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记忆的尽头是死亡
作者：何大草
福克纳和海明威终生设有见上一面，虽然他们是同胞，并且完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福克纳生于1897年，卒于1962年；海明威生于1899年，卒于1961年。他们的长篇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与《永别了，武器》都发表于1929年，两人后来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间也非常的接近，分别是1950年和1954年。他们应该有许多机会见面但没有见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彼此不想见面。据说，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曾在巴黎的一个晚宴上，有过一面之雅，他们的崇拜者希望两位大师的不期而遇能给文学史留下一段佳话，但留下来的却只是笑话：他们彼此交换了对天气和食物的看法，一个喜欢萝卜，而一个正相反，讨厌萝卜而喜欢茄子。仅此而已，然后礼貌离去。我们不能指望海明威和福克纳能做得更好。
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关系略似中国诗人李白和杜甫，一个狂放，一个内敛。但不同的是，李白和杜甫能够友好相处，取决于杜甫在李白面前的谦卑。也许在李白看来，杜甫还是一个新手，小兄弟，是他无数崇拜者中的一分子。但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关系却是紧张的，对抗的，从这种对抗中，我们能看到福克纳内在的骄傲，和海明威本质上的脆弱。据李文俊《福克纳传》记载，1947年4月，福克纳应密西西比大学学生的请求，列出了一个当代最重要的美国作家的名次，排名为：一、托玛斯·沃尔夫，二、威廉·福克纳本人，三、多斯·帕索斯，四、海明威，五、斯坦贝克。福克纳称海明威缺乏探索的勇气。在这里，勇气本指写作而言，但海明威大动肝火，请求自己在“二战”中的朋友兰姆将军给福克纳写信，证明自己在战争中是如何勇敢。海明威的过度反应，近于孩子气，也进一步证实他总是缺乏安全感，有某种程度的受迫害妄想症。李白以狂放闻名天下，杜甫说他其实是“佯狂”；而福克纳在海明威自杀后也对朋友说过，“他所显示的无畏与男子汉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伪装。”他们都点到了对方的要害，不同的是，杜甫怀着悲悯，而福克纳带着讥诮。
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不和，用“文人相轻”来解释似乎流于简单，他们深刻的差异，来自不同的地域、家世、禀性、气质、价值观。他们都曾受惠于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从他那儿领悟到了风格，即语言、结构、怎么写，而福克纳接受了他忠告，即写什么：安德森建议福克纳以密西西比州的“一小块地方”作起点来写作。后来，这一小块地方被福克纳命名为约克纳帕塔法县，经营出十余部长篇和近百个短篇，并使之成为文学史上传之不朽的邮票般大小的家乡。有一件逸事很能表现福克纳对家的理解，他在好莱坞打工时，曾向老板抱怨办公室闹哄哄的，老板就让他回家去写作。老板所指的家是福克纳在好莱坞的公寓，但几周之后他发现福克纳已经回到了几千英里外的密西西比老家。对福克纳来说，家只有一个，就是那块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是个南方人，而且如他所说，是乡下人，土生子，乡土、人情的观念影响了他的一生。相对来讲，出生于芝加哥橡树园的海明威是个北方佬。我发现，一块版图只要能划分南北，那么北方总是偏于单纯、辽阔、强悍，而南方则阴晦、潮湿、诡谲，如果说《楚辞》和《诗经》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南北之分，那么福克纳与海明威也正好凸现了美国小说的南北差异。海明威的小说如高纬度或高海拔的杉树，俊朗、挺拔，笔直、干净的主干顶端，托着巨大的塔型树冠，危险而又美丽。福克纳的小说更像是南方的丛林，在低洼的平原上绵绵生长，不仅有古木，还有灌木、杂草、苔藓，鲜花盛开、雾瘴弥漫，狼虫虎豹、蚊子苍蝇都活跃其间，能听到大树坍塌的隆隆巨响，也能听到枯叶滑落的轻微脆裂。福克纳的世界正是脆裂的记忆，是记忆中消失的南方，记忆产生挽歌，让这个世界更丰富，也更漫长，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他到死都没能把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讲述完。
海明威的小说干净、简洁，以减法行文，语言千锤百炼，就像是一个中轻量级的拳击运动员，全身没一块多余的赘肉，穿上西服就成了体面的绅士。据说他的词汇运用在全美作家是最少的，为了“把字眼儿弄得准确一些”，《永别了，武器》的结尾，他改写了三十九遍才感到满意。这使他作为作家的内在气质，远离了李白而接近杜甫，李白以古风、乐府见长，斗酒诗百篇，而杜甫痴迷格律，字字句句莫不苦心孤诣，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比杜甫走得更远的是贾岛、孟郊，郊寒岛瘦，“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平心而论，海明威并没有取得杜甫那样伟大的成就。原因之一，诗歌是文学中最讲究的形式，然后是短篇小说，再次是长篇。