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大海的葬礼
作者：李永鑫
一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因公赴深圳。与朋友闲谈之中，得知宋少帝赵昺的陵墓就在深圳赤湾。宋帝昌(1272—1279)即赵昺，南宋度宗庶子。始封永国公，恭帝赵显立，封为信王。端宗赵罡立，改封卫王。南宋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死，陆秀夫、张世杰等立罱为帝。五月，改元祥兴。六月，迁居广东新会之崖山。次年(1279)二月，元将张弘范袭崖山，张世杰抵御失败，陆秀夫负赵罱投海而死，昺时年八岁。赵宋由此灭亡。正是出于对这个寿仅八岁且殒命于海的末代少帝的好奇，我曾专程前往赤湾观瞻少帝陵。
翠绿满山，风摇苍松。原赤湾宋少帝陵呈“品”字形，面向零丁洋，墓碑上刻有“宋祥兴少帝之陵”七个字。碑旁另有一副对联：“黄裔于今延宋祀，赤湾长此执皇陵。”今墓东新立两米多高的石墓碑，碑文为篆体阴文，风格古拙。碑的背面刻有“崖海潜龙，赤湾延帝”八个字。墓前祭坛及祭台两侧各立石座，上有石狮。墓的后半部绕黄色琉璃墙，墙内有十二个花岗岩礅柱。我远眺零丁洋海浪阵阵，近观少帝陵松风声声，仰天但见白云飘飘，俯首追昔浮想翩翩，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三百余年的大宋风云竟只留得这里坟茔一座，岂不令人喟然长叹!
严格地讲，宋朝的灭亡应该是南宋恭帝德祜二年(1276)三月，元军伯颜部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北还，南宋恭帝、太后、福王、沂王及官属千余人随军北上，朝廷更名易帜，为元世祖忽必烈所统。此后，无论是益王赵呈为帝，还是继而赵昺为帝，都只能算作宋王朝的残余势力。然而，从宋朝赵氏一脉作为皇家族统来说，自恭帝北掳到帝禺投海，时间虽仅三年，其灭亡当然应算到帝昺样兴二年(1279)二月蹈海而死为止。因此，帝禺尽管在位时间首尾仅两年，实际不到一年，但毕竟算是宋朝最后一位皇帝。据说，他在崖山死后，尸首飘至赤湾，时有鸟群飞掩尸上，附近天后庙栋梁坠地。天示神意，此乃千古兴亡，天意灭宋，滩下童尸乃少帝遗骸。于是，人们以天后庙栋梁作棺木，葬少帝于南山。据介绍，此陵于民国辛亥年由赵氏三派后裔重修后，便无人间津。一九八二年当地修赤湾公路时发现此陵。
查地理，知陆秀夫负帝昺投海之处崖山与赤湾东西相隔两百余公里，中途珠江水系各入海口激流多处，沿海岛屿无数。帝禺尸骸经长时间漂流、腐烂，纵令躲过鱼鸟之腹，到达赤湾，也难以识别而收葬。又据《崖山新旧志》记载：
陆秀夫抱帝昺赴海死，元军求得帝
之尸，得“诏书之宝”。杨太后闻昺死，
亦赴海死。
可见，帝昺尸骸当时已为元军所得，且为南宋军民所共知。故赤湾帝陵所葬为罱一说极难置信。
另有一家之说，谓所葬为端宗赵罡。认为，比昺年长两岁的益王罡(谥号端宗)被陆秀夫等拥立为帝后，流亡海上遇飓风翻船，几乎溺死，遂惊悸成疾。景炎三年(1278)四月，罡病死硐州舟中，其地正是今之深圳蛇口、香港元朗、大屿山一带海湾之上。今九龙尚有“宋皇台”等遗迹，即当日帝罡君臣一路漂流的驻地。由此推断，当时迫于元兵追击，遗民奔走，只能是草葬少帝赵罡于赤湾海滨乱山之中。所惜年代久远，赵宋遗民后裔世代相传，虽知此为少帝之陵，却误指为帝昺葬地。
此说存疑。查地理可知，硐州之地并非今之深港一带海湾之上，而是今雷州湾口之硇洲岛，属广东湛江，与深圳赤湾有500公里之距。况且，当年帝罡病死舟中，陆秀夫等举赵昺为帝，自冈洲东迁崖山后全军覆灭，帝罡尚且尸首无归，帝昺更不能漂尸于此。除非赵呈刚死，即由陆秀夫等特遣送葬于此，但无确证。
无论如何，帝禺毕竟为宋朝的末代之君，从人们的主观上说，宁信赤湾帝陵所葬为禺。临一杯黄土，吊三百春秋，以寄思古之幽情，乃骚人墨客之常情，亦算古今一韵事。
二
