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坐看云起
作者：王 耕
这中间有多少传奇?
谭震林，共和国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二月逆流”的急先锋，“文革”后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退居二线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谭晓光，北京市气象局的计算机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他与别人合作开发的MI CAPS系统，在国内气象界影响巨大，已经成为国内天气预报员的标准工作平台。在气象界，提起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称得上是一个“得奖专业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谭震林。
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充满惊讶——当他们意外得知这一特殊“身世”——那么随和那么专业那么学术的一位科技工作者，他的父亲会是开国元勋?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自然科学的道路?为什么没有从政?为什么没有经商?以世俗人生的眼光来看，自然科学无疑是所有的道路中，最冷清的一条。
一位著名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森林中的两条路，一条热闹，一条幽静；一条熙熙攘攘，一条人迹罕至。诗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谭晓光的选择正是一个人的选择：我愿意挑选那条幽静而人迹罕至的小路。
问谭晓光为什么选择了气象?
他只是说因为喜欢。
中南海那个爱看云的孩子
前一段时间有一本畅销书《红墙里的孩子》，“红墙”指的就是“中南海”。书的作者幼年是在中南海里度过的，他在这本书中详详细细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每一个细节。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能够住在中南海，能够生活在红墙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幸运。
谭晓光就是这么一个幸运的孩子，他的家就在中南海。但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大多数“红墙里的孩子”给人的感觉不同，谭晓光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少年——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童年的谭晓光常常独自一个人，喜欢安静，喜欢抬头看天——那个时候，他不像同龄的男孩子那样淘气，至少不像《红墙里的孩子》一书中的大多数“小主人公”那样，经常成群结队“聚啸山林”。
如果要谭晓光回忆童年的岁月，回忆红墙里的生活，也许占据他回忆的大部分会是少年的天空和天上的浮云?
谭晓光常常拿自己开玩笑说：“我在家里排行第五，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我是最舒服的。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哥哥姐姐拿主意，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不拿主意的习惯。我这个性格不能当官。当领导要管人啊，还要对自己有严格的约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我不行。我大姐可以。我也不能经商，我从小就没有做买卖的天分，而且也不喜欢那些东西。所以我这样的人做科研最合适，我坐得住。一个人呆着对我根本不是事儿，好多人都说编程序枯燥、艰苦、磨人，我觉得那有什么啊?不就是电子游戏吗?其乐无穷啊!也有人说接一个科研项目，最头痛遇到难题，那种一时攻不下来的感觉让人心烦意乱，焦虑不安，绞尽脑汁，筋疲力尽，彻夜不眠。反正我从来没有那种糟糕的感觉，遇到暂时拿不下来的难题，我就先干别的去了，干着千着，忽然一下子，有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一个念头一闪而过，顿时整个人豁然开朗。那种感觉特别好——嗨，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谭晓光常常为自己感到庆幸——“我幸亏没有现在当小孩，现在的小孩多苦啊，家长督着，老师盯着，一天到晚全是课本作业分数，一点儿自己的时间都没有。说培养点儿兴趣，学个钢琴什么的，也是家长的兴趣。现在的孩子太苦了，我特同情他们。我对我的孩子可不是这样，我觉得他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谭晓光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父母工作很忙，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像现在的家长那样，狠抓孩子的教育。如果说父母对他有什么“狠抓”的地方，让他一辈子铭刻在心的就是“不得搞特殊化”。他家住中南海，在和平门外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和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念书。
几乎每个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打架”的人生经历，这似乎是“必修课”。但谭晓光经过这一“必修课”得出的经验是——不要跟人家打架，如果不可避免，还不如打输，因为打赢了，人家会说你“仗势欺人”。而仅仅一句“仗势欺人”，就让谭晓光感到不安——他不搞特殊化，但是他的父亲的确是谭震林，这是一个事实。仅仅因为这个事实，他打架从来都只能输不能赢，所以他宁肯不打架，而避免打架的最好方法是“独善其身”。
幸好他爱科学，他从小就喜欢自己琢磨事情，这是一样完全不用“仗势”的兴趣。他喜好无线电，就每天每天地琢磨，组装出了矿石机、再生式收音机，但超外差收音机没搞出来，“因为零件太贵，咱没钱不是?”
