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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物论（续一）
作者：庄 周
丁 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
三 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
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
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隐私》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隐私》只是相对的隐私，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隐私”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隐私、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隐私、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
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
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
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
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5月第1版）
李恩绩的名字是许多读者陌生的，但他却写了一部必可传世的杰作。李先生大半生栖居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中。此书对犹太人哈同在上海滩从落魄到发迹的一生做了生动有趣、令人喷饭的实录，极富史料和艺术价值，比如王国维与爱俪园的一段不可忽视的因缘就鲜为人知。柯灵先生誉为关于爱俪园的“第一种可靠的信史”。此书手稿为柯灵先生珍藏三十年，劫后余生，侥幸未曾湮灭。柯灵先生说：“《梦影录》所表现的才华学养，是无可怀疑的。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而有真才实学的却没世而名不彰，这真是艺术世界最大的悲剧！”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重读大师》）
由于顾准的息县日记，有人持论过苛地认为有两个顾准，似乎精神反叛者兼有了精神奴隶的耻辱烙印，英雄雕像的基座发生了动摇。当此之际，活着的精神英雄李慎之先生挺身而出，雄辩地证明了：在特殊的环境中，日记也是有必要造伪的。素喜责备贤者的俗儒孟轲主张知人论世。当今之世，只有知世才能论人。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尊敬英雄，甚至强迫英雄跪下，最后就会失去英雄，只剩下跪着的奴隶。西哲云：仆人眼中无英雄。信然！
李碧华《长短句》（《新民晚报》）
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
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
伊 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
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
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邀战，说理透彻，斗志昂扬，文章骨血交融，议论切中时弊，读来能令人毛孔时舒时紧，情绪忽快忽闷。当代中国牛虻众多，“刘牛虻”是我最激赏的一只。他和有些牛虻（如伊沙）的区别是：“伊牛虻”让别人出血是为了替自己进补，“刘牛虻”给社会放血是为了帮人民去毒，目的不同，疗效自然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惟愿“刘牛虻”能保重身子骨，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哉！
刘漫流《失败是蓝色的》（《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在电脑前一坐，就会有一挂时空飞毯自动来到他脚下，助他远离嚣尘。“文坛”对于他就像完全不存在，因而诸如“文坛外高手”的评价，对他也全无意义。与他深爱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他的写作也是追忆性的、“穴鸟”型的。他陶醉于在幽室里与众多域外高手过招斗法，传递机锋，比拚内力，黑暗中那无人知晓的粲然一笑，成了他自视最高的荣耀。他是在一种古典心情下写作的，读他的文章，因而也需要在体内召唤出该种心情。然而召唤谈何容易，所以刘漫流的寂寞，几乎无可改变。虽然这对于他未必是坏事，对我们时代又未必不是坏事。
刘 墉《我不是教你诈》
这种类型的书，非老滑头莫办；而如果作者真是老滑头的话，又是肯定写不好的。能否斗胆将此命名为“刘墉悖论”？说不清刘墉的文章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反正他竟然从“悖论”中脱颖而出了。为了使青少年“被卖”后不至于“还在帮人数钞票”，他以全能教师爷的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说起来这也正是从事这一行工作的家伙（如美国卡耐基）的绝活，都有能耐大量批发人生格言。我有把握的只有两点：一、大哲学家绝对不敢从事这种买卖；二、人类天生长于制造格言，短于听从它。格言批发商若当真“世事洞明”，其居心就有点叵测了。
伍立扬《文言、白话宜相安》（《文汇报》）
伍立扬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贵族倾向，他写作不为别的，似乎就为了证明自己秉承着一股高贵的“文言”血统。看不出他有多大见解，除了感觉到他是一位辛勤的读书郎外，也看不出他的别种真性情。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贵族身份是多么了不起，看来构成他写作的全部冲动。该文字贵族身份，在语言破落户眼里虽然非同小可，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出拙穷之相。他热爱文言，却没能耐像陈四益先生那样写出活生生的文言，使的只是死文字。“文言、白话宜相安”，诚然，但请先从自已“安”起——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作家文盲化的时代，多几位伍立扬实在不是坏事。他爱显摆就由他去罢。
阿 城《威尼斯日记》
论风流蕴藉，顾盼生姿，阿城的文字堪称倾国倾城，最能见出文明古国的薰染之功，调教之力。这部韵味款款的闲笔之作，既有着《教坊记》《扬州画舫录》提供的“文化背景音乐”，又不时传来美国NBA总决赛制造出的现代声响，仿佛“布鲁斯”杂糅了“迪斯科”，贡多拉挨上了乌蓬船。由于心态无比自由，文章的作态也相应挥洒无羁，随机生发，著树成春，不入流而能水流无际，不讲究而能究尽中西。唉，文人最是这阿城好，令笔墨处处荡开。
张 洁《醉也难不醉也难》（《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
张洁的文字，有着十足的女人味，既不小，也不大。是那种不知道如何称呼但想着又觉亲切的女人，不管叫她“阿姨”、“大嫂”还是“女士”（更别提“大娘”“大婶”了），都觉得不像。中国语言里好像真缺少那个词，方便我们见面时称呼。张洁的文章让人感觉她什么都明白一点，什么又都明白得不多。这欠明白的地方，便被她凑成了魅力，或者也就是她独特的“明白”。结尾她说：“这辈子怕是一次也醉不倒了。但我为什么又干了那许多像是喝醉酒的傻事呢？”——正是这类老于文字者的教科书式结尾。
张继高《精致难》（《张继高散文》）
以“三不”原则（不出书，不教书，不上电视）驰名的台湾文化奇人张继高，曾被好事者轰传为“台湾第一才子”，其中自不乏文以人传的缘故。细玩之下，发现这位本该写出放荡奇文的怪客，命笔行文竟格外中规中矩。所以张继高的成就，八成在于见识而非文章，在于能说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缺少精致——包括能够生产精致和享受精致的人”这样的妙论，而不在于身体力行地写出精致之文。横向比较一下，诸如“还没读过一本专门研究见识的专书”之类病句，余光中或董桥先生是宁死不为的。
张默生《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此书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大部分传主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活生生的民间人物，如疯九、苗老爷、鸟王张、义仆等，另有义丐武训、怪杰吴秋辉等。虽然武训在“大批判”之后已尽人皆知，但当作者于三十年代撰著时却知者不多。即有知者，也必认为这些三教九流不配“宣付国史馆”。此书大旨，意为常人亦有懿德异行，芸芸众生不亚于大人先生。足见绝无腐儒偏见，颇具现代眼光。作者学养弘富豪阔，文笔摇曳多姿，读至痛快处，每欲浮一大白。我每当倦闻大人先生之高论，即读此书以舒愤懑，已不下三四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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