南宋臣民的抗元斗争悲壮至极。当德祜二年(1276)临安朝廷灭手于元将伯颜之时，益、广二王在陆秀夫、苏刘义等人的护卫下来到温州，进驻江心屿。一百五十年前，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击时曾从海上仓皇亡命，驻跸于此。君臣们围住高宗当年的龙座无不失声痛哭。陆秀夫在掩面垂泪中想到一件事情：当年徽、钦二帝北狩，高宗南下的情景跟现在并无二致。高宗振臂死撑，硬是顶过了灭国之灾，成就了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半壁江山，今天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于是，他和张世杰等假托谢太后手诏，立益王赵罡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罱为副元帅，坚持抗元斗争。四月，他们由海道转移至福州，并于五月初一日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权，拥立益王为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益王政权建立以后，惨淡经营，确实树立起了一面抗元的旗帜，给南方各地的抗元斗争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守城殉难的英雄将士，堪称壮烈。但令人扼腕的是，益王政权内部在抗元方略的取舍上并不一致。当年十一月，元军大举入侵福建时，虽然益王政权尚有士兵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军一万人，足以与元军决一死战。但是，军事主帅张世杰等慑于元军淫威，又将益王政权迁到海上。而且，举措失当，屡遭败北，使各地军民的抗元信心顿挫，出现不少叛臣降将，宋帜易元。到了翌年四月，飘浮海上的益王病死，年十岁，谥端宗。这时，随行官员都想散去，陆秀夫以为：“度宗皇帝还有一个儿子(指卫王昺)尚在，我们如何来安置他呢?古人尚有以一旅之师一举就完成了中兴大业的，我们现在百官和各个机构都齐全地存在，士卒还有数万人，老天如果不使宋朝绝代的话，这一切难道不成为我们为国尽忠的保证么?”于是，大家共立卫王赵昺为帝，时昺年方七岁，乃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少傅、枢密副使，两人共同执政，欲挽复兴的危局。五月初一日，改元祥兴，是为祥兴元年(1278)。六月，卫王的流亡政权迁往广东新会南八十里的海上崖山。
三年前即德祐元年(1275)十二月，当元军伯颜部以破竹之势步步逼近临安城的时候，宋廷看到大势已去，派使前去议和，却被伯颜拒绝。南宋谢太后又命礼部侍郎陆秀夫前往元朝军营求和，愿意自称侄、称孙和交纳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但再次遭到伯颜的拒绝。伯颜要的并不是财物，而是“纳土”，要求普天之下皆成蒙元之上。在回朝的路上，陆秀夫感慨万千，想到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与南唐后主李煜的一段史实。
当太祖一统中原以后，挥师直指江南。在大兵压境之时，南唐后主李煜还想寄希望于宋朝的怜悯，派堂弟李从镒等献上二十万匹绢、二十万斤茶叶以及金银器物、王室用品等，乞求宋朝能够维持南唐的属国地位，让他继续做小国国君。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李从镒等被扣。宋军兵临南唐都城江宁(今江苏南京)城下时，李煜又派徐铉求见赵匡胤。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就如儿子奉事父亲，未有过失，怎么还兴兵讨伐南唐呢?”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分成两家，可以吗?”一个月后，江宁城危在旦夕，徐铉再次出使，最后一次请求保全南唐。