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先知的声音
作者：张锐锋
对于我们所经历的时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 解。从一个角度看去，我们的存在只有“现时”是真实的，因 为消逝的已经消逝，昔日已是“曾经”，将来更其渺茫、虚 幻。那些“曾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些漫漶不清的斑 点、模糊暧昧的线条、闪烁不定的轮廓，那些曾让我们感到 连续、琐碎的细节，已经随风飘散。作为往事的侦探，已经 深感证据不足、现场消亡、线索中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 们已经无法为自己作证：那些经历的难道是真的所经历? 记忆中的许多内容不得不作为自己确曾存在的重大假 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过去，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可思议 ——昔日即使存在，它也不过是我们的蛇蜕，它已遗留于 时光深处，已被我们以它者的目光重新审视，又怎能说它 真的属于自己?
可是还有着另外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 说，记忆是价值的存储器——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使生活的 意义释放出来。为什么我们记住了这些而忘掉了另一些? 被我们记住的那些事物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联?那些我们 曾感受过的连续不断、紧密排列、具有严密秩序的事物和 场景，怎么在记忆中剩下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上留下的 片言只字究竟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这些可能涉及生命本身 的根本秘密，似乎有一点可以断言，这些记忆里的剩余物， 实际上是精心整理、秘密挑选的结果，我们相信生命有着 自我筛选和抉取的天赋、能力，它将在时间里辨识事物的 意义，并将那些有意义的、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东西放置在 记忆里，成为自身力量、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现 时”是最无意义的，它只是杂乱无章、泥沙俱下的一大堆供 记忆仔细审辨、择取、提炼的原始材料，其中的大多数将成 为废弃的残渣。要把握和发现今天，必须有足够的期待能 力，以便在明天从我们的记忆中攫取铁证。
将目光一直专注地投向未来的人将不相信前两种思 想。历史乃是废弃的历史，昨日和今天仅仅是在为未来作 预备。如果没有一个将来的许诺，过去和现在又怎能被相 信?因为有明天作为保证，昨天才会被固定下来，现在才被我们所感受、体验。我们在生活实际上是从未来透支的，只有未来才有永不枯竭的生活资源。一般地，人们总是习惯于在时间的算尺上寻找自己的刻度，与此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家——记忆型作家、摹写型作家和先知型作家。记忆者在过去的光阴里沉湎，并像考古工作者一样，细心地掘开生活的表土，收集着被人遗忘的碎片，摹写者忙于记叙现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先知者不停地整理所有可能的材料，筹划、预计、演算从未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试图看得更远，并对人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未来使巳有的知识和经验处于失效状态，人们能否依凭自己抵达未来，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就是一个先知型的作家，他的不朽的文字乃是铺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可能与作家的文化背景有关——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一个山村，这是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故乡，在漫长的历史中，多少先知曾在这一区域生活过。以赛亚、以利亚、耶利米、约翰、耶稣……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先知名单，他们曾在近在咫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踏下自己不朽的脚迹，他们的灵魂像鹰一样在天空中盘旋，其宽大的翅膀一连多少个世纪都一动不动。据说纪伯伦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故乡的旷野上寻找过耶稣的墓地。这种寻找实际上是关于自己日后生活和写作的一种隐喻。无论是在贝鲁特的童年的学校还是在美国的波士顿，也无论人生多么曲折、生活多么贫困，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也从没有改变过对先知的仰望姿态。他在《沙与沫》中借用自己虚构的诗人的话说：我心里的诗多于形诸吟咏的，想写的，又多于动手写出来的。他还说：如果一棵树木写它的自传，那就不会不像一个民族的历史的。
但是，纪伯伦所写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已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以先知的声音说出人的历史——而这历史的箭头是指向未来的，他乃是要通过历史说出未来，以使人们从茫茫的大森林中找到回家的路标。对这一点，他既充满希望又感到了忧虑的重压，他说：“一个诗人是一位退位的国王，坐在他的王宫的灰烬里，竭力从灰烬中塑造出形象。”一个坐在灰烬里的退位的国王，只能以灰烬作为塑造形象的材料，那么，他所塑造的也不过是灰烬的形象罢了——这样的形象里掩藏着一个先知的悲伤。
