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永怀爱心的妈妈
作者：吴 冰
我的母亲是作家谢冰心。从外表和装束上看，母亲和许多与她同龄的中国妇女没有多大差别。我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在四川省歌乐山，母亲常常穿阴丹士林的蓝布大褂。那时我10岁左右的哥哥正是淘气的时候。他弹弓打得极准，当时歌乐山住宅门上新换的搪瓷白底蓝字的门牌号，都是他弹射的目标，因此有许多人来我家告状。找上门来的陌生人常把去开门的母亲当作我们家的保姆。
解放后，母亲多次出国，做了些质地好而颜色素净的衣服。我觉得。她“打扮”起来，气质相当高雅。但是在家里她总是爱穿旧衣裳，她说旧衣服穿着舒服，干起家务事来也方便。因此，只要她穿得稍为好一些，人们见了就会客气地说：“老太太，您今天又有外事活动吧?”这些在我们家里都成了笑话。
我们家里虽然总有帮忙的女工，母亲还是天天忙着干家务。她最喜欢做的是收拾房间，或把茶具、餐具等洗得干干净净。插花也是她的爱好之一，除了香味太浓的花以外，只要是鲜花，她都喜欢。在歌乐山时，她经常采些野花插在各种别致的花瓶里。
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时，看到的多是母亲拿着块抹布东擦西擦，很少见她在伏案写作。我有些纳闷，她那些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后来才体会到这是她独特的“休息”方式，她往往利用做家务劳动的时间来打腹稿。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在我眼中只是母亲，不是作家。
勤快、爱整洁的母亲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馨美好的家庭环境。这个家，从抗战前燕京大学燕南园的教授住宅搬到了云南呈贡乡下；从四川歌乐山的小土房搬到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从日本东京的小洋楼搬到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再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楼。我们的家有时简陋，甚至拥挤，有时宽敞，母亲总是尽力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这个家也因为有了她而温暖、快乐。
母亲从来不在晚上写作，因为这会使她失眠。她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也不许我们睡懒觉，即使是节假日。只要阳光照进屋里，她就会进来掀我们的被子，催促我们起床。她不喜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因为这给人一种懒散的印象；她还不喜欢我们嗑瓜子，吃花生，把瓜子、花生皮丢得满地。
她所要求的，我们虽然没能样样做到，还是养成了早起和整洁的习惯。现在算起来，因为不睡懒觉，几十年来我争得了不少时间。也不要小看勤快、“眼里有活儿”的习惯；1980年我到美国进修一年，无论是到人家里做客或是小住，都往往因为能保持卫生间的整洁、主动帮助主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而使他们感到意外和高兴。
母亲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教育是德智并重，尤其注重德育。她能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缺点对我们进行帮助。
哥哥小时特别淘气，学习成绩有时不好。但是他心眼儿好，能体贴大人。一个冬天的夜晚。母亲不知为什么生气打他，他一面躲闪，一面转过身来给母亲披衣服，并说：“娘，别着凉了!”因此母亲常说哥哥是她的“安慰”。
我从小用功好强，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母亲从来不用在这方面为我操心，她说我是她的“骄傲”，但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偏爱我。
妹妹小时像男孩子一样好动贪玩，到考试前母亲帮她复习时，发现她记忆力好，认字全靠背书，随便指一个字让她认，她要从头背到那个地方才读得出来。母亲就拿一张纸，中间挖个洞，遮住了其他的文字，这样妹妹就认不出那个字了。每逢考试，她少不了挨打手心。但是妹妹活泼，喜爱小动物，富有同情心，爱帮助人，母亲说妹妹是她的“快乐”。
在众多的品德中，母亲最注意的恐怕是心地善良了。她常通过讲故事来教育我们。在歌乐山时和我们同住的还有我三舅舅的几个孩子。每当大家功课做完后，最快活的时刻就是围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各种中外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主人公悲惨的童年让我们流了许多眼泪。故事一个晚上讲不完，于是连续多日大家都是赶快做完功课，急急忙忙吃完饭，然后各自把小板凳和小手绢准备好，等着母亲继续讲下去。
我们小时候也犯过许多“错误”，如因为馋而偷吃糖果、糕点，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尝尝香烟的味道等等。这些母亲肯定都发现了，因为床上常留有饼干筒的印子，我们嘴里有烟味等等。但我不记得我们为此受过什么惩罚。
母亲最恨的有两样：一是大孩子欺负小孩子；二是说脏话。一次我和妹妹吵架，两个都用听来却不明白的“X你妈”对骂，母亲为此非常生气。她使用的惩罚方法很特别，先是用肥皂洗嘴，然后灌奎宁水。奎宁这种药是治疟疾的，奇苦无比。妹妹吓得跪下讨饶；我的脾气很犟，赌气喝下苦水后，就跑到山上的树下站着，到天黑也不回家，最后还是母亲拉着妹妹去把我找回来。
我小时还有个遇到烦心的事爱迁怒于人的坏毛病。每逢我犯脾气时，母亲总是拉着妹妹说：“咱们走，别理她!”这使我更加恼怒，但是身边没有撒气对象，过了一阵子，自己也觉得没趣。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不干预我们玩耍。小学时，母亲的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们一种叫“垄断”的玩意儿。那是一种在纸盘上掷骰子的游戏。各人的子儿走到某格，那里可能写着再前进多少步或后退多少步，或者能得到多少“钱”，或“罚款”多少。钱多的可置地买房子、盖旅店。你买的小小木房子放在某格内，别人的子儿若停在这里，要向你付款。这种游戏曾一度使我们着迷，赢的自然兴高采烈，输的免不了气得脸红脖子粗。一次，大家玩急了，争吵起来，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把抓过纸盘来撕得粉碎。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玩过类似赌博的游戏。
母亲在她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我当海军的外祖父常年在外，外祖母又体弱多病。作为女儿和姐姐，她从小懂得为父母分忧，从生活和学习上照顾家计，帮助弟弟。她从19岁当学生时开始写作，后来她做了教师，和我父亲结婚以后又成了师母。
她对自己和父亲的学生非常关心。有的学生谈恋爱了，母亲会给他们指导；有的学生失恋伤心时，母亲耐心地给予安慰；有的学生结婚，母亲热心为他们操办，从打扮新娘直到准备婚后的生活，她都考虑到了；连小两口吵嘴上门告状的事她也管；他们生了孩子常来请母亲给起名字。
我们小时候常见家里有父母亲的学生来，有高兴的，有忧伤的，有笑的，有哭的。他们把母亲当作亲人，母亲也把母爱分给了每一个人，对他们有安慰，有鼓励，有批评。大概是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吧，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从不避忌我们。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暗地里对他们也有评论，说这些人真是又“傻气”，又“可笑”。可母亲对他们却总是一片真心。
母亲不仅有爱心，而且“勇于”表达。在这点上，我觉得她要比我“前卫”得多!她晚年住在北京医院时，和许多护士朝夕相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她对来扫床或送药的护士说“我爱你”，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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