他不断争辩，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毋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邪!”这句名言，充分表达了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决心。开宝八年(975)冬，江宁城破，李煜只得出门投降，去写他感伤千古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而在陆秀夫看来，虽然末想到元朝的统一之战与宋朝的亡国之势的关系，但他由此却感到天下既是那么的大，也是那么的小。三百年历史一个轮回，当年南唐徐铉竟变成了当今的陆秀夫，这不是在开玩笑么?由此，真正地开始有点绝望了。不过，当他从元军回到临安城，看到大宋的杏黄旗在城头虽然是无力地垂挂着，但毕竟还是那样的熟悉的时候，忽然为刚才内心的一闪黑暗而羞愧。
此刻，陆秀夫在驶向崖山的航程中。
他倚在船舷上，对往事的回忆继续如海水一般向自己漫卷过来。
他回首那天在元军营中与伯颜的那场无形的搏斗。双方的眼神交流着，犹如双剑交锋一般。当两个“不从”(伯颜对宋朝愿意称侄不从，称孙亦不从)的音响从对方的眼神下方吐出来时，他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他感到这才是事物的真相。当年太祖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么?现在元军当然如此!也正因为此，更加坚定了他死忠大宋王朝的决心。
他站在阳光里，让阳光沐浴着自己的身体。这阳光是乘着海风的翅膀飞到这里来的，似乎搏动出一种很微妙、很生动的声音，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上、他的眼睛里、他的生命里不停地走动，踩着他的感觉，小心翼翼地走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海燕的鸣叫。
天空，几只海燕在飞翔，它们在空中的舞蹈是那样富有韵律，多么生动，多么优美!
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极致，这也是对人生的昭示。他想。
三
俗话说：武死战，文死谏。武死战难，作为文人死事朝廷则更难。
靖康二年(1127)，宋都汴京被金兵攻陷。金兵强迫宋徽宗、钦宗易服北行，宋太学博士、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钦宗大哭，痛斥金兵为“狗辈”。金兵击打李若水，李气结仆地。金帅粘没喝令铁骑十余守视之，日：“必须使李侍郎无恙。”若水绝食。有人劝他：“事已至此，你也无可奈何，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今天顺从金朝，明天就有富贵了。”李若水叹道：“天无二日，我李若水有二主么!”其仆人也劝他：“你父母年龄大了，你如果现在委屈一下，还有希望回去看望父母。”李若水叱之：“国都没有了，我现在还顾得了家么!”他在金营十来天，粘没喝召问他立张邦昌(金朝当时议定的伪皇帝)的情状，他破口大骂。粘没喝命令把他推出去，他回过头来骂得更凶。金兵把他的嘴唇打破，他血唇而破口大骂，以至被金兵“以刃裂断舌而死”。
这是一个文人以家国为事，为了维护皇帝即宋朝的尊严不辞以身殉国的典型例子。
翻阅《宋史》，南宋时期这样的人物确实很多，既有宗泽、赵鼎、胡铨、文天祥，也有辛弃疾、陆游，连李清照这样的女人家，也写出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绝唱，堪为文人之荣。然而，这种死事朝廷的思想，既是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哀之由。
文天祥在他的《集杜诗四首》之三序中的一段话表达了他们那一代文人死事朝廷的悲壮情怀：
自国难后，行府(指他自己)白手起兵，辗转患难，东南跋涉万余里，事不幸不济，然臣子尽心而已矣。成败天也，犹奈何哉!
