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贺兰山以西
作者：漠 月
雪花稀疏而轻飘，还来不及落到地面上就化成了一滴水，很快了无痕迹。不过，贺兰山上却有另一番景致，山头戴上了小小的雪帽，那么的宁静和肃然，山脚下是差不多已成废墟的西夏王陵和明代长城。银装素裹是谈不上的，暖冬的天气预示着紧随其后的春天和夏天仍然是干旱的季节。事实上，这样的干旱已经延续许多年，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大旱望云霓，我相信这只是我的父辈兄长们曾经的举止。他们每天早晨走出屋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抬头看天，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庄重，原始而又自然，这是对上苍的敬畏，也因此有着宗教的色彩。然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走向旁边的羊圈或者驼圈，让困了一晚的羊群或者驼群向着草滩、湖道和沙漠深处而去。羊群或者驼群的后面，行走着我的父辈兄长们，他们沉默无语，往往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脸上也看不出喜怒哀乐，像一颗缓缓蠕动的石头。但是，在他们饱经沧桑的心里，却澎湃着善良、豁达和苦难交织的情感，一旦被烈酒引诱和激发了，就能够在瞬间流淌出音乐、歌声和舞蹈。
我指的是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这样描述过：“一山之隔，两个世界，山是岳飞《满江红》里的那个贺兰山。那里是阿拉善高原，是西部的西部，有27万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沙漠，人口仅有17万，蒙汉杂居，两种语言，盛产民间歌手和酒鬼。”是的，单就地理而言，我这样说也许并没有错，窃以为概括得还挺精到。如果上升到人文关怀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无知的，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一种伤害。我对自己的这种无知深感歉疚，一时又难以寻找到弥补的方式。有一段时间，我的文学创作开始发生游离，试图写一些关于城市生活的小说，却都很不像样子，自己都羞于说出口。这又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只能属于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属于那里的草原和沙漠，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了多远。假如我的小说中缺少了草原、沙漠、羊群、驼群这些最基本的元素，我必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当然，这其中不能没有人的参与，也就是我的父辈兄长们，包括女人和孩子。于是，也才有了近期的《青草如玉》、《大草垛》、《许女的婚事》，包括被《十月》相中的《冬日》、《秋夜》和《大水》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我的小说一开始就被故乡情结和恋土情结笼罩着，始终无法摆脱，以至如影随身。也有评论家对我这种创作倾向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长此以往，作品会少了大气和厚重。我在十分真诚地接受批评和表示感谢的同时，内心却在有些无奈地替自己辩解。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已经是一个43岁的男人了，在十余年的写作经历中，在百余万字的作品白纸黑字地落定的时候，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也随之而确定。再说，没有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就没有我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收获。
就写作来说，我无疑是慢手中的慢手，一年大概不会超过10万字，却将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酒场上。我也曾经对自己的这种懒惰有过自责，但当那悠扬温婉的蒙古民歌响起，我的意识会完全脱离文学的轨道，随着歌声情不自禁地八方游走，像一个骑在马背或者驼背上，在草原和沙漠里游荡的浪子，没有目的没有终极。我迷恋这样的生活，这远比城市给予我的一切有吸引力得多。然而，人毕竟又是现实的，作家也不例外，必须回到现实中来。这其实是一个遁词，尤其对我这样懒惰的又才气不足的“作家”而言，很可能是在逃避文学的某种现实。我敬佩的青年作家石舒清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印象记，文章的题目就叫《行走的骆驼》，同是宁夏青年作家的金瓯则直呼我为“老骆驼”，然后是一番戏说和调侃。他们对我有如此相似的印象和认同，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鞭策。不怕慢就怕站，因为我不是靠那种奇巧而飘逸的想像力进行写作的人，尽管我深知想像力对一个成功的作家会意味着什么，有如一架马车上高速旋转的轮子。我也相信有不少作家是靠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写作的，也毫不怀疑这样的文学命题：现实就是记忆。
我生长在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到考上大学前的16年里没有离开过一步，大学毕业后又返回家乡，一边工作一边静悄悄地开始了我的文学之旅。24岁才发表小说处女作《苍海》，是一个短篇，写的就是自己少年时期在沙漠里的一段经历，有伤感有向往，却少有思想，模仿的痕迹很重，却奠定了我对文学的执著，从此欲罢不能。我真正的文学起步大概始于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那时我刚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回来，连续发表了几篇产生一定影响的短篇小说《湖道》、《锁阳》、《放羊的女人》等，被几家选刊和选本竞相转载得“一塌糊涂”，得了四个文学奖，上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其中的一篇还被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买断电影改编权。而我所有的小说，无一不是叙写家乡阿拉善的，经历和记忆中的人和事，成为我写作每一篇小说的动力，似乎与想像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与时代也没有太多的瓜葛，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的父辈兄长们长期以来就那样生活着，在苍天野茫中，在严酷的环境里，是那么的善良而大度，那么的无怨无悔，从而消弭了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带来的焦虑和隐痛。因为他们更多的是感知到了自然的强大和神奇，否则他们难以生存下去。青年评论家李建军最近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家，就应该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自己的记忆能力和叙说的激情，勇敢无悔地关注表象背后那些卑微者的叹息、无奈、委屈，甚至死亡。这句话给我的震动很大，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
人性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正是它那神性的光芒，让作家在仰视中试图接近，而且乐此不疲。关于小说，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说：“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一切归还给人。”我是暗自窃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顾虑，也许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还能再走出去一步或者半步。窃喜是一回事，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清醒更是必要的。经历和记忆的库存一旦枯竭了怎么办?靠想像力吗?那么你的想像力又从哪里来?想来想去，我以为只有两条，一是学养的储备和提升，向前辈和大师学习；一是回到生活中去，生活远比文学要丰富得多得多，那里有源头活水。这说明我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哦，贺兰山以西，天苍野茫的阿拉善大高原。
崇高与悲情同在的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