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格外爱不释手。谭晓光迷上了听收音机，接着迷上了收音机的“天气预报”。他的心中充满好奇——为什么今天能知道明天的天气?为什么?太神了!那个时候，气象预报员儿乎是谭晓光最崇拜的偶像。
上到小学三年级，学校气象小组招收新成员，领导气象小组的老师叫王守礼，谭晓光特别喜欢听他的自然课。所以，一知道这个消息，谭晓光赶紧就去报名。那个时候，这个喜欢孤独的男孩子和现在的许多小学生一样，对自己会稍微有点不自信。谭晓光当时的学习成绩不是班上最顶尖的，他害怕人家不招收他，为此专门去问了班主任张老师，那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少年谭晓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毕恭毕敬地去问：“张老师，像我这样的学习成绩，能参加气象小组吗?”张老师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说：“能啊，当然能，只要你感兴趣。”
一个平凡的老师一句简单的鼓励，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是多么重要啊!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少年谭晓光也许根本没有想过，他对气象的最初兴趣，他对一个气象预报员的偶像崇拜，会影响到他的一生。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喜欢抬头看云的孩子，而现在，他则探索着每块云彩的秘密，他和云彩打了大半生的交道，至今依然乐此不疲。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喜欢一样事物，竟然不知不觉地做了几十年，而且兴趣不减当年。有几个人的一辈子是这样单纯而丰富?一年以后，作为北京实验一小的气象小组成员谭晓光同学又得到“深造”的机会，他加人到北京少年科技馆的气象小组，常常出没于北海公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个对他人生有很大影响的人——刘金桂老师。像她的名字一样，刘老师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富有热情的女教师，她热爱气象，也热爱教育。她是少年科技馆气象小组的辅导员，指导建立了108个气象小组，曾获得模范教师称号。很多年后，谭晓光步人气象科技领域，刘金桂老师还曾找到他——请她过去的学生今天的专家，来给她今天的学生讲述变化无常的气象中所蕴涵的种种奥秘。谭晓光欣然前往，他感觉给孩子们讲怎样看云，怎样看天，怎样识别刮风下雨，对于他来说，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谭晓光知道，一个人小时候的兴趣，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成长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他的身边，当年和他一起在少年科技馆跟着刘老师学地面观测的一个同班学生，后来也走上了气象科研的道路，并且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少年的谭晓光熟悉飘过中南海的每一片云，他观测它们。他通过自己制作的“土仪器”预测天气，并且认真地搜集所有的资料。他的少年时光，如果没有那场浩劫，应该是一个最纯粹的科学少年的标准生活——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课外时间都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对于他来说，天空、变幻莫测的气候、飘忽不定的云，以及四季的更替，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是一个喜欢往天上看的少年，他并没有注意到低气压已经盘旋在自己家的门口，随时有破门而入的可能。
那个时候，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家里孩子多，父母工作忙，没有人会打搅他的安静——一个少年的“独乐乐”，他自己的天地。谭晓光会因为一个空罐头瓶而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亲自动手制作自已的气压表——谭晓光气压表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需要一个空罐头瓶，拿热水涮一下，使里面的空气跑出来一部分，再手疾眼快用气球皮一盖，扎上橡皮筋，就是一个空盒气压表，上面弄一根指针，气压低的时候，气球皮的表面就会鼓起来，弄一个标尺，就可以测气压了。以谭晓光那时所掌握的常识，他知道，如果是低气压控制，那么天气就不好，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如果是高气压控制，那么一般就是好天儿。
在气象小组的时候，谭晓光还学到了制作一种“晴雨花”的方法。用吸收力强的纸做一朵小花，浸入氯化钴试剂：晴天——花就是蓝色的；雨天——花就是红色的。后来因为找不到氯化钴，谭晓光就自己去找扇子骨，泡透之后完全晾干，这就是他的观测仪器。少年谭晓光通过扇子骨的弯曲程度来判断空气中的湿度——干燥的时候弯曲程度大，潮湿的时候弯曲程度小。
小小少年的心中，满是灿烂的阳光。他以为拥有了一个自制的气压表，就拥有了预测天气的小武器；他以为有了晴雨花，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而事实上，风云变幻恰如人生无常。所以，必须执着，必须无怨，必须永不停歇，这既是科学的精神，也是人生的精神。
忘记是谁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时光在一生中占的比例永远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所以极其珍贵。年轻的共和国正经历着开国之初的黄金岁月，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天空将永远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而实际上，彼时彼刻，中南海上空的政治风云已经聚集翻卷，显出异常的征兆。但谭晓光这个爱看天的孩子，却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家将很快受到这场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们将搬出中南海，从此天各一方。
1967年2月，著名的“二月逆流”震惊全国。当年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对“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做法不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民主生活会上，与“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作为国家副总理的谭震林，被点名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因为是他率先向“四人帮”发难，会上疾言厉色，然后拂袖而去，很快就因此出名。
谭震林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对待，谭晓光一家被迫迁出中南海。当年谭晓光十四五岁，事前，竞没有一点预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离开了中南海。
作为“黑帮”子女的青春天空
谭震林一家被轰出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要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15岁的谭晓光一生对气象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
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
谭晓光只上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科学”，由于对“科学”的巨大热爱，谭晓光在那种动荡的岁月，居然安静地读了大量的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那年那月，是许多知识分子往事不堪回首的岁月，而就是在那段时间，谭晓光沉醉在“天堂”一般的读书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