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记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作者：陆 离
玫瑰园
微微和老蒋搞上出乎我的意料，可想想这也是必然的。虽然微微口口声声说她三十岁之前不打算结婚，我知道她也到了耐不住寂寞的年龄。那段时间我信奉“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一信条，既然微微已经跟老蒋搞上了，我还有什么异议呢?当然最开始微微只是说她和一个叫“老蒋”的好了，我还没见过老蒋其人，也没有把他跟“蒋老师”联系在一起，我只是说是吗，什么时候带我见见。微微显然非常愿意在朋友面前显摆她的老蒋，她很着急的样子，为难地皱了皱眉头，说老蒋是个大忙人，这礼拜不行了，下礼拜吧，下礼拜咱们一块儿去吃饭。让老蒋给你也带一个。微微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表现出一副自己吃饱了还不忘姐们儿的宽厚。我说行，反正我也没事儿，随叫随到。
周五我和微微在“玫瑰园”见面。这是我们接头的老地方，在东四一条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们对这个地方都有感情，上大学就常来这儿。我们上学那会儿还没太多咖啡厅酒吧之类有“情调”的地方，还是微微嗅觉灵敏，她东走走西逛逛，居然就把“玫瑰园”咖啡厅给发掘出来了。最开始跟她来这里我的心情还是有些紧张的，玫瑰园的门脸儿就一扇门那么大，要走上一条长长的窄窄的黑黑的楼梯才到地方。那阵儿，市面上流行一本叫《玫瑰园》的黄书，所以这个名字让我很有联想，我就那样胆战心惊地走上一级级的台阶，明明知道微微带我来的地方不会“有虎”，还是抱着“偏向虎山行”的想法。果然还是不太一样，“玫瑰园”虽然不是一个黄色场所，但是光线幽暗到了超过我曾经去过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这里的照明全靠桌上的摇曳的烛光维持。大多是情侣在这儿幽会，一派神秘的景象。我看了看饮料单，那时我对酒还不感兴趣，在冰淇淋一栏里我发现了“香蕉船”三个字，从此就爱上了这个地方。第一回听说“香蕉船”这个名字还是在“月朦胧，鸟朦胧”的广播连续剧里，童童跟他爸的情人要“香蕉船”吃，从那时起我就对“香蕉船”无限向往。微微说她最喜欢“玫瑰园”的神秘气氛，我说这里很浪漫，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定为“老地方”。
临出门前，我精心打扮了自己。既然微微费心给我找了一个，我不管喜不喜欢总要给微微一个面子。我把自己收拾完毕，打了一辆车直奔“玫瑰园”。
这么多年过去了，“玫瑰园”还是没什么改进，如果说在八年前这里算得上是个环境幽雅的所在的话，现在只能说是个破烂得只好凑合装人的地方了。好在我和微微的审美趣味在这些年有了变化，原来我们喜欢高雅的场所，饭店音乐厅之类的是最好的，去不起求其次到一般市民不去的咖啡厅喝洋饮料吃“香蕉船”也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时髦青年都这么做，这种曾使我们自以为是的做法大有平民化的迹象，因此我们干脆一头扎进肮脏陈旧的地方，以此与世俗抗争。“玫瑰园”不经意中迎合了我们的想法。
在上最后一级台阶时我抿了抿嘴唇，生怕口红不匀。我衣裾飘飘，低头推开“玫瑰园”的门，希望给人留下含蓄典雅的第一印象，等确定长裙完全飘进“玫瑰园”我才松开扶门的手。
我在昏暗的酒吧(两年前随潮流改成酒吧了)里慢慢地走，寻找微微他们。一个个模糊的人脸浮现出来又隐藏进黑暗，我走得专心一个踉跄差点被什么绊倒，耳旁响起微微的声音：别假装淑女啦，就我一个。我恨得直想破口大骂，累了这么半天全白费了。今天出门前慌慌张张丢了两只隐形眼镜，不得已又重新开了两盒，因为不适应现在眼睛还在微微酸痛。微微拉了我一把，果然就她一个人，我刚想嘲笑她是不是已经被老蒋甩了，她先开口了，对不起，老蒋说他的那个朋友临时有急事儿，晚上才能腾出空，他就先不来打搅了，让咱们姐俩单独谈谈心。我心的话，我来做陪客，弄得好像他们全是为了我张罗似的。再说本来四个人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挺自然的，不知道微微跟人是怎么说的，不会是正式的相亲吧。微微是2．0的眼睛，她一下就看穿我的心思了，她说咱们俩谈谈有什么不行，上班以后咱们还没怎么好好交流过呢。说得我自惭形秽，工作以后的日子跟绑了火箭似的嗖嗖地往前蹿，真的是好久都没跟微微好好聊聊了。
我定下心，想跟微微说点什么。
