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天地界
作者：周宇红
幸好人类的智慧未终止求索。天文学家哈雷假设测量海水盐分；生物学家达尔文试尝计算地球熔融核心的冷却时间；被尊为地质学之父的莱伊尔则另辟蹊径，设法估计地球生命的出现与成长历程……20世纪初，美国化学家伯尔特伍德划时代地发现了藏在地球放射岩石中的“地质钟”，通过铀一铅比例测定与地球同龄的陨石年龄，估算地球的年龄大约为46亿年!要是厄谢尔大主教在天有灵，肯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人类居住的地球，至少已经寂寞成长了46亿年，而地球上的人类，从出现到今天却只有区区600万年。尽管人类科学在最近的200年内爆炸性发展，但要认知地球，就跟让一个人搜寻自己的胚胎记忆一样艰难。但是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许多风餐露宿、与岩石为伴的地质科学家用自己的脚丈量它，用自己的手感知它，用知识的慧眼洞察它沧桑的表情，用心灵的耳朵聆听它寂寞的诉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胡健民研究员，便是这个特殊人群中的一个。20年来，他用脚板丈量着山川江海，从秦岭山脉到青藏高原，从燕京腹地到南极冰盖，个体的寂寞中有着人类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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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胡健民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一个矿区人家，兄弟姐妹6人中，胡健民排行老五。父亲在解放前读过高中，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因为家境原因没能就读。解放后先在宁夏煤炭工业厅工作，1952年被派到灵武县的磁窑堡煤矿当基层干部。
磁窑堡煤矿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国营矿山，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宁夏煤矿厅的直属矿。“文革”前后，它的年产量只有10万吨，还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当时的采矿工艺落后，主要靠炸药和矿工们人工手凿采煤。因此，凿下的煤块往往又大又沉，然后工人们要用脊梁一块块背出矿井。当然，与井下的危险相比，皮肉上的劳苦可以忽略不计。
父亲去了煤矿后，女人仍然留在农村继续种地。仅凭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不可能养得活一家人。过了几年，母亲决心跟丈夫团圆，于是带着当时已经出世了的两个儿子骑着毛驴去了煤矿。两百多里路，娘儿仨走了整整一个星期。
到了矿上，母亲找不到工作，但又不能闲在家里，便跟矿上的其他女人一样到煤场当“家属工”。所谓“家属工”，多半是在煤场给拉煤车装煤。小块儿的用锨铲，大块儿的只能用肩扛背驮。直到现在，胡健民都能记起母亲手中的大铁锹，记得母亲身背一米见方、一尺多厚的煤块步履艰难地踩着只有一尺宽的木板爬上解放牌卡车的情景。矿上的女人与美丽无缘，每天下班洗澡之前，除了口罩遮挡的位置外，她们沾满煤灰的黑脸，很难辨出谁是谁。母亲每天不是从凌晨干到烈日午后，就是从午后干到月黑风高。
婚后女人生了六个孩子，吃饭的嘴变多了，养家的担子自然加重，夫妻俩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百元，根本不够八口人吃穿。胡健民回忆说：“母亲无疑为我们的成长献出了一切，每天不仅是那繁重的八小时劳动。下班后，她还要带大哥二哥去脱土坯、去打猪草、去喂猪喂兔喂鸡，为了改善家里生活，母亲不得不想出别的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挣哪怕几块钱的收入。母亲的家务也很繁重，我们小时候一直穿她纳的千层底和她手缝的布衣裤……”
说起母亲受过的苦，当儿子的心痛如绞，那样沉重的岁月，真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胡健民小时侯家境很穷，兄弟姐妹6个人，常年挤在一个大炕上。虽然给孩子买不起新衣，但每逢新年，母亲会把全家人的棉衣拆洗一遍，都会让孩子得到一份让同伴羡慕的过年礼物。每年春节，还不到腊月二十八，她就做好几大缸年货，面饼、熟食和饺子馅。北方的冬天很冷，不烧煤的屋子本身就是天然冰箱。
“母亲做的假猪肉以假乱真，母亲做的面条细如线薄如纸，这些绝招是外婆传的，后来她又教会了我大嫂。母亲就这样任劳任怨地操持着家务，从未因为劳累而疏忽了给我们制造快乐……”前不久，胡健民回家为母亲祝贺80大寿，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甚感自己的母亲伟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连小学都没上完、只读过一个扫盲班的劳动妇女，居然在6个子女中培养出四位大学生。“我们家没有人能比母亲更优秀，父亲在世时也这么说。”说这话时，胡健民的视野又开始潮润。 关于父亲，在胡健民记忆里是个永远疲惫不堪的“大忙人”，在矿上既管生产，又抓基建，虽然没有学过专业，但是在实干中成长起来的专家。他不仅工作出色，而且很有人缘，涵养深厚，脾气温和，虽然对人不嚷不骂，但骨子里有股让人敬畏的威严。作为干部，他不能做脱土坯那样的私家活，否则得遭组织批评。他只能在家里分担家务，不仅会做鞋，还会纺毛线、打毛衣。他很体谅妻子持家的辛苦，即便母亲唠叨抱怨，他也总是闷头听着。这种时候，母亲纵使有再大的怨艾，都像拍打礁岩的海潮，碎成浪花，重又平静。胡健民经常听母亲说：“你爸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是工作还是身体，都不能有一点闪失……”
在山岭乌黑、漫天煤烟的矿区上，胡健民多少算“干部子弟”，但在父亲的告诫和敲打下，他从小就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总习惯隐在人群里，似乎那样才有安全感。
父亲的谨慎，不仅由于自己是干部，还有一个感觉像定时炸弹似的“政治原因”，解放时父母两家双双被划为地主成分。虽然父亲人缘很好，在“文革”中没被批斗，但还是时刻谨慎，不敢张扬。在讲“血统论”的年代，这“地主”二字就像头顶悬着的刀，运动一场接着一场，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要知道，在胡健民的档案上，从小就白纸黑字地写着——“可教育好的子女”。
读小学、中学时，每个新学期开学时，都要填写一份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表，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他的社会关系一栏中差不多每一位亲戚都是“地主”，或者“国民党连长”之类的字眼。无形的羞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投下浓重的心理阴影。胡健民12岁那年，爷爷去世，事事小心的父亲瞒了好久没有告诉孩子。直到有一天，胡健民发现父母在一间小屋里低声哭泣，才知道爷爷病逝的消息。父亲处事谨慎的性格，无形中影响了自己的孩子，胡健民从小就羞涩自闭，多愁善感，同时具有自强自律的内在张力。
几十年过去，自己也早成家立业、将知天命了的胡健民每谈起父母，都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对他来说，父亲教会了他实在地做人，母亲使他懂得了如何感恩，低调是他从父母身上继承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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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民的家乡地处宁夏与甘肃的交界地带，煤矿则位于荒凉的毛乌素沙漠边缘。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几乎就没见过几种草木，除了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