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米沃什的另一个欧州
作者：西 川
一
据波兰诗人皮奥托，索莫尔(Piotr Sommer)说，许多居住在波兰的波兰诗人认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算不得波兰诗人，他更是一位西方诗人，或美国诗人。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德国人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认为格拉斯的德语不能代表德语的最高水平，也让人回忆起高行健获奖时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认为、中国国内不乏更出色的作家。但是，对米沃什的赞誉，至少在中国和北美，如今似乎越来越一致(正像在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一样)。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一般认为该奖是小诺贝尔奖)时，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米沃什反过来也是布罗茨基的崇拜者)。伟大不伟大，有时是一句空话，但布罗茨基做此赞美，乃是基于他对米沃什的认识、他对20世纪诗歌的认识、他对“伟大”一词的理解，和他的历史意识。当然这其中也有他对米沃什的友谊。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与米沃什的关系赶不上布罗茨基与米沃什密切， 2001年12月他在为《纽约时报书评》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这或许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作家和诗人对米沃什的看法。米沃什在美国的成功确定无疑，但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若据此认为他就变成了美国诗人，恐怕不妥。他本人当然不会同意，至少他一生都在使用波兰语写作。
在《米沃什辞典》这部回忆录中，他承认他是西方文化的追慕者。在谈到20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的诗歌写作时，他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这听起来完全是文化势利眼的意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民族文化习 惯，还有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批评家伊瓦，伊瓦斯克 (1varlvask)曾经谈到过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不同，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但是在东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所以事物无需瓦解，而是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空的或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中心，以一种奇怪的、离心的方式旋转。”这种情况大概我们这些没有到过东欧的人不太容易理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当时波兰的意识形态气候。在米沃什的亲西方主义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扮演了二个重要的角色。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应该是他亲西方的逻辑结果。而这正是为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作家所反感的，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他不能理解波兰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过，波兰作家们应该了解，米沃什心里始终装着波兰，装着他的家乡——立陶宛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为什么那个毫无防御的、纯洁得像一个被遗忘的／结婚项圈一样的城市不断呈现在我面前?” (《没有名字的城市》)——这使他对西方生活经常做出波兰式的反应。在他的《一次演讲》这首诗中，米沃什回忆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一次演讲和他自己听演讲时的心态：瓦雷里讨论着“审美经验的持久特征，它确保了艺术的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坐在听众席上的米沃什却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的处境：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逃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好像正是为了回应波兰国内对他的批讦，他在回忆录中针锋相对地对波兰青年一代诗人提出了指责：“对于那些1989年之后开始为西方出版市场写作的波兰作家，我无法抱以好感。对于那些模仿美国诗歌的青年诗人我也是一样的态度。我和整个‘波兰派’ (Polish School)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心里装着我们的历史经验。”
二
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家乡维尔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米沃什诗歌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因素。维尔诺是波兰语的叫法，立陶宛语称维尔纽斯，意第绪语称维尔内，俄国人过去称之为维尔纳。维尔诺曾经属于沙皇俄国，曾经属于波 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属于苏联，现为立陶宛首都。该城始建于10世纪，一直是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混居的地方。米沃什虽然生于基日达尼，但他是在维尔诺长大和受的教育。他在小说《故土》中说，他了解城中的每一块石头。城里有几十座犹太教堂和四十座天主教教堂。城市的周围绵延着山岭。老城的中心是一座小山丘。城市上空凝聚的云朵犹如城中的巴洛克建筑。米沃什曾先后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住过，但是说到城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维尔诺。是维尔诺建构了他有关城市的观念。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辞中，他谈到过，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和政治态度埋下了伏笔。米沃什不仅熟悉他那个时代的维尔诺，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密茨凯维支时期，维尔诺是波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1939年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之前，它也是波兰的文化首都。此外，它还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认为，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其实是波兰庄园文化的延伸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庄园少爷(他个人的经济情况在维尔诺时期和巴黎时期都不好)，在他对维尔诺的忠诚里，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后来在共产党波兰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想。
