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对写作的一次内心扫描
作者：袁 远
我写得慢。写别的东西倒快，报纸杂志的随笔啊、特写啊、“命题作文”啊，几乎都可以一挥而就，但小说缓慢。说来我自己都奇怪，其实我是个急性子——当然是隐藏得很深的急性子，表面上别人总以为我散漫、镇静，唯我知道自己的急：做事情喜欢速战速决，一扫而光，一口吞下，然后干干净净的心里就踏实了。可是对小说，我就像中了邪似的，毫无道理地生出无限的耐心，自己就对自己网开了一面——写得多慢都不跟自己急，发表得多慢也不跟自己急，人总是捉摸不透的。
或许是我身上比较笨拙的东西起了作用，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写过：笨也是一种素质，天生的。世界变化这么快，生活的可能性如此多，我跟小说厮缠上后，竟然就一直不离不弃，这也不符合我好动的性格啊。但话说回来，体弱的人都这样，没有多余的精力，也就没有快速转舵的才能。在进入现在这个杂志做编辑之前，我在报界工作了9年，我身边的同事、熟人、朋友都在奋发图强力争上游，发财啦出名啦升职啦，那些事情，我要么没做好——比如发财；要么耽误了——比如结婚；只多做了一样无利可图的事情：写小说。还写得冷冷清清。
昆德拉说过，他写小说如同跪着前行，喻其艰辛。我在2003年之前，写得比爬还慢。一年就是一两篇、最多三篇发出来。2003年李敬泽先生将我的中篇《出轨》发在《人民文学》第五期的头条，是我着实没想到的，那篇东西之前被两个杂志拒绝过，令我很有些沮丧。《出轨》发出来的时候我人已在南非，在一所大学里殚精竭虑写英语论文，用朋友麦家的话说：你这人就这么笨，这么好的势头，你不一鼓作气多写多发，一抽身跑了。做事太随性。2003年整整一年我都在对付英语，英语那种语言跟汉语完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两张结法不同的网，它们把握世界、体察内心的方式各行其道，它们的思维脉络千差万别。我承认英语的漂亮与清晰，它有自己言情状物的优势，可放到我身上，用英语写东西我是摸不准脉搏找不到感觉的。我还是要回家，回到我的汉语里。
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在英语那儿遇到的难题或许跟我对汉语的过度迷恋有关。大学里我写过诗，当我尝试写小说时，发现写下的句子和段落竟然可以如同超现实的秘密的花，可以在阅读中被心灵、回忆、经验和情感层层打开，散发出浓淡不同、层层递进的香味或其他复杂滋味，使我惊喜无比。汉语这种语言的多义性和形象感给我们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在表达上费了很多工夫，力图让写下的文字有趣并耐得住琢磨、经得起咀嚼，这大大阻碍了我写作的速度，也使我走入一道窄门，当然，这是后来我才意识到的。
但有一点我是坚持的：描述内心的波澜与风吹草动，触碰那看不见的、深埋于黑暗中水面下的混乱、不安与迷惑，一个巨大的阴影中的世界，与我们显露在光线中的面孔、身姿、举止、情绪和故事相互渗透，相互擦亮，相互使绊子，又齐头并进，共同构成一个滋味莫辨的现实。我并不打算忽略生活中那片显性的陆地，风土人情、砰然作响的事件、人来人往、摆在桌面上的欲望和话语，但说到底，究竟是什么在切实地影响我们?是什么使我们在骨子里困惑和恐惧?又是什么让我们在纷纷扬扬的事物的获取中、覆盖下依然感到虚幻?
这不是故作严肃或好高骛远，活着为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活着之类的问题，从年少时就困扰着我，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远不能说自己就能写出了那种秘密，但既然我抓着了笔，选择了这个工作，我就必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内心想法。
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阿来老师在一间咖啡吧里和我谈小说，他说到我发在上一年《大家》上的一个中篇《暗扣》，建议我更多地去关注“他人”，不仅将自己生活范畴里的人和事描写得准确，也能够将其他看似“与己无关”的人的情感、内心和故事准确地表现。我知道，不少女性写作者的写作都有从自己出发、绕着自我的打圈圈的问题，尽管有评论说《暗扣》中已有摆脱自我的趋向，从我自己的角度，《暗扣》想写的就是那种不是问题的问题，是困扰众多敏感心灵、与基本生存状态有关又被喧嚣遮盖的实情，是硌着我们神经的一片散沙般捏不成形的现实。但阿来先生所言，正是我需要突破的。
成都历来是个诗歌之城，诗歌发达，民间生活热闹，但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刊物，更没什么人、什么事情推动你去干写小说这种貌似轻松、实则辛苦的活儿——干吗不去跟朋友喝杯茶呢?起码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有靠自己摸索、自己坚持。好在我周围有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这样严肃的写作者，他们多年来以一颗纯正的心面对文学。我喜欢听他们谈天说地，跟他们一起谈论书籍、小说和其他。他们给了我不少的鼓励，也使我在写作这根自来孤独、如今更与主流生活相去甚远的道路上感到温暖。
这些年来我一直写的都是中短篇，自己高兴的是，跟过去相比，写作这棵树如今在我心里长得日益结实了。我曾经对自己的能力相当怀疑，并被这种怀疑弄得苦不堪言，这种自我折磨至今依存，可无论怎样自己比以前坚定了。有很多故事进入了我，在我心里呼之欲出，为怎么表达它们我有时那样烦躁不安，有时又暗自狂喜?在这片秘密的、广袤的水域里航行，我这个神经过敏的、经常失眠的人，渐渐获得了与外界相处时的镇静。萨特说过：“文化不能拯救什么，也不能拯救人。”文学也一样。但谢天谢地，写作这个事情并不比其他工作显得意义更少。
去年年底起，我尝试着开始写长篇。尽管奈保尔在一个访谈里讥讽过长篇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他说得不无道理，但对我而言，长篇是早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能先就在这里夸口说自己一定有所突破——有突破有创新自然是许多写作者的理想，不过至少我不会以草率随意开始，以草率随意进行，我将尽可能地写得扎实。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并不为哗众取宠，虽然我十分愿意读者读到我的东西时，发出一声感慨，或唤起一丝回忆。
早几年，我以一些信手拈来的散乱的笔名、如今也多以一个较为固定的笔名写一些兴之所至的随笔趣文，那些笔名的“知名度”甚至高过我写小说用的“袁远”这个名字。这就是这个媒体渠道花样繁多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命数”。我并不为此烦恼，也不觉得自己不该花时间在那些东西上。在从无什么好运获得一笔闲钱养尊处优写小说的情况下，我也只能白天上班，同时有节制地写一些报纸文章，以安顿好生活填饱肚皮，心平气和地写小说。而我内心里真正尊重的，还是小说。
我相信许多人都已看到，这个降落在中国这片古老陆地上的不安分的时代，正把一大片丰富的、变动的现实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如此魔幻多彩，技术革命啦，出国啦，回归啦，环境的变异啦，人际交往的新路数啦，家庭关系的改变啦，同性恋啦，房子车子教育啦，3G啦，电子媒体取代纸质媒体的嚷嚷声啦，我们在心理上起起落落，又出现自杀他杀抑郁症等等问题，一波一浪，无休无止，一片嘈嘈杂杂的生动图景。无疑，在靠得太近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匆忙描摹写作，出不了什么好作品，小说某种意义上是沉淀的艺术。可无论如何，说文学已到了无事可做穷途末路的地步，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 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