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郁达夫册页
作者：车前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的了解，像郁达夫这样有轶事在民间流传的作家并不多，且有多种版本。轶事让我想起古人——郁达夫在我心里，说他是一位五四作家，他更像是晚明的丈人。当然，这是想当然的。而轶事的产生，说明了，起码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一个作家的个性。个性不强，哪来轶事?因为早被淹没了。如果这句话成立，也就可以说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个性的作家之一。我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含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但也不是很明了：它庞杂而无法精深，博大而缺乏个性。而郁达夫无疑是精深的，即郁达夫的精深是个性的精深——他把他的个性发展到淋漓尽致与出神入化的地步。能到这地步，大概就是非凡之境界了。个性是需要发展的，在郁达夫身上，我看郁达夫的个性发展几乎是一种怀旧。
怀 旧
“三十年来，杭州的景物，也大变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这是郁达夫在自传《远一程，再远一程》中的话。旧日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这种情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中都能遇到，但在郁达夫那里，却是更为明显的。俞平伯也是如此。拿俞平伯和郁达夫作个比较，俞平伯更多的是旧日可爱，郁达夫是旧日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其中的情绪或者说批判色彩无疑比俞平伯浓烈，也主观得多。根据我有限的阅读，为了此刻行文的方便起见，我把作家划分出四类心理机制，他们都可以通过“可爱”来加以甄别(通过“可爱”来加以甄别更是为了方便起见)：一类是旧日可爱的作家；一类是旧日比现在可爱的作家；一类是现在可爱的作家；一类是现在比旧日可爱的作家。
我试着把五四时期作为范畴，来看看当时的那些新旧作家，林琴南他们的心理机制是“旧日可爱”的，所以行之不远；而蒋光赤他们的心理机制是“现在可爱”的，所以同样如此。既然身为作家你就必须有个态度，也就是比较，或者是“旧日比现在可爱”，或者是“现在比旧日可爱”，事实也证明了具有这两类心理机制的作家在写作中更有余地。写作是一项留有余地的工作，而不是推车撞壁的事业。推车撞壁更难，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所以《狂人日记》终究是凤毛麟角的。等鲁迅有了写作经验，他就留有余地了，《阿Q正传》就是一部留有余地的作品。鲁迅是天才，也就是说他的心理机制比较复杂，他常常既觉得现在比旧日可爱，有时也觉得旧日比现在可爱。相对而言，郁达夫就单纯一点，他基本上是一个旧日比现在可爱的作家，他的游记之所以出色，就是一个曲折的反映。为什么说曲折的反映呢?因为这是一己之见，我一直认为写游记的人一定要有“旧日比现在可爱”的心理容量。作家是一个时代的心理容量，是一种在工作中学会对自己想象和虚构的动物。郁达夫想象和虚构了自己的颓废美，而这种颓废美又暗示和影响了他的生活。
人云亦云
从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可以看出郁达夫的性情：
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出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什。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又不仅仅是性情了。和郁达夫的见面，沈从文印象深刻，当时的沈从文是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沈从文晚年时对郁达夫的侄女(女画家郁风)说起此事时，还不能忘情，他说：
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郁风《三叔达夫》)!
那时郁达夫在大学任教，实际收入也只有三十多元。
不仅仅是性情的原因，是郁达夫冲动地要把生活变成一则轶事。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轶事的缺失，说到底，是个性的缺失。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只有大目标，没有细节。细节是个性的分娩，用勒内·夏尔的话说，“报警的孩子”。沈从文早期的创作，简直像是郁达夫的翻版，从中也能看出郁达夫对当时一辈青年的影响，研究一个作家，通过研究一个受到他影响的作家的作品而来反观于他或许更好玩：
有时我常觉得自己为人行事，有许多地方太不长进了(这学的就是郁达夫的口气：有点未老先衰的样子，其实是标榜，也可以说是标新立异。沈从文写作此文时二十三岁，装蒜和露怯自然是难免的)。每当什么佳节或自己生辰快要来临时，总像小孩子遇到过年一般(这个比喻还嫩了一点，郁达夫不会这么写)，不免有许多期待，等得日子一到，又毫无意思地让它过去了，过去之后，则又对这逝去的一切追恋，怅惘。这回候了许久的中秋，终于被我在山上候来了。我预备这天用沙果葡萄代替粮食（郁达夫不会在这时候考虑粮食问题，他首先想到的会是吃酒）。我预备夹三瓶啤酒到半山亭(“夹”用得极像郁达夫的遣词造句的方法，但郁达夫不会夹啤酒，夹的不是绍酒，也是白兰地)，把啤酒朝肚子里一灌，再把酒瓶子掷到石墙上去(沈从文与郁达夫的区别，在这里就很明显了：因为郁达夫一灌，灌出的是颓唐劲儿，不会再把酒瓶子掷到石墙上去。沈从文少的就是这股劲——这股劲是汉文化中的云月烟水在江南一带得天独厚的暮色凝结。沈从文一灌是年少气盛，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好使亭边正在高兴狂吟的蝈蝈儿大惊一下(这是沈从文的潜意识，他夹酒亭中，灌完掷瓶，是为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鸣不平，也是想引起他人的注意——在他的潜意识里，大腹便便的上等人已转弯抹角的以大肚皮蝈蝈儿的形象出现，“高兴狂吟”无疑是沈从文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想象，甚至不无羡慕。羡慕不得，就生出几分恨意，让他们惊吓一下。别看沈从文晚年慈祥如菩萨一尊，他在文学创作之际，“乡下人”情结常使他心怀仇恨。而郁达夫的伤怀，更多的是文化遗传)。这些事，到时又不高兴去做了。我预备到那无人居住的森玉笏去大哭一阵，我预备买一点礼物去送给六间房那可怜乡下女人(郁达夫会这么干，沈从文至多想想而已)，虽然我还记得她那可怜样子，心中悲哀怫郁无处可泄，然而我只在昏昏蒙蒙的黄色灯光下，把头埋到两个手掌上，消磨了上半夜(《一天》)。
尽管沈从文这版翻得有些模模糊糊，乍一看，还是很像郁达夫。
郁达夫很像柳永，沈从文则有点仿佛陶渊明。我说的是他们的创作。郁达夫和沈从文的创作，都是以东方文化作为底蕴，捕风捉影着现代艺术的精神。在现代艺术精神的表现上，郁达夫更胜沈从文一筹。这与郁达夫的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有关。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即现代艺术的精神，并不仅仅钟爱于青年，也不仅仅是年龄问题。青年的创作，必定是新的和富有现代艺术精神的，这一点大可怀疑。创作是个人的事业，不是年龄问题，甚至连时代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