，举降旗挽救一城军民，事后几经危难才免一死，死后又落得个“贰臣”骂名，历史对他所开的玩笑未免过分了吧!
正沉吟着，屋外传来了几声清脆的鸟鸣，仿佛在催促我，该回去了。我跨出忠义祠的门槛，眼前，落叶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缤纷，营造了下坠入泥的悲壮。我忽然怀疑，当历史的岁月和现实的日子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难道还会有那一丝丝一点点无谓的矜持、平静或浮躁么?
2001年5月7日于浙江乐清民丰居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