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我所知道的蓝翎先生
作者：金 锦
两天后蓝翎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远隔千里，匆促间我只是发了一份唁函，遥祝他魂归天国，永久安息。当时追昔忆往，虽然心有所感，却没有急于诉诸文字。不是不想，而是觉得像蓝翎先生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和李希凡一起，因毛泽东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名震朝野的人物，即便写悼念文章，一时也轮不到我的份儿。光阴荏苒，时过半载，我一直留意凡能见到的报章杂志，竟没有发现追悼的辞章，这让我很有些失望和不安。也许痛定思痛的追忆是一个反复咀嚼回味的过程，可能需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我却有点沉不住气了，慌急间把几十年来对蓝翎先生零零碎碎的记忆连缀一起，觉得吐出来对他对我都是个安慰。
我对蓝翎先生的仰慕，是在认识他之前，这首先要追溯到山东大学的因缘。当年，两个小人物一夜走红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到上中学时，就从语文课堂上知道了这两位山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母校校刊《文史哲》抨击权威一炮打响的重要事件，并由此萌生了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向往。及至1975年秋天我终于跨进这座高等学府的时候，那种如愿以偿的感觉里，既包含对历史名校的景仰，也包含终与两位“小人物”同校为学的欣慰和自豪。上古典文学课时，从事红楼梦研究素有造诣的袁世硕教授，讲述起红学史上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波，对他的那两位同班同学自然就多了几分了解和评说。这就使蓝翎这个名字伴随着“两个小人物”的概念，在我脑子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第一次与蓝翎先生认识，是在1980年春天那次中文系主办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当时我已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的教研工作。这是拨乱反正后学校组织的首次纯粹的学术会议，一批全国知名的学界耆宿高校精英应邀而至，荟萃一堂，给乍暖还寒的校园带来了缕缕春风。一看到蓝翎与会，我便迫不及待地到住处造访。当那个清瘦单薄温文尔雅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却怎么也不敢与当年敢于挑战权威的青年学者相联系，特别是那早生的华发和多皱的面庞，似乎盛名之下隐藏着诸多隐秘及沧桑。
简单的寒暄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交谈。当我言及家乡是水浒故事发源地郓城时，他眼睛突然一亮，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告诉我他的老家就是同属于菏泽地区的单县。要不是他亲口说出，我还真不敢相信，仰慕已久的两个“小人物”，其中一个原来是从鲁西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乡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瞬间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怯生和戒备，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接下来的交谈就成了那种一见如故或久别重逢似的推心置腹。我怀着好奇，询问了他的生活历程，尽管这是初识比较忌讳的纯私人话题，他却十分坦诚地向我直陈了“轰动效应”之后的传奇经历。
蓝翎原名杨建中，1932年出生在苏鲁豫边界黄河故道区一个贫穷的乡村。他少年聪颖，不满18岁就从高中一年级考入华东大学，1950年并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师。就是这个时候，他与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李希凡一起，共同撰写了那两篇驳俞平伯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却因此而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恩宠加身的蓝翎，在懵懵懂懂中，几乎像金榜题名英雄凯旋般地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两个刚刚踏进社会的大学生，不经意间成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方面最年轻的权威发言人。一时好评如潮，各种光环和荣誉纷至沓来，声名显赫如邓拓者亦不敢等闲视之。
岂奈天有不测风云，志满意得青云直上的蓝翎在党报立足未稳，那场突如其来的“三、五反”运动即席卷全国，他竟因右派言论而获罪，强行发配到河南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一下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度过了十多年炼狱般的生活，尝够了失去自由的精神折磨，经历了孤独无靠的感情煎熬，遭受了筋疲力尽的体力惩罚。1961年摘帽后做过商业干部和文学编辑，但仍然是受人歧视的另类人物，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饱尝了被人管制任人凌辱的滋味，直到1979年正式平反后，才被选调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
初获解放的蓝翎先生，就像涸辙之鱼回归大海，抑制不住重获新生的亢奋和激动，毫无顾忌地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老乡袒露心迹。时而感叹文学界的野蛮荒芜，时而痛惜学术界的单调苍凉，时而庆幸学人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回归，却丝毫没有流露对自己不公正遭遇的怨怼和愤懑。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就感受到了他的朴实、直爽和宽厚。也许第一印象容易融入记忆，这次面谈以及以后几天的相处，蓝翎先生那种历经风霜雨露一路走来的精神，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气度，那种忧文人命运之多艰的人文情怀，那种珍惜余生发奋作为的意志，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次相识分别后，不久我便调回原籍从政，天各一方，以至于十多年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最初给我的印象却弥久难忘。
说来也是缘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组织上安排我到单县担任领导职务，不期然成了蓝翎先生家乡的父母官。到任不几天，蓝翎先生突然从北京打电话向我问候，畅叙别情之余，恳切地希望我为他贫苦的家乡多做些实事好事，并热情邀请我抽机会到京晤谈。原来几年前他落实政策，又回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并明确为负责人。重操旧业，志得意满，那种矜持的口气和声调里，自然便流露出安居乐业的欣喜和当家作主的豪放。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带领单县的同志在北京召开同乡联谊会，特地邀请蓝翎先生参加。记得那天通知开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刚刚八点多，蓝先生便兴冲冲地来住处看我。日月如梭，一别就是十多年。此番重逢，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却还是有些说不出的惊喜。在我下榻的房间里，清癯健朗的蓝翎依然精采秀发，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与家乡阔别已经三十多年了，时常怀念那质朴淳厚的乡风乡情。他十分认真地询问了家乡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特别倾情地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当听到改革开放后城乡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他抑制不住地呵呵大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我告诉他，由于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民还没有从根本上脱贫，他的脸色陡然严肃起来，深情地说：“自古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下最苦的是老百姓，最好的也是老百姓。父母官就要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谋福利啊。”老学长专注地望着我，并下意识地吟起唐人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蓝翎先生的爱乡忧民之心，让我很受触动，顿感双肩增加了沉重的压力。
接着，这位老学长又颇有兴致地同我聊起了家乡的人文风物，提及较多的就是牌坊和羊肉汤。他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充分利用单县丰厚的文化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单县羊肉汤固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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