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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三杰悲情录
作者：朱增泉
刘邦与“三杰”之恩怨
张良、萧何与韩信，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朝，功莫大焉。 刘邦将自己同他们三人做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不 如”。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 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 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讲这番话的时候，口气很诚恳，态度很谦 虚。但是且慢，假如刘邦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绝对争夺不到天 下。他接下去说：“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关键是“吾能用之”这句话，意思很明白，他们三个人的本事再大， 也都在我刘邦手心里握着，任我拿捏，为我所用。究竟谁比谁的本 事更大，不言自明。刘邦有识人之眼、用人之量，但一切都以“吾能 用之”为原则，以“取天下”为目的。一旦天下到手，觉得谁“用”起 来再不像原先那么顺手，对不起，他马上会有另一套手段仔仔细 细伺候你。随着朝廷内外的形势变化，刘邦与“三杰”之间的矛盾 时起时伏，尤其是同韩信的矛盾一直发展到你死我活。
从“三杰”这一面来说，他们如何处理各自同刘邦的矛盾，又 因他们三人的出身背景、性格特点、文化修养、奋斗经历、交往人 物乃至健康状况等等的不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也各不相同。简 言之，张良是“智避”，韩信是“硬碰”，萧何是“隐忍”。这就直接导 致他们三人的最终结局各不相同：张良凄凉隐退，韩信悲愤丧命， 萧何苟且保身。
天下汹汹，各为其主。刘邦与“三杰”曾经是一个最佳组合。楚 汉相争，刘邦的实力远不及项羽，但依靠他们这个最佳组合将能 量发挥到极致，终于赢得了这场比赛。比赛一旦结束，促成他们构 成最佳组合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最佳组合是打天 下的班底，不是坐天下的班底。刘邦为了独掌天下，需要重组班 底，这就注定了他们这个最佳组合的倾情演出，上半场是正剧，下 半场是悲剧。
“飞鸟绝，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将“三杰”玩完之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从此消停了吗y不见得。我过去读刘邦的《大风歌》，每每为它的大气磅礴所激动。这次从汉中归来再读《大风歌》，不对了，我忽然读出了刘邦内心的孤独和悲凉，《大风歌》是一位孤家寡人的内心独白。刘邦对张良：用而不信
从宝鸡去汉中，翻越五百里秦岭，半路上有座张良庙，这是当年张良的隐居处。张良庙坐落在一条山谷里，周围山高林密，浓阴如盖。古代从秦国到巴蜀去的金牛古道，就从张良庙大门口经过，古道遗址旁立有石碑。张良庙迎门是一座砖砌牌楼，牌楼正中镶有砖刻“汉张留侯祠”五个大字，清道光甲申年蔡文瑾所题。张良庙历经无数次重修，这几个字不知道是第几次重修时的遗物。留侯是张良的封号。张良庙也叫留侯祠，留侯祠在留侯镇，留侯镇属于留坝县。这些地名均因张良而得名。其实留侯之“留”不在此地，在江苏。
刘邦与张良的关系比较微妙。
就从刘邦封张良为留侯这件事说起。刘邦得了天下，即行论功封侯。表面上看，刘邦对张良评价很高，封赏最重。实际上，围绕封侯这件事，刘邦与张良展开了心灵“过招”的第一回合。刘邦对张良说，你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择齐三万户”，你想要齐国哪一片土地都行，随你挑吧。出乎刘邦意料，张良的回答不是谢恩，而是谢绝，他不要。
在张良看来，刘邦封他齐地三万户，是深藏心计的。张良是韩国人，祖上“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从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开始，落泊造反，为韩国“复国”做出了不懈努力。张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刘邦一清二楚。但是，刘邦没有将韩国故土封给张良，而是将他封到齐国的地面上，这绝不是刘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蓄意。刘邦究竟什么用意呢?齐国这片土地，两年前已经封给了韩信，而且是张良亲手经办的。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韩信在东边打下了齐国，不但不来增援，反而派人来向刘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之下，想马上派兵去攻打韩信这狗日的。张良和陈平在桌子底下踩他的脚，附耳道：在这危急关头，不如就同意韩信立为假齐王，稳住他，以防小不忍生大变。刘邦立刻改口骂道：他妈的，他韩信大丈夫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要做就做个真王，哪有做假王之理，封他为齐王!立刻派张良带上印信，前往齐国，封韩信为齐王。张良此刻便想，刘邦今天封他“自择齐三万户”，这是想用一笼锁二虎。把他和韩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无非是想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一点不大不小的矛盾，达到“以张制韩”、“以韩制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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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不放心，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过。张良对此心明如镜。不过，张良觉得回绝得过于简单了也不好，总得给刘邦留点面子。他对刘邦说，我在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来避难，最早和你相识于留(“留”是江苏沛县东南的一座小城)，我对那座小城难以忘怀，你实在要封就封我个留侯吧。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张良为什么要向刘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希望在他们君臣之间保持一点起事之初的纯朴记忆。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杀伐征战，纵横捭阖，何曾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功、一己私利？可是一旦得了天下，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宫廷内外已是剑拔弩张。
