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超隐喻之思
作者：藏 策
超隐喻理论，讲的是一种形式，同时又是一种内容。因为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一种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恰恰又是内容。所以超隐喻理论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形式主义”的理论，而是脱胎于形式主义却超越了形式主义，并从而成为一种能真正有效破解形式／内容二元对立关系的新理论。超隐喻理论又是专门针对汉语言的话语分析理论，在这一点上，任何西方理论都不能与之相比，因为西方理论是以拼音文字为本体建构出来的，比如德里达针对西方拼音文字而提出来的“语音中心主义”，如果直接用于非语音中心的汉语分析，就会变成削足适履。汉语言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却从没有专属于自己的话语理论，在当今以话语分析、文化研究为学术范式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缺憾。这就好比是在基因研究的时代，我们却无法确定中国人自己的基因图谱一样。而超隐喻理论，就相当于是汉语言文化的部分基因图谱。
二
人类基因组其实就是一系列极为复杂庞大的编码，与其说它是生命的形式，其实更是生命的内容，因为它决定着物种和人种。文学也是一样，因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其实都是话语，在话语这个层面上，是不可分的。谁又见过没有形式而能表达内容的话语，或没有内容而能独立存在的话语形式呢?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当人们转而去看文化与文学的问题时，却又不约而同地会犯糊涂，比如文学界里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争论，从20世纪的五四时期就开始了，直到今天好像也并未结束。本质主义的那套话语已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更是成为人们的常识性谬误。所以要理解超隐喻理论，首先就要弄清楚本质观与修辞观。这样才能使我们在看待问题时，换一种立场，换一种角度。
我来举例说明。我们都知道钻石和石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很名贵，而另一个很廉价。但这只是从物质的浅表层次上得来的结论，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钻石与石墨的区别，其实只是碳原子的不同结构形式而已。不能说钻石里的碳原子是好的，石墨或是煤气里的碳原子就是不好的，决定好与不好的，是碳原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化合方式和结构方式。认为钻石里的碳原子好，而认为石墨或煤气里的碳原子坏的人，属于持“本质观”看待事物的本质主义者。认为钻石与石墨、煤气的区别只是碳原子组成的形态与化合方式不同，而碳原子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的，是持“修辞观”看待事物的人。这道理在文学的文本中更加显而易见：好作品与不好的作品，使用的大体上都是那些常用的字和词，不能说那些经典文本里的字是好字，不好作品里的字就是不好的字，决定作品好和不好的，不是字和词本身，而是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一个好作家其实意味着他创造或拥有了一整套字词间的组合关系，而不是他拥有别人没有的词儿。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无论是国学派还是西化派，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对传统文化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说要在传统文化中挑出钻石和煤渣、煤气来，然后把钻石收起来，把煤渣和煤气扔掉。他们只看到了钻石与煤渣表层上的物理特性，而对更深一层的原子层面的知识则一窍不通。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至今也没能真正完成知识体系上的“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之前的修辞学，属于传统修辞学，传统修辞学一般认为，语言日常所用的表义方式是“直言”的，也就是说是以字面意义为主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也有着类似的观念)，而且能指与所指是同一的。比喻(作为一种可增强表现力的修辞格)是非正规、非常态的表达方式。然而，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现代修辞学研究证明，语言交流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人认为只在一些专有名词中存在)。是先有“比喻义”(在汉语中也叫“引申义”)才有“本义”的。现代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现代修辞观的这一转变，绝非语言学科内部的小事一桩，而是涉及了人类的整个认识领域。“本质观”认为，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我”，有一种“中心本质”的东西可以作为自我体认的基础。而社会正是这些个人组合而成的同质体。与此相反，“修辞观”认为，人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建构的产物，他对自我的体认来自他与其他人的日常对应关系；“自我”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在与别人与社会的交往中，自我被界定着，同时也建构着社会的“现实”。除了这种日常的现实之外，再无其他“本质性”的现实。其实，马克思在有关人的论述上，也是非本质主义的。他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文化难道就有可能是本质主义的吗?是好与坏泾渭分明地摆在那里，等待我们如做外科手术般“去其糟粕”的吗?
就像现代医学已经表明的那样，主宰着人类以及一切生命现象的，是生物的基因组的编码，不同的编码形式直接决定着生命的内容——物种的差异与生命的进程。可以讲，代表着生命最高机密的DNA编码，其实也是一套符号学。决定着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差异的，不是什么“本质”，而是基因之间不同的组合关系，用现代修辞学的话说，其实也就是修辞关系。
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在人类基因组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生命的奥秘对我们已昭然若揭。那么文化的奥秘呢?文化，这个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既实而又实又玄之又玄，既五光十色又大象无形，既无处不在又遍寻不得的东西，它那既是形式又是内容的最高秘密——DNA编码——又在哪里呢?
人的“主体”是由话语构成的，其实也可以说是由广义的文化构成的。文化可以是各种不同的文本、实物、制度、仪式和风俗……但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则都是话语，不同形式的话语。话语的不同编码方式，决定了文化的不同，就如DNA的编码不同决定了世间物种的不同一样。
中国文化，或日汉语言文化，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编码方式，我将其命之为“超隐喻”。
三
我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世界观产生怀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的那场中西文化大讨论开始的。但真正让我意识到文化中“隐喻”这个修辞学问题的，是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学者保罗·德曼。借助这位昔日大师手中的依旧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可以剖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胞核。德曼有关“美学之意识形态”的论述，让我意识到了汉语言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的修辞现象——以一种特殊的、凝固的，但却是不容置疑的隐喻方式，将话语本身锻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参照法国的“俗套理论”，就可以一眼看出，这种超隐喻的意识形态隐喻本身，在话语形式上又必定是一种“俗套”。比如，天、地、君、亲、师，本来其中的“天理”与“人事”之间也就是一种隐喻性的关系，但这种隐喻却被过分化了，超级化了，成了“超隐喻”。于是原本的隐喻便不再是隐喻也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变为了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