刚毕业的时候我和微微走动得还很频繁，后来基本上也就是电话来去，约我来“玫瑰园”是我们在“赛特”偶然碰上说的。大家都挺忙，忙里偷闲见过几回觉得人大了不比从前，谈理想的劲头小了，谈身边的事儿又觉得没劲。当然也聊工作的事，干的不是一行，我说的她听不懂，她说的我也觉得挺遥远。她彻底改行了，献身音乐事业，整天和音乐圈的人混在一起。我老老实实在公司呆着，像只任劳任怨的工蜂，越活越沉沦。。我羡慕微微的自由职业，但换了我我也不干，一来我没有任何音乐天赋，二来这种没安全感的工作我干不了。微微刚人音乐这行时还雄心勃勃的，后来估计是遇到了诸多困难，跟我谈话的主题就是抱怨，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本来打算大展鸿图请人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些好歌，现在能有人给大俗歌唱就谢天谢地了。我说什么呢?只有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说实话我觉得微微根本没有音乐天赋，创作不用说了，就算当个歌手嗓音条件和演唱技巧都不行，在卡拉OK厅里她也唱不过凑热闹的群众。但是微微放弃不错的工作，毅然投身热爱的事业这一点我是佩服的，我怎么忍心打击她呢?所以每次我都尽量绕开这个敏感话题。
不管怎么样，微微的生活比我丰富多彩，身边净是演艺圈的小道消息，我要微微给我讲点有趣的事。微微立刻心领神会，她说百灵和卓不凡吹了，而且是卓不凡蹬的百灵。微微说到这儿就停住了。这个消息够圈儿外的群众琢磨好几天，我也不例外，半晌没说话。百灵是个当红女歌星，这点大家都知道，号称“亚洲天后”，她人美歌靓又有钱，尾巴翘到天上，找哪个男的估计都不会遭到拒绝。而卓不凡是我和微微的同学，在学校沉默寡言，毫不起眼，毕业后和我一样也就是个公司的小职员，不知怎么的有机会和百灵邂逅相逢，还被看上了。我还记得半年前微微声音颤抖地打电话向我汇报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我也亢奋了半天，百灵在电视中的形象是优越的，冷酷的，谁都不爱搭理的，她怎么就摽上连我都看不上的卓不凡了呢?我一下觉得自己比百灵高出一头，估计微微也是这么想的。像她这种没出名的歌手看见明星谁不是眼里直冒火?微微的这个消息使我更为之一振。我赶紧问为什么，微微耸耸肩，还能为什么，卓不凡烦她了呗。我恍然大悟，这是个多么正确的答案。
本来我还打算从微微这里探出些娱乐圈的新闻，正把感兴趣的人物在脑子里筛筛子，微微的脸有些耷拉下来，我看得出来她巴望着我和她谈谈正事即感情的事，我们以前的永恒的话题。感情这种事免谈，这是我最近的口头语，可是眼看着微微一个猛子扎进爱河，我也只好关心一下。我问，你们家老蒋怎么样。怎么样?微微立刻接上了话茬，好呗。就一个“好”字?微微还在卖关子。我继续问，他是干什么的?娱记。这是个挺时髦的词，如果不是天天学习报纸我也听不懂。我立刻发现了娱记老蒋和微微之间的微妙关系，我说那可以让他帮你宣传一下。微微简直是洋洋自得，她说干我这行的，媒体关一定要把好。这下好了，不光是老蒋一个，他的朋友全是娱记，掌握着各个喉舌的娱乐版，这下我可煽起来了。
微微满面红光，不知是烛光映衬的还是由身体里往外泛的喜气，我也替微微高兴。这年头尽管大家口头上瞧不起娱乐工作者，但是心里都多少有些羡慕，娱乐工作者名利双收，人前人后趾气高扬。像百灵那样的，就算她被卓不凡甩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她照样乐她的。你问问大街上的姑娘，白让她们当百灵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干。我能有这么一个朋友，自己也觉得挺光荣。况且微微比他们素质高，大学毕业，是为了理想才投身娱乐圈的，即使以后赚点钱变成一个庸俗的歌星，性质也是不一样的。
我的三句话引出了微微的话匣子，微微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老蒋，她和老蒋，她的事业和老蒋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我看着微微，心想虽然时间走得比光还快，但我们毕竟没有虚度，从微微的进步就看得出。从前讲爱情，她必讲那种虚无缥缈的感情本身，恨不得她爱的男人是世界上相貌最丑、最穷困潦倒的人，以此显示她的爱情纯洁，不同凡响，最后证出这场爱情必将永恒。今天她在讲她的事业和老蒋的关系时理直气壮，毫不遮遮掩掩，这就是我喜欢的率直的微微。这几年不同的环境隔膜了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隔着电话说话吞吞吐吐，爱情焕发了微微，她的激扬的语调又感染了我，使我重温了毫无保留的友谊。我兴致勃勃地听微微谈话。她的谈话条理混乱，有时讲女人对男人的天然的渴望，有时讲同志之间同甘苦共患难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两个主题被她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一起，产生了两条线索缠头交颈螺旋上升的效果。她可能也是好久没说这么多的话，竟有些呼吸急促。其间我叫女招待往茶壶里续了若干次水，去了几趟厕所。
