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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行散记
作者：高洪波
我曾在云南宜良(旧属曲靖、今归昆明)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生活过十年，以大荒田军营为轴心，对云南的山山水水进行过辐射状的走访，譬如滇南的苦聪山，滇西的腾冲、陇川、芒市及景颇山寨，再譬如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寨、瑞丽的傣家竹楼。走访这些地方时我的身份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炮兵排长，可这只是具体的职务，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是以一位业余作者兼军旅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因此我除了军营战友之外，还多了许多地方上的文友与伙伴。我把云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每次回到云南，都情不自禁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会下意识地将青年时期学会的云南话脱口而出，吃起米线来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总之，“我与云南”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迷人的话题。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召开六届五次主席团会议和六届四次全委会，借机重走云南，居然生出若干故事，且听我一一道来。
两本书的背后
在云南期间收到过许多本书，有会议上发的，还有朋友赠送的，这些书照例会打入行李中托运回北京慢慢消受，因为行色匆匆，大多是来不及释读和欣赏的——说来也巧，我偏偏仔细读了两本书，一本是 腾冲农民作家段培东的《松山大战》(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散文家胡廷武的《九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松山大战》适在腾冲采风归来，在昆明仅一日停留，身体有小恙，卧在床上读完这本携自腾冲的书。一读便不能自已，为农民作家段培东投入书中的强烈的民族正气、对史实材料的详尽掌握以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警觉和批判，“我有的是民族正气和无穷的愤怒”，段培东这样宣称。我“信仰我们的民族。因为她是不可战胜的”!段培东这样答复日本记者。《松山大战》是段培东描写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虽然写作条件艰苦，但这位年近70岁的农民作家不屈不挠，他为家乡和故土的劫难，为乡亲父辈的蒙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也为了滇西光复而壮烈牺牲的上万英雄。
在段培东的笔下，再现了六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激战，也描绘了日军的凶狠狡猾，更难忘的他笔下再现了战神洪行、儒将彭劢、指挥官宋希濂、抗战县长张问德等罕见的历史人物。《松山大战》让我见识了滇西抗战的悲壮，对曾一度被忽略乃至遗忘的历史，段培东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同行做了忠实的注释，尤其读到他描述一些抗战老兵在“文革”中的命运时，那些老兵用与日寇肉搏的快乐回忆替代不公正的现实，居然如此豁达大度，这就是我们朴实的人民!
胡廷武是近年间崛起的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十月》，每篇均有一个“听”字，听风听雨听蝉听戏听吆喝乃至听歌听鼾，可见廷武有一双好耳朵。此前我对廷武只是闻名，没料想一见如故，他送了一本新书《九听》给我，于是在从昆明飞北京的漫长旅途中，我充分领略到一个阅读者的快乐。廷武把自己的这些文章自诩为“平民的圣餐”，他写的是一些久远的沉淀在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人物，他用一种温馨去抚摸他们，去感知他们，这些普通的白马小镇上的乡亲，从大舅赵风枢、舅妈陈小玉，到养画眉的王栓，唱戏的上官月、卖豆腐的许富、音乐老师高悦秋、体育老师公羊德生、生产队长农民王泰阳，直到《听歌》中两位彝族青年歌手阿树和阿樱，胡廷武用极充沛的笔触去描绘他们的生命状态、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间闪现出边地小镇特有的纯朴，为我们勾勒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风情，廷武有浓郁的少年情怀，也更像一个诗情充盈一吐为快的豪客，山川烟雨，故乡峰峦，一入笔下便栩栩如生，回忆造就作家，信然。
