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生产队的激情岁月
作者：孟宪杰
村上的人把玉米叫成“棒子”。那棒子已有一人多高，冒尖的穗子呈金黄色，齐刷刷地成方连片，像一道碧绿的屏障。钻在里面，透不过气来，只听见光着的臂膀和叶子摩擦的声音、偶尔锄头和地里的砖石相撞发出的“当啷”的脆响，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汗水像河沟里的水往下淌。裤头儿早湿了，脚在鞋里也和了泥。忽然前面透出了亮光，快到地头了，又狠狠地撸了几把，终于冲出了棒子地。把锄一夹，站在那条并不宽的庄稼道旁。
风来了，像小时候奶奶的手抚摸着我的脸，亲昵而动情，像对我劳动的肯定和赞许。前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棒子像长疯了一样。站在这里，心里似乎听到它拔节的“咯吱”声。中部腰间鼓起来，红缨已经吐出，只有被锄头砍掉的杂草，蔫蔫地睡在一旁，似有些可怜。棒子的底部，已爬出了青绿色的水根，拼命伸向大地，起劲吸收地里的水分。风再大它也不再倒下，不辜负农人对它的期望。我仿佛从这里看到堆在园里金色的玉米和奶奶贴在锅沿上黄灿灿的饼子。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它繁衍了一代代农人的希望，萌生着农人一个又一个的幻想。我挚爱这块土地，它宽厚为怀，无论在谁的手里，是地主还是贫农，无论社会怎样变化，是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你不亏它，它不亏你。这种包容、厚重和公正是那些人可以比拟的吗?
昨天晚上，麦场里的批斗会的余愤难以从心头上抹去。被批斗的是教我中学的周老师。济南战役时，他刚刚从黄埔军校出来，作为中，尉炮兵连长的他，当然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紧紧地压住了从城东南攻城的炮火，一批批的人倒在血泊中。后来失守了，缴械了，再后来进了山东农大园艺系，接下来就成了中学的植物教师。我们是请周老师来作生产队的苹果作技术指导的。看到了压弯枝头的果树，这里面有他的心血，社员们不会忘记他。农人讲的是良心，面对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跪倒在地的周老师恨不起来，他们悄悄地退出了会场。只有过去那几个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孩子，发疯似的喊着口号，在大伙儿的沉默之中声音格外孤单、苍白。死人的战争还能去追究这个俘虏兵的罪责吗?在过去，我会走上前把他们几脚踢倒，现在不合时宜了。运动轰轰烈烈，我只有愤愤不平地回家，这是我的自由。
“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下子把全国搅混了。城里的人不知所云，远离省城的小村，农人们照常日出日做，干活儿吃饭，和老婆睡觉。后来“十六条”下来，在焦家祠堂里听传达，斗争的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团支部书记的我，有点儿彷徨，应该站在哪一边，始终也没有谁向我讲清楚。跟着老支书参加了一次被批斗会，干脆回到了生产队里。
如鱼得水。谢天谢地。和这些戴草帽子的人在一起，他们的粗野和坦率使我有了底气。怕什么，凭本事吃饭，我们浑身都是力气，又怕谁呢?
大伙陆续从地里钻出来，浑身上下像从水里捞过一遍。农人们没有擦脸的习惯，地头上把头一甩，汗水不知洒到哪里去了，吹过来的风很快把脸擦干了。他们或站着或蹲着，不经意地用路边的石子把锄上的泥土剥去。锄头银光闪闪，映出了他们的笑脸。一股发自心底的兴奋涌上来，笑骂声此起彼伏……
夏天棒子地头吹凉风，冬日麦秸垛里晒太阳，晚上老婆孩子热被窝，这就是庄稼人的好日子。
二
虽然“三自一包”屡遭批判，农村集市贸易却像扑不灭的火焰越燃越大。需要就是生命力，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农人们总要把仅余的那点儿农副产品卖出去，买些油盐酱醋回来。工商所的小伙计把小商小贩逼得四下逃窜，可村上的集市不依谁的意志为转移，由镇武庙的四周，拓展到南北大街的两旁。
集上的人很多。有些地方显得拥挤。“大饥饿”的恐惧还未从那些中老年人的脸上抹去，但吃粗吃细的日子已经使许多年轻人的脸上有了红润。前面走来的那个姑娘，扎两个小辫儿，着绿色的军衣，蓝裤子，明眸皓齿红唇，微微隆起的前胸，一股青春的魅力。“跟上。”不知谁喊了一句。我们几个立刻转回头，紧紧跟在她的后面，直到人家那圆润的屁股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才无可奈何地走回来。
路遇初中同学方忠。他当了生产队的会计，长高了，也胖了，比在校时瘦小身材和那张小猫似的小脸，已判若两人。同窗三年情笃义深，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买了二角钱的花生，两人边吃边说。在校时，十三四岁的年纪，坐在教室旁边的那堆横七竖八的木头上，望着西下的夕阳，饥肠辘辘，肚子里不停地叫，盼着晚饭的铃声……
那样的日子不能重来，也不会重来的。社会总要向前走，我们从回忆中找到了快乐，从对比中找到了自信。
从猪肉架子上买了一斤半肉，白里透红，半肥半瘦。明天是娘的生日，全家可以吃一顿饺子。
太阳已经爬过了东边的山头，万道霞光染红了屋顶，照在那么多人的脸上。猪肉和几把韭菜把提筐子的手臂拉直了，还有点儿酸疼，心里却无比的痛快。农村的集市，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也有心灵的沟通。还有美丽的姑娘，看一眼也是享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谁也没有想到，在我赶集的早晨，队里开社员大会，选举我当队长。
据说选举的程序很严格，年满十八岁的都参加。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挤满了那个刚刚打完麦子的场院，连小瘸巴新民子也蹦蹦嗒嗒过来了。“妈的，投一票是我的权利，这会儿不用啥时用!”“这小死孩子也知道投票是权利。”不知谁说了一句。
主持人是大队的一位干部。他说，老队长年纪大了，精力、体力不济，已提出辞职的申请，大队里做了研究，同意再选一个新的。选举的方式是无记名投票，上面不定候选人，尊重大家意见，选上谁谁干，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好自己的队长。话说得不多，简单，明确。
这一权利来之不易，其中包括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当把自己的命运和决策者的选择连在一起的时候，深知那一票的分量。这是天赋人权吗?
女会计用灵巧的手把三十二开的旧往年账，整齐地撕成四片，活儿干得干净麻利。那么厚的一个本子做成了一百二十张选票，每人一张，会写字的自己写，不会写字的他人代笔，一张票只能选一人，多者为废票。
大场棚的墙上有那块水泥制成的黑板，这下子派上了用场。一人唱票，一人往黑板上画“正”字，一人监督，以免念错画错。会场里很静。除了唱票的高音外，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晨曦泻下，东方飞红。那一刻，社员们通红的脸已融进霞光里，那么多眼睛，都瞪着黑板。结果，听说我得九十八票，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其他人。
娘令我外出，我全然不知。选举的时间、方式是党支部研究确定的，来下通知的是女会计。我心里埋怨娘，很惋惜没有亲自看到这个令人激动的场面。
不管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代表说得再好，娘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她说：“不能干，他还是个孩子。”
家门口的人越聚越多，一片焦急期待的目光。他们把生活的富裕已经寄托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导人身上，在那种体制下不就是选好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