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症候式分析与症候式写作
作者：蓝棣之
另外，正好这个春节期间，有一位资深的央视策划朋友，在谈话时希望我把症候式分析这个方法“数字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对此，我想说，或许我可以提出15个词汇，作为是否运用这个方法的衡量，就像“新批评”不也有大约15个专用词汇吗?不过，我得先把话说在前头，文学分析的困难和不可操作，也许正是它的个性所在。
从做学问的角度说，现在是处在一个“理论革命”的时代，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是很普遍的现象。我自己也喜爱理论，尤其对于新的理论，很有兴趣。我总想知道人类最新的理论创造，生怕遗漏，因为这些理论话语总是在描述人类生活的未来动向。仔细想起来，这其实浪费了我很多时间。这些理论著作与我所要做的研究工作，其实没有直接联系，等于是远水不救近火。而且生命是有限的，因而反而影响了我自己工作的进展。在阅读习惯上，在性格方面，我喜欢理论，然而在处理学问方面的问题时，倒是很容易忘了理论，甚至忘记了方法和逻辑，常常根据的是直觉和感受。对于本文所讨论的症候式分析方法，就是如此。事实上就连症候式分析这个名称，都是别人在阅读了我的研究论文之后给我指出来的，说我所使用的乃是类似症候分析的方法。
可是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内，我都对这称谓找不到感觉。一直到1998年我要出版我所做的现代文学经典分析的论文集时，症候式分析这个称谓忽然非常亲切地跳到脑子里来，像是一位老朋友。这一回我对它很有感觉，也很有好感了，也为它的光彩照人而骄傲。但这丝毫都不影响我所享有的某种专利权。我反而还很高兴，因为我认为我这是“论从史出”，是使用归纳法来命名。假如我先有了一个理论方法，然后拿去套文学作品，或用种种文学作品来推导一番，从鲁迅推导到现在某个作家，那样的话，还是在做学问吗?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现代剧作家曹禺。曹禺23岁就写成了复杂万端、深不见底的四幕话剧《雷雨》，而且其魅力使得当时所有剧作家都黯然失色。然而曹禺却说不出来他为何要写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事过两年之后，曹禺才在众多蜂起的评论中指出其中的一种，他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剧本的主题，的确就是我所想而又说不出来的主题，他说我现在追认它。所以，我可以说，我追认我所用的方法其实就是曹禺的方法。
其实，对于我的文学文本分析工作给予命名的朋友是很多的。我记得最早在1985年北京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和1986年在天津宾馆召开的“全国第一届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上，就有不少的说法，有的说我是新批评，有的说我是心理批评，有的说我用的是细读法等。从那以后。我才去找相关的书籍来研究琢磨。后来，记得大概是世纪之交那两年，有一次在南京大学召开的跨学科的文科学术会议上。当我发完言后，刚走下台来，大家就包围而且抢着说：你的方法是考据学，是索隐派，是新考据派，这之后我才认真看了看胡适对于《红楼梦》版本和时代、作者的考据，觉得很有道理，很喜欢，而蔡元培的索引，那就太离谱了。这时候我开始认真考虑我的方法与陈寅恪、王国维、闻一多等前辈学者的传承，然而真正觉得与我的方法相近的，还是俞平伯对于《红楼梦》里秦可卿之死的分析。然而，在此之前，从未认真琢磨过他们的方法。直到近几年，看到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夺目红》，非常佩服，其中好些篇都可谓是精彩的症候式分析。我相信，所有这些卓有建树的前辈学者，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是拿了某种理论批评模式去硬套在作品身上的。这些人中，闻一多是相对来说方法论色彩最浓的一个，余冠英先生后来对我们说他是“英雄欺人”，可正是闻一多提出做研究工作的人，“看理论要粗，读作品要细”。就像胡适那样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曾经热批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说他是拿了什么反动实证主义学术方法来看《红楼梦》云云。多年以后，胡适才说，其实就连这两句话，也是他多年以后偶尔才在翻阅英国大百科全书时看到的，他拿这话来暗示他个人的才华和创造力。
追溯起来，我最初选择现在叫做“症候式分析”的批评模式来分析作品，是在一次现代文学课堂上，时间大概是1983年，那时我研究生毕业后刚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我记得那次课要讲到左联作家柔石的创作，因此在头天晚上我拿起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来翻阅一下，为的是要找到第二天上课的感觉。匆匆忙忙浏览一阵之后。我忽然觉得柔石这个作家，大概是因为当时还很年轻吧，在描写中完全把握不住人物的性格，萧涧秋怎么会不爱陶岚呢?陶岚很优秀啊，几近理想。萧、陶的爱情是作品的主线，我的感觉被阻隔在这里，于是把小说放了下来。那晚上正好有同学来访，说了好久的话，客人一走我也就睡觉了。可是怎么都不能入睡，于是翻身起来拿起小说再看。这回夜深人静，翻来覆去，我看出来了，是因为这个27岁的大龄青年萧涧秋爱上了7岁的女孩采莲，所以他才很快和陶岚(25岁)疏远了。这是一个假设，为了证明它，我又把全文从头到尾翻了一下。对，不错，就是这样。第二天上课，我也就这样讲了。当时我之所以可能在课堂上论证这样一段“匪夷所思”的爱情，是我把这段论证放在另一个理论的合法性框架之中。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时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有一种共识，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们的文学批评有些武断，批评家武断判案，下结论，可有时却连作品所写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都没有搞清楚。大家都同意，在结论与文本之间，应该还有一个解释的环节，要先解释清楚作家写的是什么，才能进一步判断作家所写是否正确。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关注解释学。我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