曾经是艰苦卓绝的青少年生活，借助回忆的魔力是现出彩虹般的颜色，温暖着我这颗渐近苍老的心灵。譬如廷武写《听雨》一节，写到“四清”时节与农民王泰阳喝干一葫芦酒，雨来了，“开始，我仿佛听见是谁在屋顶上撒出一把豆子，接着撒豆子的人多起来，而且越撒越密，好像是在比赛谁撒得多似的。最后，他们大概是性急了，终于向屋顶上哗哗地泼起来。……昨晚我喝醉了，是被雨灌醉的”。这一章节音韵铿锵，将农村盼雨的焦渴写得十分传神，“被雨灌醉”四字，韵味无穷。类似这样的篇章，比比皆是。所以在飞机上读罢《九听》，信手在书后空白处写了一首小诗：
滇云“九听”赖胡公，
蝉呜风雨兼鼾声。
天籁须凭慧心悟，
花甲童心桑梓情。
廷武今年六十大寿，遂有此诗尾句。
读廷武文，常想起孙犁、汪曾棋的一些 美妙的文章，随意成形，不慌不忙，轻松中别有一番韵味。
此行滇中，识胡廷武，读《九听》和《松山大战》两部大书，为一大收获。
一个收藏战争的人
战争是人类的残酷发明。战争制造人间惨剧，让人们背井离乡、生灵涂炭；战争又制造英雄和烈士，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自古知兵非好战，或曰：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在当今这个以和平与建设为主题的世界上，虽然局部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人类的天性毕竟是厌弃战争的，“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讲的正是这样一种典型心态。
可腾；中有位年轻人段生馗，偏偏自称：我收藏战争。
知道小段纯属偶然。我们在腾冲仅两天的停留，第一晚住热海，于温泉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补充一句：三十年前我到过腾冲，但此番重走腾冲，早巳消失了当年的印象，腾冲这座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地方，变化之大令人目瞪口呆。我企图寻找当年打造匕首的铁匠铺，寻找深深的古旧小巷，以及小巷中旧日的文友王唯真，结果全成泡影。全新的、高大的边城腾冲以一种磅礴大气迎迓着我和我的同伴。
但三十年前我没走热海。
第二天一早参观“热海大滚锅”，参观高达97摄氏度的各种形态的温泉，珍珠泉、眼镜泉、蛤蟆泉……在热气蒸腾中行进时，腾冲县委宣传部的小田说了一句：“农行的段行长也带人参观热海呢，他专门收藏抗战文物。”小田又补充一个细节，说段行长收藏的文物中有不少日军用的饭盒，有一次一个日本访问团慕名访问，其中有位女士见到一个饭盒，居然毕恭毕敬地行礼。一问，才知饭盒的主人是她爷爷的战友。小段一听大怒，拿起这饭盒吐了口唾沫，甩到了一边，全然不顾什么外交礼节。待日本女士明白了小段愤怒的原因后，连连道歉。
正是小田补充的这个细节，使我产生要拜访段生馗的愿望。话一出口，当天晚上就见到了小段，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朴实中见敦厚。
这的确是一位“收藏战争”的奇人。
刚进院落，便见到不少破皮靴和旧钢盔堆在墙角，进得屋中，小段已备好上千张照片。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收藏分三类：日军军用物品；盟军(美军)军用物品和中国远征军军用物品。这些物品中有战争中士兵使用的刀、枪、炮弹、毒气弹，也有日常生活用品如军装、皮靴、饭盒乃至日军慰安妇用过的化妆盒和洗脸盆。我看到一个残旧的日军汽油桶照片，问这有何用?小段说别小看这个汽油桶，当年日本兵用它煮死了好多个中国人，边上有厚厚的一层人油!
听罢小段的讲述再看照片上的汽油桶，感到小段的每件文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鲜血淋漓的战争故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听小段如数家珍地讲述一件又一件抗战文物的来历以及当时的用途时，你分明置身于六十年前那场血肉横飞的战场，能听到人民的复仇的呐喊，能悟到滇西这片热土上“勿忘国耻”的潜流，甚至能看到绝望的日本侵略者切腹自杀时的目光……
感谢“收藏战争”的段生馗，让我和同伴们深深地补上了一课。三十年前走腾冲，这一切还属禁忌，只知道腾冲五百年古城毁于一旦，守城日军数千人全部被歼，而中国军民则伤亡达一万七千多人，别的就不太知道了。此行腾冲，在国殇墓园看了一部录像，是 当年一位随军的外国记者拍摄的，记录了那次攻克腾冲的战斗，再现了六十年前历史的画面，继而有幸造访段生馗，一位收藏战争的金融工作者，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历史的有形和无形的延续。
临别时我告诉小段，我手上有两张日军当年使用过的军用支票，俗称“小切手”，每张五六万日元的票面，使用年代在昭和二十年，是一位专门集藏“小切手”的朋友赠送的，问小段可曾收藏过?他摇摇头，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渴盼。我说回到北京就转赠给你，让你的抗战文物增添一个品种。
“小切手”现在已寄往遥远的腾冲，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它们大概还在邮路上，我相信段生馗接到“小切手”，一定会快乐异常地仔细端详和考证，他收藏战争便是收藏记忆、收藏历史，也收藏一种沉重的情愫。
在腾冲度过的这一夜，让人终生难忘。
特别是这位段生馗。
