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回家
作者：马 炜
“我敢肯定你打错了。说说你找谁?”
我清晰地听到电话里有个男人怯生生地报出了我的名字。
“瞧，你果然打错了。你找的人不住这里。”
她这样说并不是有意使坏。尽管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据我观察，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那样说是因为我告诉她我叫乔叶。乔叶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名字，我已经有差不多三年没见过他了。杭州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陌生的地方总爱使用我的那些朋友的名字，譬如在绍兴用的是姜鸿奇，在上海用的是李东文，在南京用的又是徐良。我冒用他们的名字并不是为了干什么坏事，恰恰相反，我在于坏事时只使用自己的名字。我用他们的名字到处晃悠到处招摇是因为当我听到别人冲我喊我的朋友的名字时，总能减少我的思乡之情。
从这天开始，我的电话复活了。复活的过程相当缓慢，第二个电话过了大约一个礼拜才打来，而那时，我差不多已经适应没有电话铃声的生活了。所以当我接到一个警察打来的这通电话时，我其实是几个月来头一次接听电话。我一时哑口无言。警察居然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正像 他们说的那样，警察是一种无所不知的生物。
“乔叶是你的什么人?”那个警察在电话里问。
虽然我将话筒夹在下巴和脖子之间，但仍能感到话筒里的警察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他的声音显示他正牢牢控制着局势。然后他向我宣布：
“你的朋友乔叶死了。”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自己死了，毕竟那时我正在使用乔叶的名字。
我听说人秋以来，整个城市都在谈论我的朋友乔叶。无论走到哪儿，你都能看到人们像沿街草那样一簇一簇地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宣布着他们刚刚得到的关于失踪者乔叶的最新情况。那是因为乔叶居住的这个城市实在太小了，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邻居。我抵达这个城市时，乔叶看上去十分精神，只是闭着眼睛。他们想得很周到，在屋角安了一盏射灯。那种令人发晕的光线透过空气和玻璃，照在乔叶的脸上，使他精神焕发。脖子上缝过的痕迹完全被掩饰了。四周很静，我坐在他的旁边，所以能看到他们为他画了眉，还替他搽了口红。这让他看上去像是要上台表演。我知道他不愿这样，但又会有谁在乎你的意愿呢?他们总是这样自作主张的。我想乔叶也毫无办法，只能那样躺在水晶玻璃罩里边，等着第二天一早让人推着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他显得很安详，差不多让我羡慕了。我在打听去新建的殡仪馆的路时，许多人都饶有兴趣地向我讲述了他们道听途说的关于乔叶注定客死异乡的征兆，仿佛那才是乔叶之死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他的死，只是为了证明那些征兆是灵验的。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乔叶将要离家出走，他老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对我说，那天是乔叶的生日，乔叶对生日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只想吃两个煮鸡蛋。“我拉开冰箱；发现里面没鸡蛋了。”他老婆在说这话时，忽然笑了笑。她一定觉得冰箱里没有鸡蛋是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我就上菜市场买鸡蛋。”等她拎着一塑料袋鸡蛋回到家里，发现乔叶已经不在了。她以为他有事出去了，’也没放在心上。乔叶经常犯这样的毛病，招呼也不打一个冷不丁就没影儿了。可这一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没回来。煮鸡蛋凉了，他还没回来。于是她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人。但是，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根本没人接待过一向温文尔雅的乔叶，直到深夜。“但我还是不怎么在意，”他老婆说，“你想啊，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会有些突然想起或突然发生的事要处理的吧！”午夜过后，他老婆开始怒火中烧。她将留给乔叶的两个鸡蛋吃了。“其中一个还是双黄蛋!”我想我能理解乔叶在过生：B的时候只想吃两个鸡蛋的心情，因为他老婆压根做不出一碟好菜。当然，谁都不会否认乔叶的老婆是个勤快的主妇，关键是乔叶比她还勤快。我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乔叶疯狂地迷上了做裤子，于是买来一块一块的廉价布料，一下子给老婆做了半打裤子。老婆穿上后发觉每条裤子的裤筒都长短不一，便抱怨说你就不会把它们搞齐吗?他便小心翼翼地改，却怎么也改不齐，要么放长了，要么收短了。“你眼光有毛病。”她给他下了结论。后来他又给她织毛裤，照例每条毛裤都是深一脚浅一脚，气得老婆直嚷嚷：
“你当我是瘸子啊!”
