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时光外的青春
作者：邵 丹
就那样的恶作剧式的读书热情也很快被浇灭了。我由爷爷领养了几年，他老人家的教育理念，按其自述，深受龚自珍《病梅馆记》的影响，绝不愿给孙子孙女半点束缚。“小孩自己生长嘛，就像小树，自己会长好的。”他说。他对孙子孙女有盲目的自信。而我，有爷爷的溺爱，就根深蒂固地相信，这个世界上只要我想要的，大抵都能要到。如今回想，虽然浪得无法无天之恶名，这份夸张而无赖的自信日后还是很管用的。因了这一盲目，我不太容易接受失败。
上学之后还是要读书的。已经跟爷爷分开了，写封信说喜欢李煜，老人家就巴巴地去书店翻全集为我抄些偏僻却又美好的词。他们父子俩一合计，还商量出每天抄一首古诗，很花哨地挂在镜子边，吸引我们去背诵。可惜太晚了，顽劣性格亦已成形，古诗里记的最牢的是“仓官鼠”，直到现在还很喜欢，想起仓官鼠就觉得肥肥的挺可爱，完全跟诗人的悲愤无关。初一的语文老师每天让学生上台主讲一首诗，我挑了首类似的，语文老师当场就失望得合不拢嘴。她一直以为我是才女，拼命介绍我读好书，比如屠格涅夫的这本那本。我都只翻翻而已。倒记得两个细节，罗亭苍白颀长的手，以及他的手最终没有伸出去。
很快情窦初开，为了吸引对方注意，就得多读些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每天以带书包回家为羞耻。也没读出名堂来，如今回忆起来大脑一片空白。记得莱蒙托夫，觉得他完全应该比普希金更有名，因为他更帅，更忧郁，当然了，也死得更早，悲剧得太美了。但梦中情人跟文学无关，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肖邦，因了肖邦很讨厌乔治·桑，以及一切愿意跟乔治·桑交朋友的人。幸亏没好好读书，不然估计整个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都得上黑名单，那就没书可读了。
为了高考收了两年骨头，一下子作文水准直线下降——特别不会写议论文，越来越不会写，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到了大学，写作课老师情迷冰心，又没迷出个道道来，只会说“哎呀呀，好啊好啊”。一同修课的有几个外国学生，都说不太喜欢冰心，把我乐坏了。在大学里，终于连体育课都能得个优了，写作课只得了个良。
在最应该立志当作家的年代里，我深信自己不是写作的料。好在那时也没想写作，虽然也涂几笔，目标是英文，是出国。当年的校园气氛也是那样的，英文好更容易得到旁人的羡慕。英文还不错，后来也出了国。
在美国开始了写作，用中文。我的同龄人里不少都直接用英文写，有些还取得了很令人艳羡的成就。我也不是没动过心眼儿转用英文写，但幸运的是，这一次，上苍没有给我机会。我在几年前试图申请英文写作硕士，选了两家，都被第一批拒绝了。我想我还是死心塌地用中文写吧。
我最初写的动机是随便换点以美元为单位的零用钱，因为奖学金不够多。后来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多发了几篇，忽然想到写作是个好职业，很多职业一老就得退休，万一自己不小心活到九十岁，大约还能靠写作挣点活命钱。当然得写出名，有了名，就能越老越值钱，老眼昏花了，随便怎么写都有人买账，这样的投资真是一本万利。朋友们都说我不是做MBA的料，但不做MBA不等于不自己找投资项目，我非但要写，还要写出名。早期真这么想。
最初的写作是娱情是玩闹，回头看看第一本散文集，简直就是文学化的日记。但这本散文集固化了那一段金子般的快乐时光，我想，将永远是我最爱的一本。写作与生活一样，很快就进入五味杂陈期。写过散文写过诗，自然而然写起了小说。很快就写了一部失败的长篇。这失败既以出版与否为标准，更以自己的良心为标准。那部各个角度都很幼稚的长篇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接纳失败的人。散文与诗歌写作的一气呵成，恒在的快乐消失了；小说写作常常会滞顿，彷徨，痛苦。不仅仅因为所写的故事，也因为写作过程本身。
生活在遭遇写作之前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但写作，还要写出名，还是在美国用中文写，我终于自己找了堵铁墙，一头撞上去。撞痛了，咬着牙不肯认痛。
常常想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作家，而不是想怎样去写作。总觉得评估出自己比较适合当作家，那么保险系数就比较大。我本质上是很患得患失的人。都说我很小资，我想小资可能都会患得患失吧。大资就不需要患失，无资就无所谓患得，只有小资，有一点，不多，想要更多，又怕守不住已有的，所以患得，亦患失。
花了很多精力去分析，我觉得大约有两类人能当作家，当好作家。一类是经历极多的，一类是才能极好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项职业或爱好是可以只靠才能的。再别说，才能跟美貌一样富有魅惑，局内局外的人都往往被误导。才能最公正的评判还是历史的坐标，但我短暂的一生恐怕无法得知答案，也没有必要寻求这一答案。
更多的人，包括有才能的作家，到最后都在比经历，无论是真实的经历，或是内心的。我这种所谓七十年代生的人谈不上什么经历，可以有的那点经历，比如赶着新千禧年的烟花一同绽放，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转型，又错了位。当年出国只怕太晚，现在又觉得是不是太早。青春最宝贵的十年，都为美国辛苦打拼掉了，换来了文凭，绿卡，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好像还缺点什么。
我很内疚自己贪得无厌。我深知自己拥有的太多，付出的太少，这种透支总让人心慌。我想，搞不好写作就是上帝给我的机会，让写作的磨难平衡我透支的幸福吧。
有一天玩罢回家，说着完全不相关的事，他忽然说：“如果哪一天我忽然死了，你就能成好作家了。”那一阵我发现了凯特萧邦，她是三十六岁那年先生突然病逝，一位幸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妇女就转行成了作家。我差点落了泪，那我情愿不要当作家，我情愿写作路上的磨难无休无止。
是的，我想过停笔。喻丽清说当作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不得不写；我总无法相信自己属于那种不得不写的入。从小到大，我都是爱好太多的人，在朋友的戏称里，我是典型的三脚猫，什么都会玩一点，什么都不专精。像我这么贪念人生的好，又如此幸运地得到了这么多，写作，很可能只是生活中的又一道花边。我或许没有资格成为好作家。
或许也是天意，在我最可能停笔之际，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写了十年，2006年是我在美国的第十年，我在那个春天写下的长篇散文《美丽的抉择》是我的起点，心灵上的，写作上的。
我想只有在美国，我终于得到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放弃了一切。我在美国体会的是终极的孤独，我的陪伴只有比生命更贵重的，无法割舍的爱。甚至未必仅仅针对一人一物，而仅仅是，爱。这一份感悟是我留在中国永远不能体会的。
在美国，我终于明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故乡。都是广义相对的。中国或美国，对我而言，都是故乡，又都是异乡。这点悖论其实早已根植在我的命里。我从小就在京沪线陇海线上奔波，这两条铁路大动脉构成的十字架，烙在我胸口。古今，中西，这将是我写作的另一座十字架。
就这样，写作已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了。人生已经荒废了这么多，只有写作这一样，还青油油地留在我手中，等待着成长，等待着开花，等待着结果。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我与我的爱人不想往这烦恼尘世多增添一个生命，那么，写作，将是我的另类生育，超越时间的青春。与名利无关。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