但是维尔诺带给米沃什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米沃什以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是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就是死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集中的反映。可以说死亡对于米沃什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他因此才会在诗里说：“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逃离》)死亡和发生在波兰、东欧、苏联的事，把米沃什塑造成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般不会被看好。读者和批评家一般会追究一个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否动人，其诗歌的音乐性、意象、结构是否精彩，但米沃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成为诗人中的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自1951年开始，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10年(然后去了美国)。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对苏联的赞颂和对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掩盖，令米沃什愤愤不已。由于他在波兰和在法国的经历，这个早年政治上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右派，并且称左派为“乌合之众”。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恰恰是在踏上流亡之途之后，才开始了共产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
可能有两个因素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一个是他的流亡：距离使得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身份感；距离滤除了他与维尔诺的日常纠缠，使得维尔诺更容易进入书写。远景中的城市或许比近在眼前的事物更适于被观看。想想但丁与佛罗伦萨的关系，这个问题便很好理解。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米沃什心里装、着维尔诺，并不等于国人所说的“怀乡病”，即使米沃什在流亡中思念家乡，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住了自己的乡愁，从而避免了对于家乡的美化。这样，他便赋予了维尔诺以更大的历史想象、道德想象和形而上想象的空间。维尔诺一方面担当起米沃什想象和思考的对象的角色，另一方面成为他面对西方社会生活时所不可或缺的他者。俄国批评家托玛斯·温克罗瓦(Tomas Venclova)曾经指出：“维尔纽斯和立陶宛诸省份以一种唤起的力量出现在(米沃什的)诗歌中，就像马丹维尔和贡布雷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的第二个因素，大概是波兰人对历史的屈辱感。二战时期德国曾有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德国人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来就像处理次等人类。布罗茨基谈起这个问题仿佛感同身受：“人们或许会称米沃什所受到的教育为标准的东欧教育，其中包括人们所知道的大屠杀。”这种历史的屈辱感不时涌入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他写道：
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
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
你时刻受到屈辱，憎恨外国人。
——《一个装镜子的画廊》米沃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或许基于这一点，在讨论米沃什或与之相似的诗人时，我们可以置新批评要求删除诗人历史经验的理论于不顾。细读式批评对于某些经典作家是有效．的，但米沃什在当前，不完全是一位经典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大于经典作家的作家，有待历史的遗忘将他缩小为一位经典作家。
三
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梦想成为“世界主义者”便是许多文人的精神乐趣所在，世界主义似乎成了某种文明的标签，它与民族主义相对立。但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个人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在回忆录中，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但就在同一本回忆录中，他也批评了波兰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的民族主义：“基谢尔总是以一身逗笑人、一身小丑的打扮出现，但说到底，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个充满波兰中心论的偏见的知识分子。”米沃什了解基谢尔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坏词，它通常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将民族利益和民族价值观置于诸多利益、诸多价值观的首位，但有时它也与强烈的自我中心和排外情感搅浑在一起，从而不能与多元民族文化相兼容。有时它也可以用以掩饰民族自卑感；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或者说民族主义降落到文明基线以下时，便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纳粹德国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例子。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米沃什虽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看不惯西蒙娜，德·波夫瓦所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习气，不能接受“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但他也不认同盛行于美国诗歌界的地方主义。美国的地方主义诗歌以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代表。米沃什一方面承认弗罗斯特具有强大的才智、非凡的理解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后者的地方主义是装出来的，是基于“要做一位伟大诗人”的强烈愿望，是基于对美国诗歌听众和读者对诗歌的预期所做出的判断。说穿了，这样的诗歌具有欺骗性。美国是一个大国，可历史不长，社会生活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是流行文化的天堂，其公众的道德感往往遮蔽了他们智力上的浅薄，而其精英文学的自信心只是到20世纪初才在爱默生、惠特曼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成了米沃什后半生的流亡之地。而米沃什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国家不算大，国力不算强，有时自以为是，有时被人宰割，但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米沃什的历史经验、道德准则、审美倾向都要求他既反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