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守护者灵魂上路

作者:王充阊




  一
  
  踏上这片土地,我完全认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评语:长汀是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在这里,我除了饱游饫看蕴涵着典型的客家文化精髓的街衢、建筑,还有幸亲炙了瞿秋白烈士的遗泽,浸染于一种浓烈的人文氛围,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体会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
  秋白同志被捕后,囚禁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这里,宋、元时期是汀州试院,读书士子的考场;数百年后倒成了一位中国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而今庭院萧疏,荒草离离,唯有两株黛色斑驳的古柏傲立在苍穹下,饱绽着生命的鲜活。它们可说是阅尽沧桑了,我想,假如树木的年轮与光盘的波纹有着同样的功能,那它一定会刻录下秋白的隽雅音容。
  囚室在最里层,是一间长方形的木屋。推开那扇油漆早已剥落、吱呀作响的房门,当年的铁窗况味宛然重现。简陋的方桌、板床,几支毛笔、一方端砚,刻刀、烟灰缸等都原封未动地摆放着。环境与外界隔绝,时间也似乎凝滞了,一切都恍如隔世,一切却又好像发生在昨天。刹那间竟产生了幻觉:依稀觉得主人似乎刚刚离座,许是站在旁边的天井里吸烟吧?一眨眼,又仿佛瞥见那年轻、秀美的身姿,正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多么想,拂去岁月的烟尘,凑上前去,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和恣意的长谈啊!然而,覆盖了整个墙壁的一组组图片——绝笔诗、就义地、高耸云天的纪念碑都在分明地提示着:哲人其萎,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当中华民族陷于存亡绝续的艰危境地,他怀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宏愿,走出江南小巷,纵身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事业是群体的,但它的种种承担却须落实于个体,这就面临一个角色定位的个人抉择问题。当时,斗争环境错综复杂,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不够成熟,而他,在冲破黑暗、创造光明的壮举中,显示出“春来第一燕”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的卓越才能,于是,便不期然而然地被推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尽管就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未必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逍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千古文章未尽才”,演出了一场伟大的时代悲剧。
  天井中,当年的石榴树还在。触景生情,不由得忆起秋白写于狱中的《卜算子》咏榴词。“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身陷囫囵,远离革命队伍,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所幸此身未受他人主宰,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灵魂的圣洁。这样,当审讯、威逼、利诱、劝降等烟雾云霾纷纷过尽时,自己便可以在向往的归宿中自在逍遥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尽管这灿若春花的生命,在风刀雨箭般的暴力摧残下归于陨灭;但信念必胜,一如春天总会重来。
  他坚信:“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生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二
  
  隔壁就是汀州宾馆。回到下榻处,我再次打开秋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灵魂自白——《多余的话》,更真切地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秋白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古诗作为开头语,揭橥了他的浓烈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这是他长期以来耿耿不能去怀的最大情意结,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的共同心态。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进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以承荷重任未能克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只赢弱的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只是,他反对盗名欺世,徒有虚声,主张令名、美誉必须构筑在真实的基础上。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可是,却自谦为“半吊子文人”。这里没有矫情,只是不愿虚饰。他认为,价值只为心灵而存在。人,纵使能骗过一切,却永远无法欺蒙自己。一瞑之后,倘被他人谬加涂饰,纵使是出于善意,也是一种伤害,一种悲哀。
  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也是现时日渐式微的一种高尚品格,因而弥足珍贵。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作烈士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拉开严闭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濒临终点时,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和审判。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在我们这个还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以一篇《多余的话》和一束“狱中诗”,亮相了自己未及完全脱壳的凡胎俗骨。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汉子”;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更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文人从政,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囿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文人与政治不易调谐的矛盾,颠扑倾覆者屡见不鲜。可是,又有谁能够像秋白烈士那样,至诚无伪地痛切反思,拷问灵魂,鞭笞自我呢?自省这一苦果,结蒂在残酷的枝头。敌人迫害,疾病折磨,都无法同这种灵魂的熬煎、内心的碾轧相比。
  “君子坦荡荡”,映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我想,一个如此勇于赤诚忏悔的人,内在必然存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追求和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力与自制力,有一种把灵魂从虚饰的包裹中拯救出来的求真品格。对于当下充满欲望、浮躁、伪饰而不知忏悔、自省为何物的时代痼疾,这未始不是一剂针砭的药石。
  
  三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宛转的《多余的话》与铁骨铮铮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两端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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