好脾气的乔叶就将那些裤子统统改成男式，然后就穿着这样的裤子在街上闲逛，毫不在意。
“简直没有办法。”乔叶单位的领导等乔叶的老婆转身去招呼前来祭奠的客人时，插话说。这位领导是个秃子。我从未见过脑袋那么光的秃子。他颅顶的那层红彤彤的油皮 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刚从色拉油罐里浮上来。一提起乔叶，秃子便一个劲地摇他的光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毛病。”“什么毛病?”我问。“他的毛病就是，”光头领导为了加重语气，故意停顿了一下，“老爱不辞而别。”
大约10年前，这位领导带着才华横溢的乔叶到20公里以外一个叫华堂的地方视察。“一开始还好好的，”领导完全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一缕甜蜜的微笑浮上他的嘴角，好像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不是乔叶而是领导本人。“乔叶工作很出色，不停地记着笔记。但到中午吃饭时，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了。”光头领导说着摊开了双手，显出这完全不能怪他的神情来。等他们回到单位，却发现乔叶神不守舍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是怎么回来的。”领导的双眼睁得滚圆。他如此惊诧是因为10年前进出华堂极不方便，必须有车。“我问他是怎么出的华堂，他竟然拒绝回答。”看得出，尽管过去10年了，一提起这事领导还是怒气冲冲。我知道那时乔叶是走回单位的。“我只是突然腻歪他们了。”他对我说。10年前的乔叶嗓音圆润悦耳，“再跟他们一块吃中饭，我肯定会发疯的。”这个疯子抬腿就走了。走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畅极了!”他眉飞色舞地说。四周分外安静，没有一丝喧嚣。“你知道那条路连班车都不通。”他看到白翅膀的鹰在谷地上空盘旋，山脊上采茶的妇女在劳作，所有的树木都在沉思，风掀动着水田里明晃晃的太阳的倒影。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亲切和新鲜，却统统离他很远，他为此而陶醉，走起来便不知疲倦了。天黑下来了，他还在走。后来实在太困了，便在一棵大树下躺倒。他闭上眼睛，“四肢有惬意而又甜蜜的酸痛在涌动，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他每紧一下眼皮，都会有一阵闷雷从太阳穴那儿滚过。然后他沉沉睡去。他在睡梦中察觉到有人掀开了他盖在脸上的帽子，还听到一个人在问另一个人：“这人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发现天已大亮。他没有理睬那两个被他吓了一大跳的路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回他的单位。“我没法跟他们说清楚。”他一脸无奈地望着我。10年以后，我瞧着他的老领导倒背着双手脾气很大的后影，脑海里便浮出青年乔叶的面容。能记得10年前的乔叶的模样的人寥寥无几了，我是其中之一。但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却很多。对他们来说，乔叶的存在只是这几年的事。
我在参加遗体告别的人群中听到一个杭州口音。我从未听说过乔叶在杭州还有别的朋友。我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个穿制服的警察。这更让我惊讶。我怎可一直不知道乔叶跟钟楼认识啊?我问乔叶的老婆乔叶怎么会有当警察的朋友，而且还在杭州，她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乔叶的尸体就是这个人帮忙弄回来的。乔叶的老婆说到这里，直直地看了我一眼。我隐隐从她的眼神中感到了一丝不满。乔叶死在杭州，我对他的死该不该负一些责任，这是个还有待于推敲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就是乔叶到杭州后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这至少说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或亲密。对于这一点，我也在心里犯嘀咕。后来我在旅馆里又遇到了这个来自杭州的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警官钟楼。他在这个古老而袖珍的城市里举目无亲，因此看上去形单影只。我清楚地知道他一直对我以及我这类人抱有很深的成见，但还是走过去主动邀他一起去这个城市里惟一的一家酒吧喝酒。我们居然很谈得来。说真的，尽管我们都来自杭州，并且早就认识，但我们缺少共同关心的话题，除了乔叶。
在警察钟楼看来，乔叶到杭州纯粹是来找他的麻烦的，尽管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他 进来的时候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钟楼说他当时正用一把十分考究的指甲刀修他的指甲，“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什么都不懂却又非常自以为是的家伙。这样的家伙通常脸色苍白，头发留得很长。”钟楼说着拿眼剜了我一眼。我立即为自己的长发羞愧不已。钟楼长着一双女人的锐利的眼睛。其实我也说不清女人的眼睛跟男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但钟楼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想到女人。他用这双眼睛瞟着乔叶。乔叶却还在东张西望。“天知道他在找什么，或者找什么人。”钟楼撇撇嘴说。乔叶的目光孤苦伶仃地在值勤室内溜达了一圈，怏怏地落在钟楼的脸上。他被这位警官的冷漠吓了一大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其实骨子里唯唯诺诺，”钟楼斩钉截铁地说，“那才是他这类人的本性!”