虽然海明威以诗人般对形式的苛求写短篇小说尚可成功，但这么来写长篇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海明威高度省略的冰峰写作，走到“郊寒岛瘦”的地步，推进到长篇小说的领域，就如马尔克斯所说，他省略掉了神秘和优雅，以至于任何一点缺点在他身上都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海明威追求简单、流畅，唾弃浪漫，反对晦涩难懂，而福克纳恰恰沉溺于复杂、晦涩，批评海明威“从未用过一个得让读者查字典看用法是否正确的词”，他认为海明威是走捷径，包括自杀身亡也是“走捷径回家”。他用加法写作，形式多样，技巧多变，阅读他的作品，就像在丛林中蛛网般的小径上搜寻他的脚印，必须控制呼吸、小心翼翼：他以每一篇小说、每一个人物来为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丛林增添着神秘与恐怖。海明威的写作也许是为了摆脱痛苦的个人记忆，而福克纳却一直沉溺在记忆中写作，个人记忆、家族记忆交叉、重叠，铺成了一片属于他的神秘领地。进入这片领地的钥匙，只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
二
“回忆在血液中形成，它是一种遗产，包容了一个人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他自己曾亲身经历一样。”同为南方作家的尤多拉·韦尔蒂这样写到，小说家的劳动就是“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一切归还给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能会发出一个疑问：记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或者换句话说，依赖回忆的写作，是不是竭泽而渔呢?
我想到一个似乎不相干的例子。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则关于“魔鬼卡”的节目，一个山东农民在某市捡到一张医疗卡，抱着侥幸心理插入取款机，试输了一组密码：123456，恰好吻合。卡上还有300多元余额，他第一次取了一百元。第二次再取，发现卡上竟然多了一百元。于是他不断地取，而卡也像着了魔，取多少，反而增加多少，后来小工大概一共取走了印多万元(或者更多)。事后有关部门查明，是操作系统出了问题，几率几乎是万万分之一，而吞没这笔巨大不义之财的农民最终也蹲了大狱。但我却正好拿这事做个比喻，向记忆挖掘的小说家，如果他持有这么一张“魔鬼卡”，那么他非但不会竭泽而渔，记忆反而会因他由叙述而更加丰盈，这就是虚构和想象。就心灵的愿望而言，虚构和想象同样是一种真实。
这个比喻同时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有了一张具有魔性或神性的卡片之后，我们显然还不能就此获得源源不断-的记忆，我们需要借助一组密码，或者说，一把钥匙，一个媒介。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写过一本《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郑学勤译)他在书中分析过杜牧的一首绝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作为读者，短短二十八个字，唤起了我们对历史的绵绵回想，以及对另一种可能性的生动想象；而作为诗人，撩拨他的想象而写下诗句的，则只是一把被沙土掩埋的、生锈的铁器。这件铁器，就是诗人进入历史和虚构的钥匙。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俯拾皆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借助的是一次重逢，山河破碎、劫后余生，故人相遇，追怀昔日的荣华，已是白云苍狗。而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借助的仅仅是“赤壁”二字，因为他泛舟的黄州赤壁和作为古战场的嘉鱼赤壁相距遥远，但凭借这两个字他就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历史，故国神游，留下“大江东去”的千古怅叹。曾有人考证过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理由是他家道衰落的时候，才仅仅五六岁，对锦衣玉食的生活，不会肾下深刻的印象。但这种观点，剥夺了虚构之于小说家的重要性，看不到小说家和历史家的根本不同，前者只须一个机缘，就可以从想象中进入个人或者家族的记忆，正如韦尔蒂说的，“回忆在血液中形成，它是一种遗产，包容了一个人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他自己曾亲身经历一样。”而后者则讲究字字有来历，所谓“拿证据来”，而且孤证不立。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许多人对《红楼梦》中凤姐向刘姥姥介绍的茄子做法大为感叹，更坚信没有这样体验，怎么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偏有好事者为了亲身验证，竟如法烹调茄子，结果味同嚼泥，难以下咽。我想有一个人倘若能看到这些，会笑得喷饭，这个人就是曹雪芹。他进入回忆的方式，也许借助的真的就是一块玉，或者一块没用的石头，他比普鲁斯特借助玛德莱拉小点心进入逝水年华更加神奇，普鲁斯特书写的基本是自己的经历，而曹雪芹讲述的是血液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