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信任过人们讲叙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已经是被那些讲叙者曲解了的历史，人们的讲叙、猜测和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人的事实足以在这样的距离中被蒸发。因而，许多事物可以在时间中被虚化，历史以毁灭众多的细节和证据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目的是为了留下最后的那些抽象的结果。纪伯伦曾以冷静的表情提出质疑：“犹大之母对儿子的爱，难道逊于玛丽亚对耶稣的爱吗?”他也试图将人们塑造的神像重新摆放到人的位置上，这样人们才可能更为理解自己。当然，他仍然将人们最为熟悉的、也是自己最为崇敬的形象，以双手抚平置诸放大镜下供世人辨别——“我们的兄弟耶稣有三桩奇迹尚未载入《圣经》：第一，他像你和我一样，是个人；第二，他具有幽默感；第三，他知道他是个征服者，尽管他是被征服的。”他同时告诫人们，同样的结局里实际上隐含着实质上的巨大差别，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伤心地指着耶稣和与他一起行刑的强盗说：“给钉上十字架的人啊，你是钉在我的心上，穿透你双手的钉子还穿透我的心壁。明天陌生人经过各各他时就不会知道有两个人在这儿流血了。陌生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血。”
也就是说，纪伯伦对历史留下的结果是怀疑的，因为这不过是全部过程的剩余物，是一连串事件将其精华部分掠去之后剩下的残渣。实际上，这可能使人们轻信一个未曾经过仔细识别、辨认的谎言。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上的世界，尽管真实的世界可能是这样。这难道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可怕后果吗?我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境遇里，走上了一条放弃了思想权利的自我奴役、自我欺骗之路，我们听从着不属于我们的声音，又用这声音来取替自己的声音，统治和反抗的力量竟然奇迹般的放在了同一个灵魂里，它应该使我们感到痛苦——“每一个人，都是以往存在过的、每一个国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
纪伯伦从来不愿意通过一个虚构的具体人物形象来记录自己的思想。他只是从人们中间选拔那些具有童话特点的舞台角色来说话，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一个象征，一种有着强烈暗示意味的帷幕间的道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之前的独特话语。这些人物是国王、诗人、先知、神祗、贤人和预言家，是妇人、孩子、天使、舞蹈家、王子、大海和小溪、树木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有时，他甚至不想给自己的人物形象以任何名字，因而他的作品常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头：“有个人做了一个梦……”或者“从前，一个人住在丛山之间……”，要么，他脱口而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或者“一个妇人对一个男人说道……”，他似乎是一个乡间老人在向一群孩子们讲故事。然而，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从上一代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为了取悦我们。不，纪伯伦从先知那里继承了高贵、骄傲的性格，不可能允许自己向任何一位听众献媚。他只是想向庸俗的、愚昧的世人说出真理，让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他的语气尽管是平和的，但他是以足够的耐心试图向我们讲清楚每一个细小的道理，他让我们想起安徒生在烛光下细心地修改着每一段文字，用一把剪刀剪除发暗的烛花，让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放出更亮的光芒，以便让那些眼睛看清楚他们想要看的一切。只不过安徒生是向孩子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而纪伯伦则向大人们讲述故事后面的和故事里面的事情，他只是租借了故事的简单外形，为的是让我们亲手打开一个先知赠送的包裹，以获得从中发现的自我、真理和因此而感到的惭愧、自卑、爱和狂喜。
纪伯伦的讲述是自然的、自由的，也是严谨的、前后一致的，即使他有时讲叙了一个似乎充满矛盾的故事，那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隐藏着矛盾和痛苦，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真实世界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们找到思考的焦点。在《流浪者》这部作品中，有一篇讲到了一个国王。他讲到一个叫做沙迪克王国的国王，在他的人民的反对声中走出了王宫，并将他的王冠和王节交还给人民，然后跟随一个人到农田里去干活。这一国家却没有因为废黜了国王而改变荒凉的状况，于是人们又从田间找回了自己的国王，请国王以权力和正义来统治他们。从此一切开始改变，当人们向国王表示感恩时，国王说，我不是国王，你们自己才是国王，我觉得软弱时是因为你们自己也软弱，我不过是老百姓脑子里的一个思想，根本没有统治老百姓的人，如今是你们自己统治和管理自己。纪伯伦在这一故事的结尾说：“沙迪克王国里，老百姓人人以为自己是个国王，一手拿着王冠，一手执着王节。”
