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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清风
作者：孙晶岩
早在五年前，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在出席“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面对海内外众多学有所成的校友，既感慨于他们当初求学和发展之艰难，又为他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欣喜之余，他倡导建立一项教育基金，用以资助和鼓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勤学上进，争做国家的栋梁。他率先捐献出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作为启动资金，以鼓励那些莘莘学子。
费孝通这种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倡议像一块石子，在社会知名人士和海内外高校校友中掀起了阵阵涟漪。雷洁琼、程思远、卢嘉锡、朱光亚、王光美等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也分别捐款以示支持，海内外校友得知后更是慷慨解囊。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源。如此数年，这项基金最终聚沙成塔，积少成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使当代的莘莘学子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到世界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在费孝通先生的亲切关怀和亲自过问之下，在广大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之下，“费孝通教育基金”终于在新世纪之初成立了。
费孝通教育基金的宗旨是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鼓励青年学子们勤学上进，争做国家的有用之材；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为科教兴国做出贡献。这项基金将设立“费孝通奖学金”，用以鼓励杰出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并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学子进一步求学和深造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同时资助学有所成的海外学人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费孝通头上有很多耀眼的光环，他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现任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毕生献身于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是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子易近人的长者，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他之所以在晚年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和他的家学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教育世家里的小公子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教育世家。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高才生，后来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杨纫兰生了五个孩子，依次排列为费振东、费达生、费青、费霍和费孝通。费家孩子的名字没有按照家谱排列，费孝通名字里的孝宇是因为著名实业家张謇是费璞安的世交，张謇的孩子是“孝”字辈，于是就随了“孝”字；通是因为费璞安曾经在南通教过书；于是；家里的小公子就取名为费孝通。在这个名字里，既有父辈对世交的情意，也有父亲对教育的缅怀。
教育世家培养了孩子们尊重知识、崇尚学问的好品质，费家的五个孩子在教育上得天独厚，在学问上出类拔萃。大哥费振东考取了上海南洋大学；二哥费青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三哥费霍就读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姐姐费达生毕业于苏州女子蚕业学校，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学习缫丝技术；费孝通从燕京大学和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又来到英国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费孝通童年时非常顽皮，因为出生在农历十月初一，是个鬼节，他便戏称自己是个“小鬼”。这个“小鬼”可真是淘得没边没沿，上课时经常做小动作，下课后又当“逃犯”在院子里奔跑，一头撞进老师的怀里。由于体弱多病，母亲把他送进了女子学校。
费孝通的母亲是一个注重教育知书达礼的女人；她在家庭理财时首先留出来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她去世前曾经说：“家里的五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
杨纫兰是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整天忙着办蒙养院、写文章，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小儿子。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自认为没有尽力的小公子淘气归淘气，可脑袋瓜却特别灵。男孩子淘气本身就是聪明的体现，等孝通开窍后，他的学习成绩就把那些死读书的孩子远远地甩在了后头。费孝通始终觉得在教育上自己比哥哥姐姐们要幸运，因为自己受到了从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完整系统的教育。
看不见的红丝线
费孝通最初的理想是报考协和医学院，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可当他看到当时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局面，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在他的心中复活了。他觉得学医只能解决人们在肉体上的病痛，而学习社会学才能医治社会的弊病。因此他下定决心不去学医为人去治病，而是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当他迈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门槛时，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他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带领学生到社会上去做调查。
193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他不但亲自向学生讲授了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还亲自带领费孝通和他的同学们到北平的监狱和八大胡同做社会调查。
费孝通读到三年级时，系里新来了一个叫做王同惠的女生。王同惠长得眉清目秀，圆润的脸上总是带着恬静的微笑。她的眼睛明亮而深邃，仿佛是两颗小星星。她是河北肥乡县人，父亲当过河北省议员和县长。童年丧母的经历使得她少女早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虽然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又相差两届，但相同的专业和相同的老师却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在当时的燕园，男女同学交往已很寻常。费孝通早就认识王同惠，但起初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彼此谁也没有往深里想。
