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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广陵散》
作者：赵 畅
一段尘封的历史，竟在一个偶然的时节被悄然打开，我心跳骤然加速。倾听这天籁之音，透过音乐的质地，仿佛打量到了嵇康那双弹琴的手。那不乏坚韧的手指，以刀的削刮之势在弦上行走，一挖一刮之间，音乐的灵魂怦然铿响，分明透出历史的影子。于是，我穿越千年的烟霭，去勾起跨越时空的那份凄美，去体味嵇康的悲哀、怨恨和痛惜。是啊，嵇康那份凄清哀愁、那份壮怀激烈在中国特有的伴着寒冷晦涩的风里竟流动了千年，带着些美丽的隽永的韵味在中国人的心里流动了千年。
嵇康，字叔夜，生于三国魏黄初五年(公元223年)，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因祖籍会稽上虞，住东关广陵村。史载嵇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凤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长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研玄学、议政论的旗号下，随着领军人物嵇康振臂一呼，“竹林七贤”便呼之而出。他们谈天，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说地，如黄河泛滥一发难收。无酒不成诗，村夫农妇见之，以为天人下凡。
嵇康及其六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而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魏晋风度、正始之音，说白了，亦即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在本体的自在中安顿一个逍遥人生。
嵇康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既与曹室姻亲，又是士族领袖，自然成了司马氏集团征辟、拉拢、怀疑、监视的对象。本来说，嵇康只需“忧乐两忘，随遇而适”亦就算了，可扎根在其思想深层的儒家传统却隐隐作怪，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不时揪着他的心。于是在外在的旷达狂放与其内在儒家思想发生激烈交锋之时，其人格的裂变必然导致其人生命运的惨烈。
毋需赘述，只要窥其些许言行，我们便可推测其命运的必然走向……
史书记载，在洛阳城外和会稽广陵时，嵇康都开过铁匠铺子。每天一大早，他就在大树下打铁。手中的铁锤，击向火红的砧上，火花四溅，叮当叮当的节奏，响彻了邻近的村庄，使其余的世界，包括那个时代的寒冷时间，皆显得寂静无声。《晋书》上说，嵇康“性绝巧而好锻”。其时，嵇康给乡邻打铁是不收钱的。一顿随意的酒肴就好了——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叮当叮当的节奏中去。打铁，或许是嵇康的另一种弹琴方式，音符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如砧上火花随意飞溅，却有着某种稳定而清晰的节奏。其实，在嵇康打铁的诗意中，奇妙地隐含着一曲《广陵散》。
打铁既然是为了图个快活，那么，他的铁匠铺子该是不想让人知道的。“团人”向秀深知他的脾性，所以每每来铺子打铁，总是悄悄而来，只顾埋头拉风箱。嵇康打铁，那借助于劳作，将生命与土地连接为一体的诗意象征，是多么健康而自然。当然，人们并非一开始就听懂了叮当叮当的节奏，或许至今仍没有听透。嵇康如此迷恋并不洒脱，亦不高贵的铁匠生活，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以显身处乱世的卓尔不群。
广陵并非难觅之地。嵇康在此，岂能不被人找到?某一天，当朝宠信的贵公子钟会。“乘肥衣轻，宾从如云”，突然来到铺子前。钟会亦是博学多才之人，先前曾将《才性四本》文稿塞于嵇宅门缝而求教于他，大约是学术以及更多政治上的分歧，嵇康竟置之不理。而今地位变了，又带着当年的积怨，之于嵇康，是祸是福甚是难料。然而，嵇康的所作所为，到底令在场的人们为其捏一把汗。不是吗?嵇康顾自锻炼，不交一言。待钟离去，则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年少时就“浮华交会”的钟会，原以为自己的玄学思想能和面前的思想领袖发生共鸣，却万万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嘲讽，自然心怀嫉恨。于是答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是走了，嵇康这不与世俗合流的禀性，却让自己再也无缘生命中的宁静，而从此走向了衰败。他俩的这番对话实在是违背自己“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观了。
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的不幸怕是一种必然。当好友、魏晋名士山涛举荐代官时。他似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不再顾及朋友的面子，愤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其愤慨的程度，其口无遮拦的嬉笑怒骂，从片言只语中即可窥其全豹：“也许你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想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你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你如果想叫我与你共登仕途，其实是在逼我发疯……”不啻于此，信中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且揭穿“礼”的虚伪，“法”的荒唐，完全公开了与司马氏利益集团之不可调和的矛盾。
令嵇康进一步走向深渊的，则是“吕安”之案。事情的原委是：嵇康有两个好朋友，是兄弟俩。哥哥吕巽，弟弟吕安。吕巽奸污吕安妻，反诬告吕安虐待母亲，不孝顺。吕安引嵇康为见证，嵇义不负心，愤然而起，既出庭作证，又挥笔作《与吕长悌绝交书》。信写得极为悲愤，一边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一边后悔自己以前一直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吕安了。
让嵇康始料未及的是，前后两封绝交信，都落到了钟会手里。为此，钟会在司马昭面前力谮嵇康：“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飞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但我只想提醒陛下有必要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陛下知道他为什么给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小人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而山涛反对未能成功．他便恼羞成怒与山涛绝交。陛下知否，过去姜太公、孔夫子不是也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吗?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诡谲、举止异常，又诽谤圣人经典，这样的人，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原本就只是一般的私信，司马昭也就没当回事，在他看来，一个“不孝者的同党”，和一个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的文人该受何种处罚，实在难以定论。钟会却极尽造谣中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进谏谗言，终于令司马昭下定了处置嵇康的决断。
真正令嵇康惹下杀身大祸的，则是嵇康放胆拿王凌、毋丘俭和诸葛延等三次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的触目惊心的时事，纵笔写下的《管蔡论》。其名义上是替被周公、孔子视为大逆不道的管叔、蔡叔翻案，骨子里是为王凌、毋丘俭和诸葛延的“叛反”鸣冤，是影射司马氏父子阴谋篡位的行径。毫无疑义，嵇康明显把讥讽矛头指向了司马氏集团。至此，司马氏集团又怎能坐视不理呢?司马氏可以容忍阮成、刘伶辈的狂放，可以容忍孙登、皇甫谧辈的隐逸，却绝不能容忍嵇康的性烈。
嵇康的死，很惨烈，亦很从容。刀杀嵇康的刑场设在洛阳东市。刑场上，烈日下，他想起了早年在白塔驿舍(在今绍兴县陶堰白塔村)中练琴，有一天夜里，忽然来了位自称古人的老翁，坐琴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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