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苍穹下的仰望

作者:张清华




  一条小路出现在大地与云际之间,这是施瓦本山的尽头,海一样的褐色森林在这里停住了它的浪涛。那奔走的人也在这里迟疑了一下,他放缓脚步,回望这熟悉的山谷,迷人的风景,眼里映进了这童话般秀丽的城市。他吟哦着,叹息着,徘徊不前。
  一条路就这样诞生了。而此时的我,就站在它与尘世连接的地方。我在心中默念着这珍贵的人,仿佛看见他在风叶中瘦削和佝偻着的身子,迷离而衰朽的目光,还有在风中稀疏而零乱的白发。他在吃力地攀登着,衣衫褴褛,气喘吁吁。世界已彻底抛弃了他,而他却还在为这世上担忧,为这大地上不息的生命而感动和吟咏。深沉的日耳曼尼亚,你诞生了太多的贤哲,可为什么独独将这一位纯洁的人遗弃?
  关于他,我似乎已经知道得太多,却又是那样的少。现在是2000年的初冬,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在时间的涡流里,我似乎有呛水的感觉。但还好,现实的稻草还紧握在手中,脚下的泥土也似乎还算牢靠。我站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惊奇着世纪末,它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和谐与安详,可找也感到迷茫:我想知道,这世界和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必然互证与悖论的关系,两百年前的今天和现在,究竟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同,这美丽的土地诞生了他,为什么又让他和他的思想一起饱受贫寒、冷落、嘲弄和流离,我们的诗人那漂泊无助的灵魂,如今安歇在哪里?
  世界的末日并未如约而至,一切都还照旧,山川秀美,容颜如始,甚至那为哲人所预言的世界之夜也尚未降临。此刻是下午一时,在这圆形的星球上,东边的祖国已将要安眠,而这里的一次远足才刚刚开始。冬日的白昼再短促,也有一番温情的盘桓。雨后的斜阳穿过密林,显得格外灿烂,天鹅和大雁就在脚下不远处的涅卡河中嬉戏,对岸的教堂里传来的钟声显得恍惚而悠远……一切都是这样的平静,仿佛这世界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沿着这小路与尘世的连接处向山上走去。是寻常的那种山路,弯弯曲曲,穿越着林地与房屋,并不比通常的山路和街区更少人间的烟火,气。它慢慢地向上,不断地在转弯的尽头消失,然后又重新开始。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在那些岔路或者拐角处迷失方向,只是凭着直觉,慢慢地走向它的深处。
  我忽然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条小路能有多长?即便你从未来过,也会有恍若旧梦的谙熟,仿佛相约前生。看来人生的许多处境都是相似的,也许每一条路的情形大抵都差不多。对哲人而言,一段路和每一段路,一段路和人生的总长,也许就是同一个概念。“在路上”,不但是生存的状态,也是本质;是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本身。在荷尔德林的一生中,海德堡也许不过是最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一站,却也留下了这样一条著名的小路。我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除了一首他的颂诗《海德堡》之外,竟没有见到他在这里的任何一点哪怕是稍稍详细的记载。某种程度上我甚至疑心这条以他来命名的小路是否真实。为什么在活着的时候无人理会,而死后却有了如此多的荣耀甚至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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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是至为奇妙的一条:没有比一条小路本身更能够合适地纪念一位行吟的歌手和一位哲人的东西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曾拥有任何领地,却独独占据了思想,默守了思想的苍穹。你可以占据大片的土地,却不能独据任何一条道路;你可以统治住人们的身体,却不能占有他们的头脑。这真是一个妙喻,一个最好的回忆和证明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奇迹。在近代以来的艺术史上,已连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例证。他们的作品和人格的意义在当世并未获得承认,而在他们死后,却发生了意外的增值。时间越是消逝,他们的价值就越是固执地凸显出来;原先越是遭受俗世的漠视、非礼和误解,身后就越受到景仰和膜拜。这和那些当世的辉煌者常常正是相反,权贵和荣华随着时光一起烟消云散。得到的越多,那发自人内心的鄙夷也就越甚。
