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槛外人谈
作者：周 实
有了这想法，就开始留心搜集文章。好在经济学是当代显学，高论甚多；谈论经济改革更是热门话题，除了经济学界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热情参与。所以只不过留心采摘了几个月，原本空空的篮子里就逐渐有了些鲜花，且种类不少。虽不敢自矜采摘了“百花”，但篮子里也至少装进了几十种花花草草。在将近七十篇可以入选的文章中，经过仔细筛选，只留下了二十九篇。这二十九篇文章的作者，既有享誉全球的国际名家，也有名重当代的学者，还有目前藉藉无名的专业研究者。从年龄上来说，算是老、中、青三代人物济济一堂。从研究者所处的地域来说，既有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有留学海外的学人；从国籍来说，也包括“国际国内”。我相信，这种让各种流派观点都有机会登台的选编方法，将使这本文集不再成为某一学术流派自说自话的“自家园地”，公共性将成为其基本特点。
按照文章的类别，我将这二十九篇文章分为七类，第一编“面对共同世界的不同思索”，收进了两篇极有代表性的文章，作者们谈的问题博大精深。其中有一位是为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先生，他与杨小凯先生等联手写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其要点是：制度转变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制度转型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这篇文章有几个特点，一是富有历史感，作者们借助法国、美国历史上宪政转轨的实际过程谈出自己的看法：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两者，到底谁笑在最后还未见分晓；二是指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和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推动力的误解，导致产生了许多误导人的观点。作者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较低的初始发展水平，归功于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最后，作者指出了中国这种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经济转型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在公平与效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对宪政秩序的形成产生更多障碍。程晓农先生在国内原是从事智囊型经济研究的，到海外后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写的《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中国改革以来在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干预的双轨制下产生“经济繁荣”的根源，并指出这种通过动用多年积累的资源进行的“花钱买稳定”式改革，现在正面临坐吃山空的困境。作者最后指出，目前的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把制度变革的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这样一来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磨擦。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因其处在海外，又都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其观点不乏深刻独到之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定会从中获益。
第二编“中国八、九十年代经济学发展轨迹”只收了两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董辅礽先生是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至今还很活跃的一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对他的采访反映了这位老学者实在的一面。他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的叙述虽然充满了一种不得已的隐藏与无奈，但还是显示了学术发展在中国的艰难性与曲折性。他的自我审视在其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卢周来因其属于经济学界的“新进”，富锐气且少有利益考量，他在“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一文中谈到的“海尔布鲁诺难题”，说明了一个问题：经济学是市场制度的产物，市场制度有多幼稚，经济学也是就有多幼稚。这两篇文章恰好从一个特殊角度与第一编所选编的两篇文章相映成趣，说明了有关中国改革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为什么目前还得由非本土学者“垄断”首创权的制度背景与学术背景。
第三编“对权力腐败的两种阐释”，主要收集了近几年围绕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即“经济学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对中国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种种相关联的问题，我国经济学家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完全违背老百姓的常识。这一问题的争论到一九九九年达到高峰，先是张曙光先生向何清涟女士发动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挑战，继之又有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关于腐败的高论“走红”中国大地。编者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争论文章收进这本文集，目的很简单：这些思想足迹不管是代表这些学者的光荣还是耻辱，表现了他们的高尚还是庸俗，反正都是他们以“吾手写吾心”的方式为自己留在世界上的足迹，代表着他们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读者们会凭自己的社会良知对此做出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文章在关于腐败问题的态度上，倒是证实了一点多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不肯承认的一个事实：经济学家们已经利益集团化。就在笔者编这本文集时，又听到一个传说，已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前几个月公开站出来承认“我就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所谓“庸俗经济学家”者，指的其实就是为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批判锋芒毫不留情地直指这类学者。
第四编牵涉到的问题比较敏感。程晓农先生留美多年，但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精英分化的分析比较到位。也幸好他身处海外，否则这篇文章恐怕又会为他惹来一大堆闲气。崔之元先生近年来声名不小，他关于“鞍钢宪法”、“大跃进”与“文革”的解释独出心裁，与我们看到的事实相去甚远，本文集收进他的代表作之一“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飨读者。刘东先生针对这种“洋泾浜学风”，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批评文章时惹了“大祸”，惹“祸”根由倒不在于他谈的问题是否错误——其实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圈内人”说过，他谈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在于他的语气与他的少数语句大大得罪了人。因为这原因，他所谈论的问题最后被他的论争对手成功并技巧地置换成“谁有资格谈论中国”这个话题，这当然引起了海外中国学者们的同仇敌忾，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不少只能算得上言不及义的“讨论”，这种情绪性的争论模糊了问题的核心，导致这场学术讨论无法沿着应该指向的路径深入下去，最后还是由秦晖先生出面写了篇“淮桔成枳，出局者迷”，说了些该说的话并结束了这场“纸面上的战争”。笔者今天选编这些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讨论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过时，今后这些话题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些话题虽然与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与我国以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有直接关系。况且中国经济学也有“洋泾浜化”的倾向，只是经济学的语言比较难懂，一大堆“西方经济学概念＋中国资料＋数学公式”的文章颇能收“拉大旗作虎皮”之效。
