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生活本身并不严峻
作者：吕 魁
在众多的解释和观点中，我颇为欣赏的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生活本身并不严峻”。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似乎对文学，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理解。我想这样比喻：如果说生活是土壤，那么文学就是树苗，每个文学创作者就是育树的人。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棵树苗，精心浇灌，悉心培育。你也可以埋它在土壤，任其自然发展，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浇水，施肥，修剪而已。最终树苗能长成什么样，和育树的那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我写过的东西很少，看过的书也不多，更没在创作上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我很热爱生活，对生活很感兴趣。我有一个不能称为爱好的爱好，我喜欢在行走中听着音乐，看着路人行色匆匆的表情。我听不到他们都说些什么，我也刻意不去听。我随着音乐，去猜想他们会说什么，有怎样的生活?这个时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还未结束，一篇或精彩或平庸的小说却已在我的脑中有了雏形。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语言组织好，用适当的叙述方式写出来。至于写出来的结果如何，有没有意义?我从没有去考虑过。我固执地认为，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情。我的底线是，我写的东西，过一阵子，我再回头去读，依然能静心顺利读完，这也就够了。
具体到这两篇，那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已很难回忆起最初创作的冲动是什么。《少年行》的写作初衷缘于我去年暑假回老家，一个很炎热的中午，我在日光下等着去游泳池的公车。这时，马路对面有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喊我高中时的外号。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她已跑到了我的身旁，兴奋地和我打着招呼。看她的模样和打扮，我还以为她是我的某个远房亲戚。她问我还认得出她吗?我窘迫得含糊其辞。她笑得很大声，笑过后，给我说了她的名字。当我听到她的名字时，十分意外。我根本无法将眼前貌似少妇的她和我读高中时那个只喜欢穿白连衣裙，读各种文学杂志的女生联系在一起了。我问她在照看谁家的小孩?她笑得更大声了，她说小孩是她的，都一岁半了。她告我说高中毕业后她就不再读书了，嫁了人，生了孩子，自己开了服装店做生意。她问我在哪发财?我如实地回答说还在读书，她听后惊讶得后退几步，不停地夸我有出息，还说读高中时就看得出我将来是做大事的人了。我赶紧转移话题，向她打听高中的那些同学的近况。她像是全都知道，但说的都是高考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中有的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有的去外地打工几年都没有再见过了，还有的已经坐了牢，判了很重的刑……
车来了，我给她留了联系方式，和她告了别。在空荡的公车上，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伤。想起了很多我成长中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感觉很遥远，且不实际。就这样，我有了把那段日子写下来作纪念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少年行》。或许我写的不全面，或许我还很欠缺写作的技巧，但是我创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写出来，也算是给青春即逝的自己作个纪念吧。
关于《城市变奏曲》，那纯粹是一时灵感所致。先前我有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也就是文中宁梓的原型。她听说我在写小说，非让我听听她的故事。然后她就给我讲了她是多么爱一个已有了家庭的大学中文老师，而那老师的妻子，很巧是她读大学时的师姐。听了她讲的那个无疾而终的故事后，我也有了灵感，于是答应她，写成小说，在她过生日时，当生日礼物送给她。可当小说还没写完，我就收到了她和她认识不到半年的美国男友去美国结婚的消息……这让我感到突然，就在一夜之间推翻重写了一次，在天亮之前发到了她的邮箱里。她读完后的回复让我感到欣慰。她说，她想买机票回来，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通过这两篇小说的创作，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小说永远不会比生活精彩。它只能是生活的提炼和浓缩，至于生活，它又是无法认清和说清的。每当对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产生了困惑或兴趣，一篇小说的灵感也就随之到来了。但小说毕竟也不是解决生活中复杂问题的办法，更多的时候，它也只是起镜子的作用，当一种呈现的工具。
我知道，我的生活阅历还很浅。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反而更觉得这像是逃避的借口。对小说的创作我幼稚地认为，只有积极地热爱生活，敏感地观察生活中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珍惜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如果再能在生活中发掘，感受到一些东西，那写出好的东西也就不是件难事了。
我很欣赏，也很赞同已故的作家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里我想引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同时，这段话也是对我写作方向的一种指引，也是我写作时，最基本的态度。“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不能勉强。
责任编辑 宁 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