对此，成书于元代的《宋史》卷四十七中也有相同的评论：
宋之亡征(表象)，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指元帝)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指帝罡和帝禺)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其实，从近处讲，南宋的半壁江山能够苟延一百五十余年，而且其间经济文化堪称发达，朝臣们特别是这些文士们的“忠于所事”的执着追求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由。从远处讲，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同历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忠于所事”的理想追求也是不开的。有宋三百余年优礼士大夫，使士大夫对宋王朝的忠心随处可见。就拿南宋来说，以半壁江山与金、元对峙了一百五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撑持最久的南方王朝。当蒙古铁骑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亚欧大陆时，欧洲人曾惊呼其为“上帝的鞭子”。这是汉、唐乃至后来明、清都没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外族入侵，但只是在进攻南宋时，蒙古铁骑才遇到了其征战史上最持久激烈的对抗。从公元1235年元军第一次攻宋，到1279年崖山之战，战事持续了40多年，蒙哥大汗本人也在1259年战死于合州钓鱼城下。元军1267年冬围襄阳，直到1273年才攻陷。其间，书生投笔从戎，文人奋起仗剑，他们以寸土血战、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为两宋的文官政治谱写了并不灰暗的篇章。
四
崖山由两座小山组成，“两山相对，势颇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以藏舟”，张世杰将千余条大船联结起来，筑成水砦，上建楼橹，望过去像城墙，又建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为死守计”。
这一天，元军在一个月以来完成对崖山的包围之势以后，决定发起总攻。元军分兵四路出击，从东、南、北三面进攻崖山，元军都元帅张弘范亲率一军在里许外的海面守候，下令以乐声奏起为总攻号令。为了麻痹宋军，由元将李恒所率领的一支元军，奉命从北面乘潮而进，与宋军稍一接触，便乘潮而退。待第二次涨潮时，张弘范命士兵奏乐，亲率南面元军发起猛攻，直逼宋军，其他三面元军同时展开进攻。起初宋军听到元军乐声响起，误以为元兵就食，防备稍懈，后来突然见到大批元军战船逼近，才仓促应战。然而，在元军的强攻下，宋军大败。张世杰想撤走帝昺座船，但座船庞大，又与其他战船连接在一起，所以动弹不得。此时已近傍晚，加上风雨交加，雾气蒙蒙，咫尺不辨，元军乘势进攻中军，并举火烧船，宋军更加乱成一团。张世杰与苏刘义急忙砍断维缆，率十余只战船夺港而去。
此时，陆秀夫才真的看到大势不可挽回，为使自己免受元军侮辱，也为使年仅八岁的宋少帝罱免受其哥哥恭帝赴元大都作降臣的耻辱，他仗剑逼其妻子赴海自尽，再奔至皇帝座船，背负起年幼的赵禺向大海纵身跳去……
这一蹈海，并非一般的生命终结，而是一代王朝悲壮的海葬。于是，我觉得陆秀夫那负帝蹈海纵身一跳的过程，仿佛当今电影里的慢动作镜头一般，既是那么的缓缓而下，又是那么的悲壮决绝，令人浮想联翩。
五
“唐乌龟，宋鼻涕”。这是后世一些历史学家对唐朝皇宫淫秽生活和宋朝军备萎弱不振的一种形象的讽喻。话虽尖刻，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宋朝三百二十年历史中武运国势的表象。
宋朝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中国，而先后与契丹政权辽(916--1125)、党项政权西夏(1038--1227)、女真政权金(1115--1234)以及后来的蒙元政权相峙鼎立；同时还有大理、吐蕃、西辽、高丽等政权先后存在。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典型时期。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叠合，勾画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特别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种历史的穹幕之下，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军将之身，横扫六合，掌定乾坤，一统大江南北，却始终没有从契丹辽手中夺回当年后晋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成为他终身的憾事。宋太宗曾为此御驾亲征，但亦身中辽箭，败绩而归。从此，历朝皇帝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此后与金、西夏、蒙元的相峙并存过程中，总是挨打受气，乃至输帛贡银，确实让人感到抬不起头来。到最后，在元兵的铁骑下，先是称侄，再是称孙，最后干脆伏地称臣，抖抖索索跟着元兵到大都去当和尚和尼姑去了。记得小时候(“文革”时期)偷偷看《杨家将》、《岳传)和《水浒传》，掩卷垂泪，甚感结局悲惨。现在想来，宋朝在对外方面，确实只能以悲剧英雄来表现它的萎弱。因此，辽、夏常称宋为“南朝”，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后来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把《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基本上反映出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