  枯黄的和血红的叶子落下来,满地堆积,雨水已经把寒秋和初冬一起浸润得湿透。大地开始向下,而天空却比原来更显幽深。在出世的思想和红尘的下界之间,似乎还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各式各样的家居小楼挤满了山腰,窄窄的路上停满了住家的车辆。坡虽然很陡,但精巧的房舍还是令人费解地建在上面,更显出幽静高雅和富贵堂皇,令来者不由心生敬畏,可见非是寻常人家的去处。尘世的富贵大大逼退了诗哲脚步的印痕,使这条出世的小路更显得有几分崎岖和漫长。当年与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的神学院同窗的另两个非凡的智者,是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冯·谢林,他们曾同处一室同窗共读的佳话流传甚远。可与荷尔德林相比,他们却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在中年以后几乎就已是得到举世公认的哲人和名流了,而我们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至死却仍是一个寂然无声的隐者,一个精神上的孩童,一个为世人嘲讽和轻蔑的落魄的疯子。据说他的暮年是“穴居”在图宾根一个木匠家的地下室里,死时是被包裹在破烂的衣服里,由工匠们把他抬进了坟墓,他的手稿则宛若纸钱般地被人践踏和丢弃。在海德堡老城的法拉第街上,还赫然保留着曾在这里首次获任教授职位的黑格尔的旧居,而荷尔德林却选择了荒僻的山野。我不知道那时他栖身何处?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诗人的必然命运,还有他和其他一切的人相比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他是最容易受到误解的人——甚至包括了他自己的同类;他所得到的承认,永远是最晚的。
  坡道好像缓和了一些。那时我得以漫不经心地瞭望,看到在那些各色各样的华美别墅的稍远处,也还有一些看上去相当简陋的木屋,它们或隐在树丛中,或靠在峭壁旁,显得歪歪扭扭,寒碜得很。我不知道那些房子是供什么人居住的,是看林人的临时小屋,还是流浪汉的栖身之所?直觉在疑问,是否当年我们的诗人也曾在这样的寒舍里栖居?我悄悄地上前,试图看看那上面有没有什么标记,但看到那些黯淡或者衰朽的房门上,除了些许的灰尘和青苔,都是空空荡荡,并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像老城那名人街上的大师旧居的纪念牌子。屋前杂草丛生,不见半点人的踪影。偶尔倒是看到一两只松鼠之类的小动物,“嗖”的一声从脚下窜过,惊起入虚虚的一点汗湿。
  或许在这样的居住和生存中,会有助于产生诗意的思想?也许我们的诗人那时还不至于落魄到在这样的陋室里沉吟。即便是已落魄到这般境地,对这位诗人来说,他也不会去书写他自己的那点小的怨艾。寒居和忧愤,当然可以成为诗人写作的动力,历史上的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但另一类诗人,他的富有从来都是一如黑夜的混沌和大地的慷慨,他根本不会去计算生命的代价与艺术的报偿之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比率,因为他实际上是居住在“世界的中心”里,存在的本质之中——他们是一些伟大的盲视者,这是一位东方的早夭的天才诗人海子说的。所以他要没来由地为人类歌唱,为生存去思虑和忧患。这并非源于美德,而是出自本能;不是源于智慧,而是出自逻辑。这样的品质,或许也可以解释为纯洁,但这也许就是为荷尔德林所说的“诗人的使命”。按雅斯贝斯的说法,诗人就是属于那种深渊性格的人,他一定会迎着毁灭而义无反顾;按照尼采的说法,他注定要去“危险地生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最大享受”。他会因此而疯狂,而坦然,而毁灭,而高蹈,迎着不朽的光芒,迈向永劫的黑暗,在生命中失败,又在诗歌中永生。海子所咏叹的“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小路上有稀疏的游人,这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旅游的景点。这被称做旅游胜地的城市,号称德意志“最浪漫”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条登高怀古的路,大概会失却一半的神韵和灵魂。好在这是个萧瑟和略显寒意的日子,路上偶尔的行人看起来都有几分踽踽独行的意思了。毕竟摩肩接踵是有几分滑稽的。若是哲人小道看起来成了拥挤的香火之路,怎么说也不是一个贴切和真实的景致。
  房屋俱被抛弃在脚下,到山腰了。拐过一个弯,视野随之开阔起来。可以越过下面稍矮的丛林,看到涅卡的绿波,以及河水上已历经几百年沧桑的老桥。据说这桥原是一座“廊桥”,后来不知何故就把上面的廊道拆除了。桥对岸的尽头,是一对哥特式的白塔构成的大门,那便是古代大学的标志了。老城区大学的主体建筑,就坐落在对面的这座叫作“国王之山”的山下,山腰上矗立的,是那座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未竣工、一直在建、又一直在变成废墟的“古堡”。海德堡之所以没有照读音译为“海德贝格”(Heidel-berg),而翻作了“堡”(burg),大概跟这有关系。和对岸的“权威”与庙堂气象对峙着的这边,是颇富郊野意味的“圣灵之山”。其房屋与对岸相比要稀少得多,还都是民居,集中分布在山脚。想来这就是诗人的命定的去处了——诗人不在郊野,却在那里安身?