“我来报案。”乔叶小声说。乔叶在这里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先叫一声同志或别的什么称呼，而是直接就说出了他的来意。这让钟楼很不舒服。警察钟楼是那种十分需要别人尊重的人，报案对乔叶来说固然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但对于一个在派出所工作了差不多10年的老资格警察来说，“哼，天大的案子也休想让我掀一下眼皮!”钟楼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对我说。
和乔叶一起进派出所的还有出租车司机。事实上，乔叶几乎是被出租车司机扭送到派出所的，因为，“这小子欠我36元车费!”出租车司机从乔叶身后探出头来，愤愤不平地对值班民警钟楼说。这样一来，乔叶的受害者形象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骗子的形象代替了。一向彬彬有礼的乔叶显然不习惯抢着跟人说话，便高傲地沉默了。这种沉默在钟楼看来，既是藐视，又是挑衅。“总之，他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几天以后钟楼对我说，我客气地点点头。多半是由于乔叶的沉默，使得钟楼更愿意多听听出租车司机的叙述。身高大约还不到158厘米的司机详细介绍了“案情”——他在使用这个词时，脸上显出了即将有严重的事情要发生的神色。
乔叶从杭州火车站出来后，就上了车牌为浙D—E1503的枣红色桑塔纳出租车。他在副驾驶座上坐下后，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将一个长方形的硬皮箱子放在两腿之间，还用两手小心地护着，生怕磕着碰着。司机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问他要去哪儿。这呆子却只是挥了挥手，“你只管往前开，该拐弯的地方我会提前通知你的。”他说。司机倒也不怎么在意，“这样的呆子我见得多了。”他这样对钟楼说，因为他是个整天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出租车司机。于是他就一直往前开。但事实上他们一直没有拐弯，好像这个长得跟五年级的孩子一样高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乔叶要去哪儿似的。我想他们一直没有拐弯是因为出了火车站就是环城路的缘故。他们就这样沿着环城路—直向前奔驰，从环城东路到环城北路再到西路。司机和乘客好像在暗暗较劲。最后还是司机先败下阵来，“越往前开我心里越没底。”他对值班民警钟楼说。于是他就在一个弄口停了下来。“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他挺没面子地问金口难开的乔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的乔叶抬头打量了打量四周，说：“那行，就在这儿下吧。”说着将手伸向上衣口袋，“瞧那架势是要掏钱包，好像他多有钱似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横了一眼乔叶。但是，那呆子什么也没摸出来。他转过脸来，真诚地望着司机，说：“对不起，我的钱包不见了。”那时候，司机刚从计价器上收回目光。计价器上显示乔叶该付给出租车司机36元人民币。
已经没有人知道乔叶的钱包是怎么丢的了，并且，也没有人知道他身上到底带了多少钱。他的妻子在他消失后仔细盘点了家里的财政状况和物资存量，发现几乎没有失少什么。一直过了好几天，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才搞清楚，乔叶除了身上穿的和随身物件外，只带走了他 的萨克斯，就装在那个长方形的硬皮箱子里。钟楼说那箱子“跟三个骨灰盒连起来一般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