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妈
作者：邹静之
金钹
听见母亲在那间屋中祷告
嗡嗡的声音她说着什么
像金钹的每一声颤动
所有的话语是为了我们
那声音扩大了另一重天
那声音要把胸前的衣扣撑开
我感觉到心的磨房旋转
天下的角落都分配到了爱
母亲善良，一生不会恨人，甚至不会恨那些该恨的人。
记得一件不大的事。“文革”时，在设计院九栋住的“黑高知”“黑高干”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来搜查。有一次父亲机关原来常来求教的一位下属，跟着工宣队来了。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那天像是接受了一件最为荣光的任务，变得不认识了。他手里拿了根长竹竿，在我家所有能伸进竹竿的地方扎来扫去，表现得分外卖力。他抱着一定能找出什么来的决心，就那么无来由地扎着扫着，母亲一直平静而尊严地配合着。时间久了，旁边的工宣队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说走吧。那人还要去阳台上再查一遍。我和妹妹站在深夜的屋子里愤怒地看着，母亲再次打开阳台门让他进去了，母亲的表情像在“文革”前接待他来我家做客时一样。
事后，三个哥哥回家来，听我和妹妹说了这事，要去揍那人，被母亲拦住了。母亲说，他那样做也许有他那样做的道理，知道就行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家里出了件事。二哥、三哥多年积下的一笔钱，加起来总在一百多万，被平时最为信任的一个朋友骗光了。这么多的钱，总要想办法要回来，结果告也告了，判也判了，就是执行不下来。那人天涯海角地躲着，自己的家也不像家了。母亲知道了这事后，想了一天，把两个哥哥找了去，说“他也有母亲，也有老婆，算了吧……钱终归不是命”。母亲说这话是不愿看到那人家破人亡。母亲说了“钱不是命”这话。两个哥哥从此就再不提那钱的事了。
母亲说这话不是轻易说的。在此之前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话很朴素，是菩萨心。
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心胸很大。母亲比父亲大两岁，结婚后才几天，就放父亲出远门去外边读书。当时族中人让父亲结婚原是不想让他再出门的，现在婚结了人反而留不住，就都站出来反对“少奶奶，你放少爷出门读书，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母亲不听这些话，默默地为父亲准备行装。我家祖上当时算是江西的名门望族，父亲又是独子，不求学也可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母亲不以此来羁绊父亲，母亲说她看到的败家子太多了，母亲不会看得那么短浅。父亲后来一路求学读书，直至成为专家，与母亲当年的支持和见识是分不开的。
前年我回老家，听族中的老人们讲起母亲当年办的一些事，听着生动。
父亲在外读书时，我的太祖母和大祖母(我有两个祖母)几天中相继去世了。大祖母在世时，因出身诗书人家，虽孤儿寡母(我爷爷在我父亲四岁时就去世了)，族中人也不太敢欺负。
现在太祖母、大祖母相继去世，父亲又不在家，母亲那时只生了大姐还抱在怀里(没有长孙)，族中就有人要来觊觎祖上的家业。母亲在此之前又从来没有管过家，一时真是内外交困。家乡人回想说母亲从容不迫地把这堂白事办得风风光光，一应礼数都做得十分周全。母亲先是带着家人挨家挨户地报丧，每家送去一丈白布三块大洋，气魄很大。在当事的过程中，母亲怕族人挑出礼来，先是请来辈分最高的族人坐镇，自己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到了关键的出灵的日子，很多子侄辈的都想来争着抱灵牌，母亲怀抱着大姐．让大姐抱定了灵牌，就没有给那些人一点的机会。这事儿，现在听老人们讲起来还是绘声绘色的。
日本鬼子就要打来的时候。父亲还在西南联大，一时赶不回来。母亲毅然带着年幼的大姐和奶奶弃家逃亡。听奶奶后来说逃难时船在渡头镇给炸翻了，母亲和大姐落水，母亲抱定了大姐不放，最后才被好心人从水里救出来。再后来母亲听说了家中七进院子的祖宅被日本人当了军部，麻石谷场成了操练队伍的操场，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现在想，母亲在战火纷飞中拖着小脚的奶奶，抱着女儿逃难求生，投亲靠友，得以辗转千里与父亲团聚，想想那样的情景一个脆弱的人怎么能经受得住。
这样的大事，母亲一生真是经得多了。
1952年在江西钨矿当主任的父亲，被当时的打老虎运动冤屈，关押起来。家中一时从宽裕的生活中跌到了没有生活来源的境地。那时我还没出生，前边已有了一母同胞的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加上奶奶一家八口人，要吃要喝都没了办法。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怀着我终日在缝纫机前缝钨砂口袋，一分钱一分钱地挣着家中的吃食。
这样的劳作致使在腹内的我，胎位不正。正在八月中秋应该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母亲难产，我是寤生而出的(臀位，老百姓的话是横生)，后来才知道这对产妇和孩子都是最危险的，当时母亲不知经受了怎样的痛苦。
我出生后，还在关押中的父亲为家中的境况着想，偷着传出了一张纸条，说“不管生男生女送给人家”。父亲也是怕母亲太艰辛了，让把我送人。母亲怎么会舍得。后来家里人有时玩笑，说如果真送了人，现在静之大概在赣州的山里种地呢。母亲后来对我说过“怎么会送人呢，受了那样大的罪把你生下来，当时想的是厄运总该到头了”。真就应了母亲所想。我出生后不久，父亲无罪而释，随后就从江西调到了冶金部(当时的重工业部)来工作了，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全家十口人一起离开了赣州到了北京。
没有母亲就没有我，每一个人都能够说这样的话，但我要说出的意义真又是不同的。
母亲的处乱不惊是我至今都佩服的。“文革”抄家之前，父亲还在德兴铜矿主持建设。母亲虽然不工作，但以她的敏感，还是觉得大的风雨要来躲不过了。在父亲回来之前，连着几天，母亲把家里的外文书籍和一些古旧的东西都毁掉了，同时又把定为地主成分的奶奶送回了老家。现在想来母亲是要在风雨之前，尽力地把家中将面临的苦难降至最小的程度。母亲对生活敏感而了悟。
第一次抄家那天我正好从外边学农劳动回来，母亲像是算准了我到家的时间，一直在单元门里站着，我刚推门进家，母亲马上迎了过来。母亲拦着我，显出若无其事，让我到外边再去玩会儿。母亲不愿让我看到当时的场景，但我还是看见了，家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那时不到十四岁。看着家里父亲单位的人在兴奋地翻着东西。我知道这是在抄家了。我要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那时我一人住在一间朝北的屋子)。我到了房间看到我读的一些书和做矿石收音机、半导体的零件都被归拢到了一起，抄家的人说这将被当作特务专用的零件被收走。我据理力辩，那些人拉着我把我的胳膊反扭了过来，母亲赶过来把我拉回到厨房，母亲抓着我的手不让动，就那么看着那些人把东西搬走了。整个的过程我和母亲就那么站着，相互间一句话也没说。
在随后的抄家展览中，我看到了那些我的电器零件，果然标明了是制作特务通信的零件。我同时看见了一些我没见过的邹家祖传的小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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