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闸门在你的肩上
作者：余 杰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伟大的女性的传记，杜马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三十四年的女子：“她本人就是最温柔的灵魂与最坚强勇敢的灵魂之结合。”她就是法国当代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和实践者西蒙娜·薇伊。“对于我个人来说，生命归根结底除却对真理的期待之外，从没有任何其他意义”。这是薇伊在《伦敦论文集》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她的一生。她不是基督徒，拒绝受洗，拒绝参与宗教圣事，置身于教会和宗教团体之外；但她却以心灵去拥抱信仰，肩担重负去实践信仰，最后献身于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比任何一个拥有无限权势的教皇更加接近上帝。薇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她不断地对马克思学说进行质疑与批判，她更是对那些在马克思以后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独裁者们充满了轻蔑和厌恶。她却比马克思本人更加接近工人阶级，她自动从自己的那个阶级下降再下降，下降到跟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干重体力的劳动。在经过劳动的艰辛之后，她感觉到自己就是受苦人之中的一个，并以全部的生命去探寻十字架上的真理。作家卡博的《信仰与重负》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薇伊的传记。卡博不关注曲折的情节，而重视薇伊精神的经历和心灵的升华——实际上，薇伊几乎不是一个肉体的人，她过着单身的、禁欲的、刻板的、苦行的生活，她是二十世纪最纯粹的“精神的人”之一。
在巴黎高师读书的时候，薇伊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薇伊影响最大的老师、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将薇伊的习作收进自己的日记中，大加点评，并断言她将获得巨大的成就。毕业之后，薇伊到中学教书，很快她就厌倦了教学生涯，她要摆脱抽象的生活而走向更“真实”的生活。于是，薇伊来到工厂，她与强壮的男人一起钻孔、制造零件、烧锅炉……总之，她选择最艰苦的工作，直到身体累得受不了为止。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工人们在屈辱中已经麻木了，几乎没有人理解她，都把她看作疯子，人们故意偷走她制造零件的箱子。薇伊忍受了这一切，把他人对自己的“粗暴行为”视作上帝的恩惠。她发现，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不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屈辱上。
正是因为从精神层面开始思考，薇伊洞察到现代社会的荒谬。我们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一个机器控制人的时代，“现今的社会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它不断地紧咬着人们，却无人了解它的操纵杆；那些为了社会进步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像是紧抓住齿轮和传送带试图使机器停下来，却被碾得粉碎的人。”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事实呢？薇伊不同意革命的方式，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她同样深刻地揭示了苏联集权主义制度的僵硬、冷酷和不自由。从政治上看，集权主义制度建立在民众的热情基础上。但是，当热情一旦消失，人们就感到身处冷酷的受奴役的境地，“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正是在充满热情的情况下感到自身是自由的”。一九三三年，薇伊就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将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苏俄的榜样会让人认同这样的观念——为了革命而牺牲个人的做法是正常的。“全体俄国人民能以组成该民族的每个人以国家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的集体利益而正当地被牺牲”。她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并由此与“唯物主义者”们划清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情况下，薇伊是较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希特勒上台不久，她就敏锐地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两种意识形态互相攻击时，“仿佛是在徒劳地寻找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点”。薇伊谴责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以十月革命的全部威望来装饰自己的政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让热忱的信徒失去了一切审核的能力”。薇伊以一名真正的宗教徒的火眼金睛，发现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伪宗教”性：“共产党的宣传，通过会议的组织，惯用套语，习惯的举动，越来越像宗教宣传；好像革命会变成神话，而这种神话似乎也像其他神话一样只是以承受无法容忍的境遇为结果。”在斯大林权势熏天的三十年代，薇伊就已经预见到苏联帝国将由于它内部的独裁制度和腐败而垮台。她的预言在六十年以后得以灵验。
薇伊本人就是二十世纪基督精神的伟大见证。她与甘地一样，是一个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暴力的泛滥。在二十世纪，掌握了更高级的杀人武器的现代人，以超越了此前所有时代的效率和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类。薇伊短暂的一生就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她的祖国法兰西又恰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她还了解到在非洲殖民地的屠杀、在苏维埃俄国的屠杀以及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的屠杀。这些屠杀让她深感震惊。她挺身而出，高声谴责一切形式的和打着各种各样伪装的暴力：“武力受人操纵，武力又使人屈服，在武力面前人的肉体蜷缩。人的心灵始终由于它同武力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心灵被自以为掌握的武力所驱使和蒙蔽，心灵在身受武力的压制下俯首贴耳。”正是杀人的武器将人变成“非人”，而时代的主潮是信仰暴力，依赖暴力解决所有的问题。薇伊尖锐地指出：“武力，便是把屈从于它的任何人变为东西。当武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时，它把人变成为从确切意义上说的东西，因为它把人变成了尸体。曾经还有人，片刻后，便无人了。”薇伊描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然而，她也许没有想象到，她之后的下半个世纪，人类的愚蠢和残暴还将大大超过她生活的上半个世纪——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屠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屠杀、美国在越南的屠杀、非洲各国的种族清洗……在一次次的屠杀中，人的高贵性被颠覆了。
薇伊爱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以及每一个在困苦中挣扎的人。她对抽象的“国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尤其反对以警察和军队武装的政府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她还在上中学。法国作为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获得了一揽子利益。就在举国上下都欣喜若狂的时候，冷静的小姑娘却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在条约签订前，我还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赞歌的爱国者。欺辱战败的敌人的强烈的情绪那时正在处处蔓延，令人反感，这使我从此摆脱这种天真的爱国主义病。我的国家使别的战败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卖国贼”的思路！然而，薇伊并非不爱她的祖国，在纳粹德国入侵的时期，她虽然远在英国，但是多次向抵抗组织申请潜回祖国充当情报员。鉴于她的身体原因，有关方面没有同意她的申请。她又不屈不挠地去找担任要职的高师同学帮忙。她深知纳粹将采用什么手段来伤害人的尊严，但依然决定要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准备好在受审时“死亡将先于真实口供”。但是，薇伊认同的是每一个同胞，她愿意与他们一起受难。祖国是由人与土地组成的，而国家则是庞大而僵化的机器。薇伊热爱前者而拒绝后者，她认为，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薇伊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曾经与十六岁的学生们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当时，法国制造出了超级豪华的邮轮“诺曼底号”，并以此作为法国强大国力的代表。一时间，法国各阶层的人都把邮轮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都在以热情洋溢的口吻谈论它。而薇伊则冷淡地反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的住宅？”深受政府的“爱国主义”宣传毒害的学生们，非常反感老师的口气，他们纷纷反驳说，这条船的华丽和规模提高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然而，在薇伊的眼里，有什么比国家的“威望”更加微不足道的呢？在她的心目中，正义的原则是高于爱国主义的。
一九四三年的伦敦，胜利的曙光刚刚出现，而薇伊却积劳成疾。她一方面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思考，进行艰苦的哲学和宗教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形而下的世界里操劳，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护理技能为伤者和病人服务，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她没有任何感官上的快乐，只有与上帝交流的愉悦和帮助他人的愉悦。病重的时候，她还坚持让医生把自己送到贫民区的医院，让出单人的病房给别人。她在病床上写道：“在这世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最底层，比讨乞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实际上有可能说真话。其他人都在说谎。”八月二十四日，年仅三十四岁的薇伊平静地离去了。她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没有裁好的布，并坚信“我将得到补修和完善”。
在今天，能够感动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人更少。薇伊的一生，不仅使人感动，而且以亲身肩负闸门的姿态昭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读完她的书和关于她的传记，我们还能够无动于衷地持续面前的生活状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