围绕“封功臣”这件事，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大风波。“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刘邦发现，文臣武将们每天都在宫道上三五成堆，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便问张良：“他们在商量什么?”张良回答说：“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们这些人跟随你出生入死，现在你贵为天子，他们也希望论功封赏。可是，目前得到封赏的人，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故旧。被诛杀的都是同陛下及萧、曹他们有怨仇的人。他们都在担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赏，陛下反而对他们处处疑心，随意诛杀，所以逼得他们聚在一起商量谋反。刘邦急问：“奈何广张良问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们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谁？刘邦答，雍齿。他说这个人过去曾多次羞辱过他，他曾几次想杀他，都因为念他立过不少战功，没有忍心下手。张良说，那好，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你赶快先封雍齿，好让大家打消顾虑，先把人心安定下来，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张良的这番分析和建议，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他巧妙地点了一下萧何、曹参的名。那意思，是说刘邦包庇怂恿萧、曹也好，是说萧、曹结党营私也好，是说张良对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刘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为刘邦解决这场风波献出了关键的一招。这等于告诉刘邦，你身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决不会输给你。意见要向你提，为臣之责仍然要尽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风。
然而，经过这场风波，张良毕竟受到很大刺激，心中有些悲凉。他看到朝廷内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门派之间的矛盾已暴露得异常尖锐。自己在刘邦心目中仅仅是一位谋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国之重臣。刘邦天下已经到手，再没有多少危急大难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况且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太好，这个“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决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坛。张良抽身而去，凄凉隐退
张良决心脱离刘汉朝廷，抽身而去有他自身的悲剧根源。这同他的身世背政治理想直接有关。张良原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当时张良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正在淮阳“学礼”。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韩国“复国”。但是，秦虽暴虐，“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注定了张良命运中存在着先天的悲剧因素。
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也被任命为韩国司徒。他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成了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
刘邦利用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的当口，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度过了鸿门危机。随后，项羽封刘邦到汉中去做汉王，刘邦临走前送给张良“金百镒，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做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鄂君揣摸到了刘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发表了“萧何第一，曹参次之”的意见，刘邦立即表态：“善!”加封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无以复力口。
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诸如：智击秦将，计取关中；化解鸿门危机；不立六国之后；去汉中以退为进；联合英布、彭越以抗项羽；重用韩信独当一面；主动出击，追击项羽；调动韩信、彭越参加垓下会战；定都关中；不废太子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人们不禁要问，刘邦既然明确表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那么张良应该排在第几位呢?刘邦对此三缄其口，别人也再没有谁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张良内心作何感想?张良退出政坛，却退不出悲凉
在张良庙的牌楼右侧，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汉张良留侯辟毂处”。辟毅，“辟”，通“避”；“毂”，即五谷。辟谷，不吃五谷。据说这是中国古代一种修养健身方法，修养期间只吃药物，不吃五谷，做导引。《史记》、《汉书》中都说张良“多病”，“乃学导引轻身”，“不食谷”。张良隐居在这片深山老岭里辟谷修炼，固然有身体长期多病的原因，更为本质的原因却来自政治方面。其一，他曾为之倾家亡命的“复韩”理想已化作云烟；其二，刘邦始终视他为“客”；其三，历朝历代君臣间“同患难易，共荣华难”的悲剧又将在新生的刘汉王朝内重演。综上所述，使他内心感到无比困惑和无奈。正好，自己身体也不好，退吧，退为上策，退，坚决退。他以养病为名，闭门谢客，“杜门不出岁余”，可见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后来虽然偶尔露面，也都是以重病号的姿态出现。例如，黥布叛乱，刘邦带病亲征，群臣“皆送至灞上”，张良也不得不来送行。“良疾，强起”，送至曲邮。他对刘邦说：“按理我应该随你出征，无奈我病得厉害。楚兵很是剽悍，你自己多加小心吧。”张良的病是真病，不是假病。但张良需要这“病”，“病”是他的一块心灵盾牌。托“病”躲避政治旋涡，称“病”宣示难平愤懑，借“病”消释心中郁结，这些都是沉积在中国官场文化中的政治技巧之一，采用者不绝于史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