他并不是仅仅为了讲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王国的事情，而是为了将一个真正的自由放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既有统治者也有人民，这样简单的事实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只是对这样的秩序感到怀疑，难道一个国王就必须坐在他的宝座上么?人民就必须接受别人的统治吗?如果这一铁的秩序被颠覆，人们的自由和利益又怎样得到保障?如果必须呼唤一个统治者，人们又能以什么方式找到权力的正义?可能正义是每一个人都成为国王的根本，当每一个人都握住王冠和王节的时候，那个曾经拥有王冠和王节的人就只能走下宝座，成为人民中的一个了——在这里，王冠和王节代表着两样东西：权力和正义。世界的未来可能性含于其中，它取决于这两样东西究竟落在谁的手上。
纪伯伦是一个了不起的叙述者，他懂得运用最简单的线条，来勾勒最复杂的事物——这是古代的先知们擅长的表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约、简洁里隐蔽着繁复，乃是文学所追求的伟大形式，如何将那些繁复的事物以简单的轮廓来包容、囊括并得以完美的显现，需要极其高超的技巧手段。要让一个字、一句话、一段语言和一篇作品来说出超出它本身几倍的意思，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因而，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耗尽了多少代智者的心血，又使多少个世纪的艺术家们殚精竭虑。显然，仅仅字斟句酌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找到一种事半功倍、高能有效的不朽形式。西方哲学家孔多塞曾在一部书中，写下个充满诱惑的关于我们书写和语言的推测。他指出，人类最初的书写曾是以一幅幅确切的图画来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图画，或者是一件类似的事物的图画。实际上，这已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成果和现今仍然存在的、从远古时代一直保留下来的人类学、民俗学的一些活的标本中，还遗留着一些原始表达的样本，人们还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支持我们的观点的证据。孔多塞在描述语言起源时的情景时说：“……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比喻，而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那时，“人类的精神同时既掌握着其象征意义，又掌握着其实际意义。一个字在提供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人们用它来表现的那种相类似的形象。”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历史的演化将原始表达的丰富性渐渐化简、缩小，在象征意义上使用一个字的习惯，人类精神对最初的意义不断进行抽象作用的结果，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越来越接近它通常的、实际的意义指向，结论是，“他们已习惯于只以惟一的一种含义在使用这些字，于是那就变成了它们的本义”——语言和文字的浪漫时代结束了，其表达的诗意部分萎缩了。
事实上，一切艺术包括文学艺术一直在寻求一种回归的途径，试图将那失去的诗意和丰富性从语言文字的表达中找回来，恢复我们童年时代的想像。这种逆向的选择一直赋予那些探索者以勇气和创造的激情。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前的古希腊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氏、柏拉图到古代伊朗高原上的琐罗亚斯德，从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先知以赛亚、以利亚、耶利米和古印度的佛陀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几乎探讨了人类涉及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种种问题的可能性，并且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富深意的隐喻、暗示和寓言等表达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仅魅力四射，而且更能够用一定的结构层次使内在的意义核心有效地释放其能量，使倾听者站在一架乐器的旁边悉知那来自灵魂的天籁之声。
在《圣经》中，耶稣曾向他的弟子们说明为什么使用比喻的原因——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拣选未来的候选人，让能够领悟真谛的羊靠拢牧人。实际的可能是，人只有敲破一个隐喻的硬壳，才能够找到一粒种子的无穷秘密。在历史的时光里，许多作家都同样采用了寓言的方式，从外表上看，它们更接近童话，与我们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感，它让我们想起围坐于炉火旁倾听饱经沧桑的老人们讲述古老的故事以及他们自己所经历的真实故事，然而，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可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唤起无数的另外的故事。这种被“唤起”，可能源于其中的一句话，也可能源于整个故事的内在结构。它与我们生活中的更为普遍的事物和经验联系起来，正像纪伯伦所崇尚的耶稣说的：一粒种子若是撒在地里，它就可以变为无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隐喻的力量、童话的力量、寓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