这是冬天，五六点钟天色就暗淡下来，我哈着气跑到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每一次都感到凉意伴随着夜色一点点地渗透肌肤。已经很久没上过这种简易厕所，进门就是并排四个坑，一眼可以望到粪坑里的秽物和几个又白又圆的光溜溜的屁股。连续两次遇见两个相同的女人保持着相同的姿势，这使我有些惊愕，不知道是她们的频率跟我一样还是她们的蹲功出色，尚未离去。这是两个学生样的年轻女人，看样子也在附近的娱乐场所逗留。她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天，谈起百灵，劈头痛骂。一个说，她们娱乐圈的有什么好东西，那个百灵还整天装得挺有才似的，假装自己写歌，还不是枪手替她写。另一个说，她大字可能还识不全几个呢。我发现这两个女人的口吻特别像我们以前在宿舍里聊天的口吻，这使我回味起大学时光，因此当我回到微微身边时竟有些感动。
微微讲到后来眼光发亮，像黑珍珠力透蚌壳在沉寂如夜的海洋深处中闪光。她终于倾诉完了积蓄了很久的话，她盯着我说，我觉得还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最深。我也深有同感。我对微微说，你可能治好了我的病。什么病?微微问。于是我跟微微说了我最近的口头语：爱情免谈或者说不谈爱情。微微“扑哧”乐了出来，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只有刚失恋的初中生才说这种话。怎么越活越小了?我今天就是来治你病的。等晚上我再找个“男大夫”给你治治。
我会心一笑。我和老朋友微微坐在烛光里，四目相对。我们又回到从前，我们不仅推心置腹地聊天，我们还将出现在一个四个人的事件里。
九○年夏天
曾经有一个故事发生。之所以说是故事，是因为这些年过去了事情的真相早已被我和微微的一厢情愿的回忆涂上了脂粉，这点我们也心知肚明。在这件事发生后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屡次说起它，回味已经发生的，延续希望发生的事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隔膜再见面时我们都不提起了。但每当面对微微想起那个事件时我都觉得恍惚，好像曾经和她一起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拍摄，我们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后作鸟兽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成形后电影，只好凭借想象拼凑一些支离破碎的场景。
那天天气凉爽，清风拂面，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遇到两个男人，他们很自然地和我们搭话，把电话留给我们。学校的生活实在清苦无聊，我们没有抗拒住那个电话的诱惑。
我们一起在西直门的天马酒家吃饭，那时“天马”火得可以，坐满了刚刚暴发的小老板。“天马”的菜肴自然也不错，对于天天吃食堂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奢侈的盛宴。我剥着油焖大虾，用眼角的余光瞟那两个男人。他们三十来岁，年轻点的那个叫贺军，年长的叫吴伟良。贺军极瘦，放在锅里三天炸不出油。他的话倒很多，滔滔不绝，不知说些什么，总之是神侃一气。吴伟良就不同，挺胸叠肚，有小老板的气度，很少发言，说一句话能让人想半天。吴伟良看着我和微微饕餮的样子，慈祥地笑，说我就喜欢看食欲好的女孩吃饭，自然，健康。我和微、微顿时停止了咀嚼，互相望了望。贺军马上接话，我们吴老板说的是大实话。你们多吃点，多吃点。这下我和微微倒不好意思不吃了，吃得比力所能及的还要多。饭吃好了，作为报答，我们自然要说些什么，于是我们谈了谈学校里的事。