不过，有宋一朝，实际上还有为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宋朝在农业上，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耕作制度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都见载于史。其手工业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水平较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商业的发达，城市迅速发展，出现了百万居民的大都市，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则是众多史学专家的定论。
读了《东京梦华录》，看了《清明上河图》，谁都会为北宋都城中邸店商行、作坊夜市、肉店米铺、酒楼瓦肆的繁荣景象而感叹。
即使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我们从《武林旧事》等史籍中可以明显体会到临安的都市繁华。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之语，并非吴自牧《梦粱录》的虚拟。当时，临安都市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于世界前列的地位。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第一百五十一章中专门描述了宋都临安的富庶、繁荣和美丽，并由衷称赞其为当时“世界上最富丽名贵的天城”。
《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124万之多，但这个数字是包括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即依附郭钱塘、仁和二县而言，人口为43万余，已占全府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临安城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比较集中。人口的集中，表明城市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就拿市场来说，临安不仅日市兴盛，而且夜市、早市也极为热闹。据记载，夜市除皇宫大内前外，其他各处“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至于顶盘或担架卖饮食品的，直到三更还不停业。酒楼歌馆，直到四鼓后方才宁静下来。即使寒冬季节，虽大雨雪，也都有夜市盘卖。早市仅从供应的点心来说，花色繁多，四时品味又皆不同，烹调方法既多且精。《梦粱录》卷十三、十六记载，单是早市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确乎兴隆异常。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北宋时期的词人柳永描写当时钱塘(即临安)繁华的《望海潮》一词的真实性：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谳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宋朝在科学技术方面，光是沈括的一部《梦溪笔谈》和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的创造及其应用，就把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推上了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过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所不能及?，这是当代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定论。我们且不谈其哲学、教育、书画等的成熟，仅举文学而言，不仅“宋词”彪炳史册，实际上文、诗、曲、小说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唐宋八大家之中，除韩愈、柳宗元以外，其余六家均在宋朝。
宋朝经济上的繁荣和富庶，文化上的昌明和发达，的的确确是解读武运国势如此萎靡不振的皇朝何以能绵延三百二十年之久的密码之一。
对于以上种种，先后与宋并存的各个少数民族王朝，无论是契丹辽朝、女真金朝、党项西夏，还是鹿死其手的蒙古元朝怎么比得上呢?
然而，为什么宋王朝在如此兴旺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环境中会走上灭亡的道路，最终葬于大海呢?单用现代经济实力决定论未必解释得通。看来，宋朝自有其内在的秘密。
翻开《宋史》，把开国时和亡国时作一对比，有一件事情颇为相似。
当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大清早带着人马掉头回转京都，把后周的孤儿皇帝和寡妇太后扯下了龙座，赶出了皇宫。三百年后，赵家自己的孤儿皇帝(恭帝)和寡妇太后(全太后)也被元兵拉下了龙座，押出了皇宫，更惨的是还被押解北上过着软禁为僧尼的生活。
有人说，这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其实，老皇帝新下世，主幼国疑，这往往是改朝换代的良好时机，中国历史上多有其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宋朝先是经过徽、钦二帝的胡折腾，丢掉了半壁江山，后来又经过理宗、度宗的瞎捣鼓，特别是南宋以来黄潜善、汪伯颜、秦桧、史弥远、贾似道这些当道奸佞几乎贯穿南宋始终的擅权专制，把宋太祖创下的家当搞得元气大亏，败得只剩下一具空壳。当度宗两眼一闭蹬腿归西后，剩下六岁的幼儿赵显和谢祖母及全太后这一班孤儿寡母的，面对所向披靡的元军铁蹄，岂有不灭之理!最后，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这班忠节之臣虽然先后拥立两个都不到十岁的孤儿为帝，继续抗元，毕竟大势已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也阻挡不了宋灭元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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