1933年圣诞节前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搞联欢。莘莘学子，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一番抱负在心头。费孝通慷慨陈词，发表了一通关于人口问题的高论，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正当众人拍案叫绝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不显山不露水的低年级女生王同惠却和费孝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俩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费孝通觉得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而王同惠不过是个低年级的新同学，便使出浑身解数说服王同惠。而王同惠却特立独行，敢于直言，从不唯唯诺诺，人云亦云。
王同惠的执拗刺激了费孝通的自尊心，也引起了他对于这位低年级女生的关注。当时，燕园的大学生习惯在节日期间互相赠送礼物，费孝通就选择了一本关于人口学的书作为节日，礼物赠送给王同惠。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被费孝通崇尚知识严谨治学的精神征服了，便经常向这位高年级的老大哥请教一些问题。
王同惠出身书香门第，长得端庄典雅，是很多男同学向往的青春偶像。她不仅思想超前，学习勤奋，而且肯于动脑，在语言上很有天赋。费孝通很喜欢这个知书达礼的小妹妹。那时候的费孝通才华横溢，他刚刚翻译完英文社会学著作《社会变迁》，很想好好地校对一下。他热情地对王同惠说：“同惠，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原版的《社会变迁》，一边看一边帮我校对，将来这本书算是咱俩的合译本出版。”
王同惠深知费孝通的心思，人家辛辛苦苦地翻译了半天，你帮人家校对一遍就算是俩人的合译本，这本身就表达了费孝通对自己的一片情意。她满口答应，却又提出了一个对等的条件：“孝通，我正在翻译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你帮着我校对一下，将来也算咱俩的合译本出版。”
好聪明的女孩儿，费孝通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的感情在交往中已经心照不宣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费孝通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当他向王同惠告别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了王同惠的心头。她这时才发现，自己那颗高傲的心，已经离不开才华横溢的老大哥了。
在清华研究院，费孝通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禄国对费孝通要求非常严格，不仅教他解剖各种动物，熟悉动物骨骼，而且还亲自安排他到清河的军营和北平的监狱去测量士兵和犯人的体质，研究人的类型。
距离产生美，虽然燕园和清华园近在咫尺，可毕竟不在一所校园。费孝通和王同惠正是从这一箭之遥的距离中发现了情之所系。他们从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到穿梭往来朝思暮想，情感的温度直线上升。每逢周末，费孝通就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向西驶去。在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红色大门前，经常徘徊着费孝通的身影。即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也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等候着心中的女神，真可谓“痴情郎红门立雪，俏佳人含苞待放”。
而稍有闲暇，王同惠就背上书包向东走去。在清华园的西河旁边，有一栋绿瓦红墙的生物楼。这栋楼共有四层，研究室和储藏室大多在三四层，而实验室和教室大多在二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是费孝通做学问的天地，里面摆满了骷髅、动物骨骼等标本。假日整个实验室空空荡荡，分外幽静，一个人呆在里面还有些疹人。王同惠的到来使得空旷的实验室里充满了欢笑。窗外芳草茵茵流水潺潺，室内书声朗朗温情脉脉。兴之所至，俩人或是结伴到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废墟散步，或是骑着自行车到颐和园漫游。
一天，俩人正在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突然问道：“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听了这话，费孝通深深地震撼了。他突然发现和这个文雅端庄的小妹之间不仅旨趣相投，而且在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鸣。就在这一刹那，他下了决心，将来一定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著作!
燕园和清华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丝线，这根红丝线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事业!大瑶山是他们蜜月旅行的洞房
爱情使得费孝通如虎添翼，1935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获得了清华研究院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了赴欧洲留学的奖学金。
史禄国非常赏识费孝通这个弟子，建议他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到广西的大瑶山做一次社会调查，为出国深造更多地积累资料。当时，广西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的课题，吴文藻教授亲自与广西当局联系，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批示同意。当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同惠时，王同惠高兴地跳了起来。她觉得实现梦想的时刻到了，坚决要求和费孝通一同前往。
看到女友这样坚决，费孝通心里乐开了花。两人同行一来可以减少思念之苦，二来对社会调查有利。女人天生有语言天赋，善于与人打交道，在社会调查中往往能够挖掘到很多男人挖掘不到的东西。
当他们把想法向老师和盘托出时，吴文藻和史禄国犯了难，按照当时中国的国情，两个未婚男女一同上路是要遭人非议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结婚，以夫妻的名义同行。
王同惠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三，吴文藻同意她保留学籍，先下去做社会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来念大四。
1935年8月，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25岁的费孝通和23岁的王同惠举行了婚礼。临湖轩是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院子里种上了翠竹和玉兰，颇为雅致。一向疼爱弟弟的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闻讯亲自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校长。
望着一对新人恩恩爱爱的样子，吴文藻的心里涌出了几多感慨。多么熟悉的场景啊，多么熟悉的季节!六年前，自己和妻子谢冰心的婚礼也是在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