都是平凡而琐碎的事，琐碎得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与此时此刻灯红酒绿的环境不协调，可是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吴伟良很耐心地听着，颔首和微笑。贺军却不以为然，说你们小屁孩儿那点儿事儿有什么意思。还是听我们的吧。不等我们反应，他又侃上了。吴伟良皱了皱眉头。这个皱眉的动作后来被我和微微反复回味，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吴伟良是个体贴的男人。当然有贺军说话，我们就不必献丑了。吴伟良没有阻拦他，这也是我们认为他体贴人的标志之一。
时间慢慢过去了，我们喝了些酒，错过了宿舍关门的时间。也许是我们故意错过的?这是我和微微在以后的日子里争执的一个话题。记得当时我曾经提醒微微离去，微微装作听不见，醉眼矇陇地瞧着吴伟良。微微却说我把人物搞反了。着急要走的是她，纹丝不动的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们回不去了。贺军话里话外早就流露出让我们不必急着返校，他们在香格里拉包了两个房间，他们住一间，我和微微可以放心地住另外一间。那时我和微微还没有住过酒店，我们很多次一同骑车经过香格里拉，望着门口进出的云鬓香车，心旌摇曳。直到“天马”里的人走光，服务员拿着笤帚过来恨不得把我们扫地出门，我们才站起身。吴伟良诚恳地说，太晚了，——聊天就忘了，回不了学校的话送你们回家吧。我和微微一齐头摇拨浪鼓，心想，让家长知道怎么行?贺军说，算了算了，那么远，去酒店住吧。就这样我们打了辆车直奔香格里拉。
如果说对于到香格里拉之前我和微微的记忆还有相似之处的话，在那之后就有无数个版本，我只能给你讲一个我认为可信的版本。
在酒店围墙外吴伟良叫车停住，他说我有点事儿先走了，连头都没回。我和微微都很惊讶，吴伟良一不在，我们就心里打鼓，好像失去了保护神。贺军看我们发蒙，笑了，小声说，傻姑娘，他不想跟我们一块儿进去，过会儿就看见他啦。
果然，吴伟良正坐在靠窗的茶几旁，笑呵呵地看我们进门。他什么都没解释，只是叫我们随便坐。一共就两把椅子，一把被吴伟良占据了，旁边的另一把自然是贺军的，我们只好坐在床上，面对着他们。床比椅子高，很软，又没有靠背，所以我和微微坐得很别扭。理想的姿势是：坐着，略分着腿，向后靠，用胳膊支撑着身体。但是我们可能采取的姿势只有一种：并紧了腿，上身略向下弓，双手放在两腿上面。尽管这样我们的目光平行放射出去还是在他们的头顶四十公分处，他们的目光则正好落在我们的胸部。四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坐了几秒钟，我感觉有一种奇异的气氛降临了，只是因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从室外走进一间屋里，事情就变得玄妙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喝了一些酒还有一些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和微微当时都是很享受的，也许还略带一种探险寻宝的心情。
吴伟良好像也很沉浸于这种气氛，贺军显然对其中的奥妙没有体会，他不耐烦地站起来，“啪”地把电视打开，我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看，正好是一组露骨的男欢女爱的场面，贺军欣赏了一会儿，说没劲，又换台，又说没劲，又换台。吴伟良叫住他，算了，没劲别看了，坐这儿来好好聊会儿天，不早了，过会儿该回屋睡觉了。贺军又坐回他的身边。我们面对面坐着。
讲了点什么我大多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只有一句话，吴伟良说他对不起初恋的女朋友。不知怎的就说到这儿，吴伟良深情地讲起他的初恋，他说如果时光能倒流，他愿意弥补一切，他最爱的女人还是初恋的女友，那是个纯洁无比的女孩，他们在一起时她是和我跟微微一样花一样的年龄，但是他毁了一切，现在他自己也被自己毁了。
钱有什么用?现在我住在饭店里，天天吃五星级的饭菜，钱有什么用?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吴伟良显露出无比痛苦的表情。第一次看到貌似强悍的男人袒露内心，我的心中充满怜惜，微微也有同感，事后我们朗诵一样回味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比我们大十来岁的男人啊!