如果说著述《松山大战》的段培东用文字讲述历史的话，段生馗则用文物注释历史，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段生馗的上千张照片是准备出画册用的，腾冲县委宣传部已拨出一些经费，赞助他出一本关于滇西抗战文物及实物的画册。我建议他一定要有详实的文字，譬如那只汽油桶的注释。另外，我为他的这本未出版的画册起了本书名：《我收藏战争》。
老友和小友
老友者，老朋友也。譬如此行滇中见到的书法家赵翼荣。
小友者，小朋友也，就像曾为我的《独旅》一书作序而一直未曾谋面的段天姝同学，一个13岁的白族小姑娘。
多亏滇中友人的热心联络，一日之内，我见到了老友和小友。
三十年前走腾冲，又走芒市，参加《云南文艺》(即今天的《边疆文学》)主办的一个业余作者改稿班，在改稿班上认识了中学老师赵翼荣，一个诗歌爱好者。我们在一起谈论诗歌创作，有时加上一些少年意气的狂论，翼荣长我五六岁，谨慎且又内向，那时讲究“血统论”，他的成分有些高(这句话已成为一种特别需要加注释的语言化石了)，好像是“地主”或者“富农”，具体已不记得了，这使翼荣总是小心翼翼的，我想他一定受过某种伤害。但翼荣刻苦认真地写着诗，又三番五次地和我讨论修改，到得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些幼稚的诗作的具体内容，无非是农业学大寨或傣族人民心向北京之类，但翼荣对诗艺的执著和切磋却记忆犹新。
那时节我一时兴致，写了一首散文诗《哨所的竹林》，翼荣读毕十分喜欢，将它抄录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送我留念。翼荣的字非常有功夫，一笔不苟，极漂亮的楷书，这个本子从此成为我的收藏，里面还有傣族老诗人用傣文创作的一首诗。这位诗人叫庄相，已去世多年，他当年浑身刺青，有龙和虎豹的图案，一日饮酒毕，庄相骄傲地告诉我自己身上刺青的价值，“那可是好几头牛哇!”他说。
翼荣如今是昆明书法家协会主席，同时是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教文艺理论，他的字我在腾冲和顺乡的图书馆匾额上见到，在昆明几处重要的文化景点也可见到，他已成为云南极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只是他的诗再没读到，也许他天生适合书法艺术。
老友赵翼荣是开着自己的车来见我的，送了一副行草的书法给我，上书“秋水文章能撼世，雄山风范自存心”，气势沉雄，我非常喜欢。他依然是三十年前谦恭的模样，瘦削依旧，目光中闪现着温厚纯朴。见面时淡淡的，亲切中有一种惆怅，我们三十年未见，又好像是昨天才分手，握着翼荣的手，想起芒市聚首谈诗的时光，再看看他已白的双鬓，才叹一口气道：三十年真的过去了，好快!
白族小姑娘段天姝，在初二时为我作序，开篇第一句：“我以前没有读过高洪波写的东西，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挺让人委屈的，心想自己为孩子写了这么多本书，凭什么知名度这么低!可是一想这很正常，自己小时候读书不也是只记故事不记作者嘛。段天姝把自己的序命名为《跟随高洪波去旅行》，她写出阅读我那批游记体散文的最初印象：“我是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收到这个沉甸甸的包裹的，整整一包的文稿，对于我而言却是一顿串富的精神大餐。我不顾手和颈的酸楚，倚着墙一口气把书读完了。”倚墙读稿的小天姝，多么让人心疼!
在天姝的序中她真切地、准确地表达了自己阅读的感觉，她很幽默、机智，说由于我的散文真实和亲切，使她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我几乎可以脱口称呼他‘洪波兄’了。”读到这里我几乎笑出声来，13岁的小天姝，真的有趣之极。
这次到云南开会，昆明各报的记者纷纷采访与会的作家，《春城晚报》的老友吴然领一位记者前来，让我随便谈谈个人创作与云南印象，我最后谈到白族小姑娘段天姝和她的序。报纸登出后天姝的父亲、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段炳昌教授看到了，找到吴然，让帮助联系一下，这样才有了与小友天姝的会面。
天姝已读高一，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来见我，戴着近视镜，目光仍有几分调皮，她正准备上晚自习。我问了她一些学习情况，她就读的是昆明最好的一所中学，准备考文科——我建议她考北京大学，她点点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我感到天姝的学习负担不轻，我拎了一下她的书包，好沉，起码十五六斤。
在我出版的数十本书中，作序的有冯牧、金波、韩作黎和孟伟哉，还加上一个段天姝，满打满算一共五个人。前四位都是我尊敬的师长，而天姝虽为童子，她为我作序又是出版社在编辑意图中的创意，可难得小姑娘认真的阅读，使《独旅》一书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颁发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少儿图书一等奖，不久前我刚刚收到获奖证书，我觉得获奖的功劳一半应属于段天妹。
在告别云南的最后一天，老友赵翼荣和个友段天姝走近我的生活，历史与未来挟裹着我，让我沉思，引我奋发，平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朋友，才具有了鲜活和亲切的意瘟。
责任编辑 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