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故乡的云
作者：哈 南
不该带的带了，该带的却留了下来。
十二年后的一天，我忽然听到了一首歌。
天边飘着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对我召唤。
那么老的，对我来说却是全新的，如同第一次听到一般。十二年来，我的耳畔从来没有响过这一首歌。
我一愣，看着天边的那朵云。
归来吧，归来哟——
我惶恐了。那是一朵飘幻的云，那是我始终没有写成的小说。
加油站的闷热的中午，水泥地面的热气像一炊刚刚出笼的小笼包。日本人都跑到空调房里去了，我却在坚守岗位。这样我就能够放心地摊开信纸，填上几个字，甚至几行。看到车子来了，我迅速地把它揉成一团，塞进口袋，不让人看出一点破绽。于是我的信纸一开始就是皱巴巴的，那上面有楷书、行书、草书，甚至有事后连自己也看不懂的文字。
远方的人儿，现在你知道了那么美丽的有着樱花和富士山图案的邮票为什么会贴在那么肮脏那么污秽的信纸的上面。邮戳一盖，封印了不该泄露的心绪，而那居然是我十二年间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活动。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我因此潜入了一个在日中国人举办的文学周会。我蜷缩在角落里。一个上海女孩子走到我跟前说她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嫁给了日本人。在守着丈夫的寂寞的时光里她看完了所有奥斯卡奖的录像，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对此进行交流的伙伴。我咬住了嘴唇，没有勇气告诉她如果是讨论国产战斗片什么的，我或许还会从记忆中打捞出几片业已残破的银幕。
席间来了一位福建籍的女作家。我终于拗不过自己走过去对她说我们是老乡。我应该再说一些什么，仅仅暴露自己福建移民的身份，在海外并非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可是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还记得你，大约十几年前在福州的青年作者学习会上你就坐在我的后面。
我听说与会的许多人都属于一个叫“荒岛”的文学团体。同样的一片沙滩，我看到了弯下腰来把美丽的贝壳拾起来的身影，却找不到一个自己留下的脚印。十二年来我一直在一个无人岛上默默潜行。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在国内写的最后一个短篇《唐平县委有两个秀才》是我到了日本后发表的。小说让我得了在福建的第二个小说奖，上了《小说月报》(1989，6)。我是在第二年才知道这件事的。好心的人把它告诉了我，还设法弄到那本《小说月报》寄给了我。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那是深夜一点钟，刚下班，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那么一口气。那个时候的阅读便不再是文学的了。那种阅读成了一种自我摧残。我发现我的小说被全文剽窃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冒充我登上了领奖台。他从我丢弃的行李中拣出了一些破烂，然后去招摇撞骗。
我躺倒了。一块烧得灼热的玻璃突然间被按到了冷水中，一下子就碎裂了。
有意思的是，十二年后我却从一个相反的方向面对着自己人生中的另外一次转型，而且这一次一点也不比十二年前的那一次来得轻松。我捏紧了笔费尽心机也无法把一个小时候摘录在什么地方的优美词句给呼之欲出时，我气愤地拍了一下脑袋瓜儿，骂出来的竟然是一句：“八格牙鲁!”当我竭尽全力地想在眼前塑造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比他先到的却是一个合同，一笔生意。我气极了，我为什么不大笔一挥，刻画一个已经赤裸裸地沉湎在金钱当中的我自己?
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我侥幸在《小说家》(2002第1期)上发表中篇小说《唐三彩壶》(杂志改名为《交易背后》)以后才知道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存在了多年的先锋派。我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我甚至认为就像剪掉清朝的长辫子那样把对话中的冒号引号这些障碍物去掉，先锋派的模样就出来了。我翻杂志，看到连篇累牍的不再有冒号引号，读过去光秃秃的有一马平川的感觉，我就惶恐地想这杂志发先锋派，自己千万别去鸡蛋碰石头。
如果编辑说我文字老了，我或许会再一次粉墨登场。如果编辑说我方法老了，我或许会奋不顾身地扮一张鬼脸。活到老，学到老。可是如果编辑说我思想老了，我实在无能为力。这世上有什么药能够治文学的老年痴呆症?于是，我不再自作多情了，那首歌其实是这样对我唱的——
归来吧，归来哟——你赶快落叶归根。
只有我小说中的人物不把我嫌弃。他们说幸亏你老了。你要是不老的话。天泉说你走的时候十一月里天早早地黑，你回来时十一月里天还是早早地黑。我一想也对，要是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写的话，天泉便会仍然活着，甚至活得嬉皮笑脸。
还有就是那个当过丫头的姨妈，她被丈夫偷去的两钱黄金压得透不过气来，到现在她才对我说那阵子她比恨地主还要恨她的老公。
还有《十月》也让我上“新干线”。惊喜之余，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差阳错。我坐过日本的新干线，看过风驰电掣般掠过的车窗外的风景。其实我害怕速度，高速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终点。我喜欢老牛拉破车，慢吞吞的，看着天边的一朵云。
归来吧，归来哟——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责任编辑 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