谈到这种“正事”上，贺军的伶牙俐齿就不管用了，他默不作声，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随手从桌上抄起一本书，穷极无聊地一页页翻。那时吴伟良正讲到最震撼人心的关头上，我被沙沙的翻书声扰得一阵心乱，干脆打断了吴伟良的话，问贺军，什么书，给我看看，一把抢过了贺军手中那本蓝灰封面的书。我瞥了一眼封面，把它放在一边，示意吴伟良接着讲，还好吴伟良的情绪还没被完全破坏，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情绪饱满地讲了下去。吴伟良讲完他的初恋故事后，我和微微久久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的脸竟然有些发烫。还是微微先把那本书拿起来看，边看边念：九路公共汽车，贺军。
贺军，和你的名字一样。微微兴奋地说。
贺军不以为然，是我写的。
真没想到。我和微微一下子对贺军肃然起敬起来。吴伟良补充道，看不出来吧，他是北大毕业的，北大第一才子，书都出了好几本了。人不可貌相啊，小姑娘。
我和微微彻底被这两个男人打动了，贺军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才华横溢，吴伟良充满了不可言说的魅力。特别是吴伟良，他深不可测，感人至深。我们无法想象他的身世职业，他浑身被神秘的气息笼罩，让人想靠近他，看看他从地壳深处奔涌而出的岩浆一般滚烫的灵魂。我想说的是当时我们被他彻底迷住了。
当我在“玫瑰园”酒吧神思恍惚地回溯过去时，微微也沉默不语，直觉告诉我，同样的事情在我们头脑里回旋。想到这里，我的思绪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层，我想起了微微说的“男大夫”，于是问她。微微说“男大夫”中文系毕业，原来和老蒋在同一家报社工作，后来辞职成了自由撰稿人，写的乐评小有影响，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原创音乐工作室，也写歌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男大夫”和微微是天生的一对，就对微微说了。微微嘻嘻一笑，说“男大夫”和老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是多年的老友，又志同道合，“男大夫”对哥们儿的女友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尽力，给她引荐了不少音乐界的人士和搞乐评的同仁。连音盲老蒋也被感染，对流行音乐热衷起来，写了一些乐评。
老 蒋
我将永远无法如实告诉微微我对老蒋的“第一印象”，因为这次见到他并不是第一次，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幅裸体的特写：赘肉肆意挤压出的一条条并列的横纹；苍白浮肿的屁股上一块大大的暗蓝色的胎记。
五点半，老蒋和“男大夫”从马路对过过来，隔着宽阔的长安街微微就看见了他们，兴奋地给我指点，然后让我猜测谁是她的男友老蒋谁是我的“男大夫”。因为那副新的“强生”月戴隐形眼镜，尽管即将日落西山，我的视野还是无限明亮。两个男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像漫画里的绝妙搭档朝我们摇晃着走来。他们也早就看见了我们，我依稀觉得其中的一个冲另一个开了一句玩笑，；我想那是针对我的。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从轮廓具体到眉眼逐渐清晰。等他们过了一半的马路，从大一路公共汽车后面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理清了思路。矮胖男人光亮宽敞的脑门儿让我确认不仅是他的脑门儿我连他的裸体都认识。我没有回答微微的问话，我希望他两者都不是。
