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作者：王家新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意想不到的是，在2003年那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场景。加缪和他所要见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
二
正是处在这样一场浓重的SARS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 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噩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它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检察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 是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身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做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
三
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在这个异常而又正常的春天，我要说：鼠疫就是鼠疫。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
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而是对其描述所显露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着手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谬”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说，无论是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惟一惧怕的时辰”，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到。加缪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而已 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
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霍也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她自己是幽暗沉默的，却在任何光亮之前都不畏缩，甚至在那黑死病的异光面前都是如此。”
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 (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到：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
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
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在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术。
四
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
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就在笔记中写到：“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7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
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想像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3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暴虐的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正因为这一切，《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的说法，直到70年代中后期之前，很多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