  但这正是合适的距离:从这里俯视人间的一切,远远地,透过淡淡的雾岚,那里的奔忙还依稀可见,但纷争和悲欢就全隐没于宁静背后了,所剩下的,就是一幅画境般的世界了,它和人近在咫尺,但又遥不可及。这正适合思索,适合哲学和诗歌。尘世与自然,向往与背弃,绝望和留恋……得以不即不离,不离不弃,一切都恰到好处。我在想,如果不是有这一繁华、一静谧的国王与圣灵二山,不是它们一南一北,居于绿水东来的涅卡两岸,形成了这样的奇妙格局、构成了这样的俯瞰与对话的距离的话,也不会有这样一条哲人小路。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距离和角度,这城市才有了几许哲学和诗的情调,而不只是剩下了童话。
  一条路。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只有这时,只有当我真正在这寻访和攀登之中时,我才体味出它的含义,才有机会真正感知他,接近他,从精神上。而且我知道这也很难说是属于“认识”的问题,它是“一次性”的,是一次生命中的闪电,一次偶然的“神示”的心动,它将很快地消失,不会永久地“获得”和持续下去。这就是诗歌和思想、和生命、和一个流浪的人子的处境、和死亡……之间复杂的关系。理解一个诗人需要多漫长的过程?要耗费怎样的思想与感情?这条路帮助了我。那时我想到的几乎像莽莽群山的松涛,似乎汹涌澎湃,但又匆匆而逝,一恍它们就不见了,连个影儿都抓不住。
  幸好还有他们帮忙,我手里还有他们——另一些作为诗人之同盟的哲人。是他们帮助我捕捉到那些思绪的丝丝缕缕,帮我去追寻这苦难而不朽的灵魂。这也是叫人困惑的——不是同时代的诗人,而是那些后来者,后来的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把这灵魂重新找了回来,将他安放在艺术殿堂的高处,德意志的祭坛和人类精神的核心。
  而歌德和席勒——这两位在青年荷尔德林时代就早已经名满天下的巨擘,他们却没有看到、也没有承认这后来者的才华,更从来没有亲和过他那纤细而博大的精神。为什么两颗同样具有创造力、也热爱着自然和自由的心灵,却出现了可怕的盲视?当荷尔德林怀着一个晚辈对他们的景仰,跑到遥远东部的耶拿和魏玛去拜见他们,歌德所表现出的是一个长者的冷漠和盛名之下的傲慢,他几乎无视这位叉手不离方寸、无条件地膜拜着他的青年。而席勒就更加主观,他倒是没有歌德那样的自恋,但却在和这个年轻人的“不对等的友谊”中,给了他太多自负而愚蠢的指点。或许在艺术的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并不算多,但这足以使我们的荷尔德林那痛苦的心灵雪上加霜——因为他是这样地相信他们,却又坚持着完全不同的自己。奥地利的德语作家茨威格意味深长地把这种交往称作是“危险的相遇”,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灵魂,是水与火、炭与冰之间的不同。当席勒的思想正日益陷入恢弘掩饰下的苍白、理性包裹下的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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