至于我怎么认识那个人及他的身体，这件事说来话长。一般来说我们难以见识别人的裸体，裸体具有绝对隐私性。而裸体的绝对隐私性恰恰使之成为一种人们相互袒露心扉的表示。人们替自己或者替对方除去衣衫然后进行一种互娱的游戏，这种游戏有利于增加感情。据说有些嫖客干完了妓女后也会产生一种难以自拔的情愫。当然世界上的事总有例外。我在一个难以想象的机会见识了矮胖男人丑陋的躯体。
而他，我想从未见过我。
为了介绍老蒋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前男友王山，我上大学时他在附近另一所大学学习西方美学，搞艺术的人活动范围都很大，他几乎每天出现在我们学校，晚上我去学校小卖部喝酸奶时总能碰上他去买啤酒和花生米。当然起先我以为他是我们学校的，他的打扮落拓不羁，长短不一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地套着，很有名士风范。因此当他和我搭话时我表现得非常大方。你是学什么的?经济法。这么严肃的专业，看不出来。你学什么的?西方美学。好浪漫。你这就外行了，美学是门很严谨的学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风花雪月。
什么是“风花雪月”?他怎么第一次跟我说话就说什么“风花雪月”?我假装羞涩地微笑，低头，不语。
第二天同样时候我如愿以偿地在小卖部又遇见了他。
昨天你骗人吧。咱们学校没有西方美学专业。
我从来没说和你一个学校啊。
噢。
我是北大的。
那你怎么天天上这儿来?
为了你啊。
我从小就有北大情结，一听说是北大的就特别晕。我和王山走到一起实属正常。
王山在我们学校有不少哥们儿，和王山在一起，我的生活内容像爆米花一样迅速膨胀，除了上课总是有震撼人心的节目等待着我。我们有时一帮人去看画展，有时去看摇滚乐的现场演出，有时去人艺小剧场看实验话剧。而且从来不要票，王山或者王山的某个哥们儿跟门口收票的一提大名鼎鼎的谁谁的名字，收票的就挥挥手放行了。我也从中体会到某种可以炫耀的光荣。
我和王山进入“状态”很快，但我们苦于没有地方。他的几个哥们儿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间民房，也不常去住，后来那里顺理成章成了“赌窝”和“炮房”，其中作为“炮房”的利用率最高。由于那几个哥们儿的结交广泛和慷慨仁慈，据不完全统计有小二十号人经常性地携带女人享用那间屋子，每人一月也轮不上两次。后来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在一天漫长的二十四个小时中只有一对璧人享用那个空间是浪费的即可耻的，鉴于空间太小不可再做分割，只有把时间分割。以后在门口的脚垫底下放一个“排班表”，分出若干时段，谁要在哪个时段利用这间房间先签个名字。临时产生需要的也可以直接来，如果时间表的那个时段显示空白自然解得“近渴”了。众人对这个建议齐声叫好!
自然，如此安排是有悖浪漫的，开始我多少有些别扭，而且惊异于学美学的王山处之泰然。但是王山说的话掷地有声，字字在理，他说，如果不来这儿我们去哪儿呢?于是每次我都带一条干净的床单，小心翼翼地把它铺展在结了硬痂的五十年代的老式双人床上，慢慢地我也能够排除万难，享受来之不易的鱼水之欢了。
事情出在那张“排班表”上。那天我和王山在校门口的“一品香酒家”吃完麻辣烫，我们浑身燥热急需挥发，当四川小姐走过来结账时我和王山心有灵犀地互相望了望，然后我们心照不宣地手牵手走向“炮房”。
“炮房”坐落于学校西门外槐花胡同五十三号小院的一隅。在院门外我们遇上了房主老郭，老郭说刚来了一对，不过他们一般完事就走。你们得等五十分钟左右。老郭精确地估算。老郭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在印刷厂工作，可能是由于成天接触书籍的缘故，他喜欢大学生，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坐。我们正值大失所望之际，哪里有心思和老郭海阔天空?老郭察言观色，十分体贴地说改天吧，今天我不打扰了，你们赶紧去“登记”吧，别又让别人占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