第五编定名为“槛外人看槛内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些作者的身份与经济学研究无关，其实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位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只是目前他们还未成为“主流”，与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双方距离比较遥远，所以将他们列作“槛外人”。这些作者有的用严肃认真的笔法，有的用调侃的方式，但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有吠叫的权利”，正当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真该好好读读这些文章，以明白如潮的“社会评价”当中——其实有些社会评价就是他们的“同志好友”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门墙桃李”多年来对舆论加以引导的结果——除了赠送他们“著名”，“杰出”等高帽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另类看法”。而且随着经济学家们对现实的解释偏离常识这一“阿基里斯脚踵”被公众认知程度的加深，这种“另类看法”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依笔者愚见，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是学学古人的故智，兼听则明，在惬意享受这些得来甚易的“桂冠”的同时，还听听批评意见。因为现今“著名×××家”的帽子满天飞，抄编了一两本教科书的人也敢领受如此称呼，可见这种称呼正在贬值。其命运也可能如同“小姐”的称呼一样：在改革之初，“小姐”之称甫一出口，听惯了“同志”的国人们顿时为之神清气爽，精神一振。但发展到今天，“小姐”这一称呼已有了太多晦涩暧昧的成分。你如果在某些娱乐性场所称女青年为“小姐”，被称呼者会很不高兴地告诉你：“请别叫我‘小姐’，我是服务员。”
第六编只挑了一篇。这篇文章与中国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作者谈的是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遇到的挑战与应战。作为编者选编此文的用意有两层：第一层用意主要是想让读者明白，经济学的困境不止咱中国有，外国也有，让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表示理解，毕竟“理解万岁”的口号也叫了近二十年，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不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及道德素质要求太高，因为土壤如此，怎能不切实际地对这块土壤中长出来的花果质量要求过高？第二层用意则是想让经济学家们自己明白，洋人经济学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药不对症、处方失灵的时候，曾成功预测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就撰写过一篇《大多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庸医》的文章，调侃过他的杰出同行。既然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都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咱中国那些还不太成熟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要再用那些洋玩意儿来吓唬中国人了，毕竟还是弄明白脚下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一些。事前预测不灵倒还罢了，毕竟经济学家不是星相学家，但事后分析总还得实事求是吧？这要求实在也并不算高，因为你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现实，不能在部分人天天花着实为纳税者上交的“公款”海鲜鱼翅地穷吃海喝时，还说“调节收入分配目前还不到时候”，“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吧。还有一点，少数经济学家不要因为有人在弄明白这些他们自己不想弄明白的事情，就努力贬斥别人，因为在贬斥别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高大一些。在此特别想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是，不要误导社会公众将西方经济学家（包括将中国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经济学家）当神供着，因为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国度里也并没有成为学问之神。
第七编收进了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阿马蒂亚·森的一篇演讲辞《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阿马蒂亚·森前年的获奖之所以成为国际间一大盛事，主要是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关心贫民，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公告列举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长达二十六页，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其研究的命题包括:社会中每个成员对各种事物状态所赋价值（用数值表示）能否以一定方式（aggregate）而构成全社会的价值评价，这种汇总方式是否能既公平又有健全的理论依据？多数票决定是否是可行的决策规则？如何测度收入不平等？如何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状态？怎样能最好地判定贫困是否在下降？导致饿死人的饥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公告说，“通过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森对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新领域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公告还特别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Solow）将森称作“经济学的良心”，他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这篇文章）总是充满了道德关怀。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伦理层面与规范性研究这两个层面，以关怀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福利经济学从来就是经济学的一部份。而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在中国近两年来正成为一个争论中的议题。选编这篇文章，在中国实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这篇演讲倘若用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是“不务正业”，好端端一个经济学家，不去为利益集团服务，去侈谈什么民主价值观？森的获奖，真应该促使中国经济学界认真思考一下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责任问题。
这本论文选编名之为《精神档案》，目的是想为这段历史存档，因为一切人类历史中的核心部分还是思想史。限于编者学识，也许编选水平不高，但至少在已有的经济学论文集里，它的兼容性算是前所未有的一大特点，因为各类人物在此全有完全均等的出场机会。作为槛外人，笔者对于学术虽然外行，但却知道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一人类社会共同的标准。这话已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洋人Donald Kennedy在他那本《学术这一行》里说过，谨录之如下：
“学术自由”常被挂在嘴上，俨然成了金科玉律。这个名词虽然在二十世纪初之后才出现，却仿佛出现了一段极长的时间。“学术自由”浅显易懂，但意义非凡，它指的是大学的教授不得受到政治干扰，它也意谓在各种生活层面中，尤其是学术领域内的非正统思维及非传统作法特别需要保护。……相形之下，与“学术自由”相对的“学术责任”却相对较少被提到，不过，美国及其他民主社会都把两者视为一体的两面。领导美国诸多公益团体的盖德纳谈到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的对称关系时，曾作极佳的诠释，他说：“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约定，缺一不可。”
希望咱们中国的学者们在学习西方各学科的经典理论时，千万不要买椟还珠，学了点理论皮毛，丢掉了西方世界学术研究的本质精神。 (此书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